娄烨:一个流放者的解禁


因为被制度“亏待”,娄烨在这五年里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似乎也为自己在海外开辟了一块有资金和平台保证的园地,“表面上看我比很多中国导演自由。但是,一个人的自由不是自由。况且,这自由代价太高,因为我是一个‘流放者’,要知道‘流放者’是不可能找到什么‘解决方案’的。”

8月初,娄烨的新片《花》宣布入围了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威尼斯之日”单元,虽然在整个电影节的活动设置来看,这只是个比较次要的单元,片子还被排在开幕前放映,现场闷热又冷清。但对华语媒体来说,这是个重要的信号:06年因为《颐和园》遭禁拍片五年的娄烨及其制片人耐安今年要解禁了,正如娄烨在采访中说,他可以回来中国拍电影了。就在娄烨去威尼斯宣传新片的时候,国内又有传言,他的《苏州河》也解禁、上映了;随后,还有关于娄烨即将开拍新片的信息。这些带着庆祝性质的消息至今被证明真假参半。被剥夺拍摄电影的权利、加上他作品天然的话题性,让娄烨的回归颇具话题意味。网易娱乐重新整理娄烨在这5年的际遇,试图还原一个电影人的求存之路和“解禁”的意义。

【情殇《颐和园》】没有悔意,来不及恐惧

他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不太会有人呼应,因为他认为电影行业是一个“婊子行业”。

06年9月1日,娄烨和制片人耐安被电影局叫了过去。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尝试把新片《颐和园》按电影局的要求再次送审:影片在5月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两天才把拷贝送审电影局,耐安曾经向媒体透露,第一次送审时,国家广电总局认为影片在技术层次就存在问题,要求剧组重新送一份样片过去,但剧组为了赶在戛纳开幕前拿到审批,只把原来的样片换了一种载体送到了国家广电总局,但国家广电总局拒绝审查这种样片;从戛纳回国后第三次送审,得到的结果是“等通知”;再后来,以为过审有眉目的娄烨和耐安,在那个周五听取了电影局领导宣读的对他们处以5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的处罚通知。

这一幕当年被一些媒体反复报道过。这是娄烨在《苏州河》后第二次因为违规参赛被禁拍。耐安后来在接受网易娱乐采访时也说,“《颐和园》去戛纳参赛并非娄烨的一意孤行,而是影片所有制片人和发行方的共同决定。我当时做的最坏打算是,《颐和园》可能是娄烨的最后一部电影。”但禁拍的通知还是让他们猝不及防,中国电影史上此前还没有制片人被禁的先例,耐安的公司也得到不能制作电影的处罚。当时《颐和园》海外发行情况还不是特别明朗,失去中国市场对公司来说是损失惨重。

耐安跟娄烨的合作始于学生时代,大学期间她在娄烨导演的学生作业和各种广告片中参与工作。毕业后,她初次作为制片人参与娄烨电影处女作《周末情人》的拍摄,两人以导演和制片人身份合作至今。2000年,《苏州河》因为未通过审查就送往荷兰、日本等电影节参赛,娄烨被禁拍五年,但一年半后他就被解禁,随后拍摄了章子怡主演的《紫蝴蝶》,这部片子也是他唯一一部所谓地上状态的作品。作为制片人,对第一次禁拍耐安比娄烨更警惕,“从任何方面来说,被禁都是一种很不愉快地经历”;但谈起《颐和园》事件,耐安说:“(对去戛纳参赛)没有悔意,也来不及恐惧,我们只是一步一步去解决面临的问题,继续进行电影的工作”。尽管尝试申诉,娄烨没有再次提前解禁。

娄烨被禁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和郝建发表了联名声明,从人的温饱权和生存权角度反对有关部门和条例剥夺娄烨、耐安从事电影创作的权利,崔卫平、王小鲁等学者也有对此事的声援。娄烨在后来一篇为张献民而写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再见到他是我正准备离开北京的前几天,他给我电话说他想就禁拍的事说些话,并强调,不存在支持,只是从知识分子角度发表一些意见……他说他不报任何希望,他认为不太会有人呼应,因为他认为电影行业是一个‘婊子行业’,而他只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驱使,并不想有什么结果”。声明发出时,张献民还没看过《颐和园》全片,在观影后,他觉得剧情内容处理没有问题,也跟他的宣言不违背。他也告诉记者,后来有两个审查委员会的老同志来跟他解释过《颐和园》的事:“一个人拼命解释审《颐和园》那天没去,反对票不是他投的;另一个说的大意是‘画面和声音怎么做得那么粗糙’。”

因为《颐和园》被禁,对娄烨打击比《苏州河》那次更大,那时,记者打不通他的电话;据说,娄烨在一段时间里每天只能靠跑步和游泳来打发时间,耐安也曾透露过娄烨在电话中表示“这5年,我试试看,尽量试着不拍吧。”直到《春风沉醉的夜晚》,娄烨才走出被禁的阴影。

【沉醉不知归路]】最快乐和自由的五年

“所以我们采用家用DV来拍摄这部电影,整个拍摄‘特别保密’,小心翼翼,因为我在禁拍期……”

熟悉或不熟悉娄烨的人说起他,大多都会提到他生活只有拍电影。禁拍令下达后,娄烨本来想通过一些电影节进行新闻发布,后来放弃了,再后来他受邀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聂华苓女士的“国际写作计划”(IWP),同时旁听大学电影系的课程并写作剧本。06年底,他开始筹备新片《春风沉醉的夜晚》,《花》的原著作者、也是编剧之一刘捷也是那个时候联系上了他。

“这五年可以说是我最快乐和自由的五年,完成了我的第一部数字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以及第一部外语片《花》。”娄烨后来在邮件采访里说道。《颐和园》已经触到了会令官方敏感的性与政治(尽管它更多是作为背景出现,并不承担讨伐的任务),两部禁拍期的片子在表现爱与性,以及对社会问题的追思上,形式感更大胆,态度也更从容。两部片子里涉及的人物都活在中国主流道德观之外,但娄烨否认自己是在有意描摹、展示一些“不正常”的生活状态:“我不认为我描述的爱情是反常的,令普通人不适的,我认为普通人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自然的日常生活,如果你能够长期忍受不自然和不自由的生活,你就算不上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人。”

08年的《春风沉醉的夜晚》涉及同志文化和直白的性爱场面,彼时也令一些媒体咋舌。《综艺》的影评人至今提到这部电影时还比作“与被禁对抗”,“一次玩命的实验”。选择这个次文化话题到底有没有对抗的意思,娄烨在很多采访里语焉不详。他总是强调“这是个爱情故事”,他和编剧梅峰选择从这个群体的角度打开一个故事,也不是受某种先入为主的目的驱使;梅峰在去年接受《电影世界》采访时透露,“最开始是想改编李碧华的一个短篇《桃花》,跟同志的故事有点关系,后来是版权的问题不太好谈下来,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问题,就放弃了,但《桃花》给了我们一个题材的判断,是不是做一个同志的东西挺有意思的,但是她那个故事是七十年代的香港,离我们太遥远了。后来跟娄烨做了一个讨论,与其做一个那个时代的还不如我们完全做一个当代。”

《春风沉醉的夜晚》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年轻的新人,比如后来和李玉合作《观音山》的摄影指导曾剑、王小帅御用的演员秦昊,后者因为这次合作成了娄烨的好友。这部影片是用家用DV拍摄,在南京取景,画面质感看着很糙,总是显得不够亮,灯光、机位、构图之类的技术问题似乎都被忽略了。关于这种拍摄方法的原因,娄烨和秦昊有两种说法。娄烨承认,禁拍令在身,客观条件是拍摄的主要问题,“所以我们采用家用DV来拍摄这部电影”,“整个拍摄‘特别保密’,小心翼翼,因为我在禁拍期。实际情况是,我们随时准备着拍摄工作被突然终止。但我们很幸运,拍摄没有被打断。”秦昊觉得,那种看似不讲技法的拍法其实在《颐和园》已经存在:“他已经放弃灯光了,并不是因为要隐蔽。DV有弊端,但有很大的宽容度,展现细腻的关系上是大机器实现不了的。”

秦昊在接拍《春风沉醉的夜晚》前三年,因为王小帅跟娄烨见过一面,娄烨记住了那个戴帽子的男生。邀约面谈后第二天,秦昊拿到了剧本,他第一次答应出演一个同性恋角色。角色离自己那么遥远,片子别说在国内上映,当时可能拍都未必拍得完,秦昊却说自己并不是被娄烨游说动心的,在他看来,娄烨根本不是擅长煽动人、挑事儿的人:“他没有任何说服力,他是我见过最不善于交际、比我更宅的人。除了拍戏、后期,他的交际只限于吃完饭聊天,做这个行业,唯一吸引人的除了作品,没有任何东西。”去年去巴黎探班的时候,秦昊告诉娄烨,《春风沉醉的夜晚》得了华语传媒大奖,娄烨说,“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好意思去拿?”

娄烨柔软但很难推翻、逆转的控制力体现在别的东西上。秦昊跟后来主演《花》的法国演员Tahar Rahim在巴黎喝酒时互相诉过苦:“他语重心长地说拍娄烨的电影很受折磨,很不容易。我说其实你应该很满足,你起码跟一个女的演。”因为角色很边缘、有太多情感的纠结,他觉得心很累:“激情部分很难为情,过不了关。娄烨说这样吧,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都脱光了。我说不用,那样就更没法演了。他对演员最大的支持就是尊重,他不会生气,演不了就下来喝喝酒,全组等四、五个小时,要是状态还是不对,就收工。唯一的煎熬就是,导演给我那么多的空间,我怎么总是做不好?这不是个工作的问题,是对职业追求的问题。”

【《花》之怒放】审查就是推高市场门槛

“这是一个灾难盖过另一个灾难的时代”,旧的敏感词也许会被新的敏感词取代。

《花》08年入围戛纳电影工作室计划后,娄烨很快找到了联合制片合作伙伴,并且很快在巴黎开始筹备,因为当时《春风沉醉的夜晚》的后期工作还没完,所以在巴黎同时为两部影片工作。提及在巴黎的工作,娄烨说,“你会体会到没有电影检查的工作状态。” 这部片子也许是他解禁前最后的欢畅淋漓,因为被制度亏待,娄烨在这五年里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似乎也为自己在海外开辟了一块有资金和平台保证的园地,“表面上看我比很多中国导演自由。但是,一个人的自由不是自由。况且,这自由代价太高,因为我是一个‘流放者’,要知道‘流放者’是不可能找到什么‘解决方案’的。”

娄烨希望下一部电影能在中国拍摄,也透露已经有完成的剧本送审。耐安表示,“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影检相对于五年前更加的务实。” 张献民和娄烨对制度和市场的看法则算不上乐观。张献民认为,审查制度大家都在调整,但有的东西很难有根本变化,“这是一个灾难盖过另一个灾难的时代”,旧的敏感词也许会被新的敏感词取代;另外,“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对未来的思考,从来没有幻想。这些年依赖网络视频和一些年轻人的作品展开对未来的想象,但目前完全是被排斥的,因为未来只能是共产主义,不能有其他未来。只能用历史问题含沙射影,有可能是电影人的问题,但不做出来之前是不知道。”

娄烨觉得中国电影在这5年里没有本质的变化:“电影审查制度仍然存在,表面看是意识形态冲突问题,实质上是利用意识形态建立的市场准入门槛,从而让权力控制市场利益的问题。”当年也被下禁拍令的贾樟柯如今找到了与官方对话、合作的方法。说到被官方承认这件事,娄烨表示:“妥协是该建立在公平的,直接的、真实的、鲜明的、自由的表达和对话基础上的,是建立互相尊重,协商的前提下的。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妥协不过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用来挽回一些尊严和面子的词而已。”即使还要先过审查这关,他也表示不会给自己设限:“我还是会坚持我自己。”

从娄烨专访在微博上的转发数量来看,媒体和大众似乎都热烈欢迎着“流放者”的回归,但前提大多不是因为娄烨的作品,而是他的遭遇折射的社会问题。娄烨被塑造成被制度压制,又与制度坚持对抗的斗士,他但本人没有表现得乐在其中。张献民则认为这种局面不只是官方,也是人们一同造成的,“我跟郝建只是写了几行字,不算行动。后头有年轻人当面骂我,说当时狠一点把枪都抢过来跟他们大干一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我想说,那你干了什么?古典状态下,行动是真实的,但现在很奇怪,行动中添加虚假的成分,大部分行动都是虚假的。仿佛行动的只有娄烨,因为他还在继续拍片。”相比虚张声势的行动,张献民能理解沉默反而是更强大的力量。

解禁,代表娄烨将自然恢复在中国的拍片资格,但张献民觉得它的意义不过是给媒体一个说辞。从微博上传出的《苏州河》将于10月11日公映的说法最终也被证明是假消息,娄烨的“梦工作”宣传人员表示目前还在争取中,“解禁对他或我们都不代表跨过去便是新天地。”

而比娄烨早几年回到地上的王小帅和贾樟柯都面临另一个问题——名气再高,他们的电影进入影院后并没有得到观众的捧场。王小帅跟娄烨讨论过这个问题,“就算你佯装跨过了电审,市场又是一把更厉害的刀!”张献民的观点很纯粹:“我认为要逆时代而动,是要反对钱的,是要把自己变成无产阶级,担心丧失财产怎么可能是艺术家?”但娄烨还是希望电影能在中国上映,自己的电影能卖钱。提到可能即将面临的妥协,他说的最多的词是“试试看”。至于娄烨对他过去面对过多次的障碍还需不需要有所提防和准备,张献民认为,“到达了心理上的崩溃点,有的人会跨越,他有可能就不再在乎这个。比如你拿自己当韩寒,他说的话已经超越媒体的限定,你的标准可能是金钱和政治的双重标准,收入和生活压力可能会让你发生转变,如果你的心理还能生存下来,你会进入另一个状态。娄烨很幸运,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原文刊于网易娱乐频道《电影故事》2011年第十期】

盘思佳

前网易娱乐编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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