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电影手册》得到了挽救”——专访法国电影资料馆现任馆长杜比亚纳

电影手册的朋友们

记者:你怎么看待《电影手册》卖给英国《裴多》出版公司?你认为“《电影手册》完了”,还是“《电影手册》终于能继续存在了”?

杜比亚纳(Serge Toubiana):从我个人来看,“手册”是得到了挽救。1998年,我把《电影手册》的绝大部分股份给出售了,那时我的想法就是拯救“手册”。到2009年1月份被正式卖出前,《世界报》集团在这十年间是“手册”的惟一大股东。我没法对《电影手册》这十年间的演变做出评价,但电影手册》没有消亡,它继续生存下去,继续出版了书籍和刊物。对我来说,卖“手册”是一个积极的决定。

记者:后来为什么《世界报》集团决定出售“手册”给《裴多》?

杜比亚纳:因为亏损极其严重。当《裴多》的老板理查德·希拉格曼说对我对“手册”很感兴趣的时候,就在这里——我们说话的这间房里。 “电影手册的朋友们”协会成员也在,《世界报》集团和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的竞争对手当中,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经济实力,以及对《电影手册》的历史传统的尊重和承诺等角度考虑,《裴多》都是首选对象。

记者:为什么《电影手册》总是处于严重亏损的状况?

杜比亚纳:很简单,没有足够多的读者。当我1974年开始为《电影手册》工作时,赛日尔·达内是主编,我是他的副手,那时“手册”的销量就只有大约3000份左右,可能还不到。

杂志慢慢开始重新起步,那时候我们刚从一个很艰难的时期走出,想要表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图片,没有电影。我们只能重新和戈达尔、特吕弗等新浪潮成员恢复联络,开始参加不同的电影节。1978年,“手册”才第一次前往戛纳电影节,距离1968年的五月风暴已经过了十年。

记者:这十年你们是怎么过的?

杜比亚纳:1979年,我说服达内要在“手册”里做一个信息类的小手册,他就让我全权负责这部分,我们做了一个16页的信息手册。慢慢我们努力实现了8000份的发行量;1981年,我们庆祝“手册”30岁的生日,出版了两册关于法国电影的特刊,很成功。我们在巴士底狱举办了1000 多人的盛大庆祝晚会,精彩极了,雅克·塔蒂和玛格丽特·杜拉斯共舞,夏布洛尔、侯麦等《电影手册》的朋友们都来了。

两个月后,密特朗上台,达内和我说要离开“手册”,去《解放报》。

记者:接下来你接替达内做主编?

杜比亚纳:对,1981年我成了《电影手册》主编。接下来怎么做?我说我们应该做个美国特刊,于是队伍去了洛杉矶,和美国电影重新缔结了纽带。本来计划做一期,结果我们做了厚厚的两期,里面有大量的信息、图片和访谈,雷蒙·德帕东是当时的摄影,这两期都卖得特别好。之前,达内还特邀玛格丽特·杜拉斯主持编辑了一期,一路绿灯,一共卖掉了5万份,是《电影手册》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

“手册”300期的时候,我去见了戈达尔,特邀他为主编,那一次也很成功。

“手册”40年庆的时候,我决定将编辑权全权赋予文德斯,结果也很成功。整个1980年代,《电影手册》的发行数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最后达到 3.5万份,这对“手册”来说已经是很多了。

适应世界语言不是件坏事

记者:“手册”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

杜比亚纳:之后进入1990年代,因为《studio》和《首映》等的出现,“手册”有些走下坡路。那个年代,很多人还是会去电影院,纸媒依旧风光。但是《电影手册》始终处在亏损状态。尽管我们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出版书籍,发行特刊,和记者编辑一起,组成小小的企业,但我们知道每个月都不容易,付完员工的工资,总会亏一点点。我一直想办法筹资金、拉股东。

当三个月前《世界报》卖掉“手册”的时候,杂志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发行减少了,广告没有了,大家的工资和各项费用还都要支付,否则《世界报》是不会卖它的。

记者:你们在讨论买家时,是否讨论过《裴多》的英国身份?

杜比亚纳:讨论过。其实这更多是一个技术性考虑,因为需要用英语沟通。我们同属欧洲,在哲学范畴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你看弗拉玛里翁出版社(法国第四大出版集团)也已经归属意大利——所有者不是法国人并不妨碍我。

《裴多》老板理查德·希拉格曼是只说英语,这是惟一的问题,但学会一门世界语言并不是件坏事。我惟一关心的是他能否在不改变“手册”本质的同时拯救杂志。“手册”始终应该是一个反思性的、激发人们兴趣、保持独特口味的杂志,这也是我做主编时一直努力去做的:让“手册”成为一个对话、对抗,各抒己见的平台。

没有访谈是对“手册”的亵渎

记者:你怎样看待《电影手册》的独立性?

杜比亚纳:所谓的独立根本没有意义。人们总是害怕失去独立性。真正的独立,是一种彻底的独立,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想做的事,可以依靠自身力量达到平衡,不需要别人的钱,这才是独立。如果你总是亏钱,到了某一刻必然在要求独立的过程中变成势弱的一方。

当我知道“手册”里一些事情之后,也在刻意回避,比如在“手册”的时候,我不对后来接手的人做评判,而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该做什么。

如果被自己对独立的要求蒙蔽了双眼,必然会从高处掉下来。

记者:是否可以理解为,对独立性的保护,限制了《电影手册》的发展?

杜比亚纳:比如说有一个时期,“手册”上的访谈完全消失了,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对“手册”的亵渎。它曾经以许多独家的优秀访谈著称,我在的时候发表过成百的访谈文章,如果每月买杂志的读者再也找不到著名影人的独家访谈,会丧失对杂志的兴趣。如果大家在其中再找不到和电影的关联,“手册”就会渐渐变成一个只有意识形态的影评杂志,只有对电影的观点。

记者:你说现在的“手册”又陷入意识形态,跟上世纪70年代的经历一样?

杜比亚纳:是的,但不是从政治角度的意识形态,而是美学角度的意识形态上来看。它缺少深度调查、提问、对话、旅行的乐趣,这些对“手册”的平衡非常重要。

记者:也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理论说教?

杜比亚纳:这正是我作为读者的感受,也许可以从某种角度解释它今天为什么丧失了读者群。看看现在的封面,我们不禁会自问,为什么明明有其他可能,却会选择这样的封面?大家要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要制造好奇吸引观众,这是当年我对编辑说的话,千万不要把自己封闭在电影里面。

记者:《电影手册》易主之后,这些情况会首先得以扭转?

杜比亚纳:希拉格曼很清楚一件事,就是《电影手册》本身就承载着一种价值,拥有品牌效应。无论是香港、纽约还是北京,《电影手册》这个名字都拥有格外意义。从此出发,也许就可以思考“手册”的未来,比如用法语之外的语言编辑杂志。我并不悲观,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谁会以什么方式来操作,但我确信这里面是有机遇的。对我来说,每一次“手册”遇到困难,有合作伙伴的变更,人们都很难接受,因为大家太害怕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希拉格曼买下它是为了让它可以发展下去,至于具体操作,我毫无所知,我希望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记者:“电影手册的朋友们”协会对《电影手册》的控制力究竟有多大?

杜比亚纳:协会成员平时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只是在危机的时候站出来。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手册”的社长傅东和主编布尔多的格格不入,他们两人在“电影手册的朋友们”协会上很明确的表态,彼此完全处于对立状态。当《世界报》宣布出售《电影手册》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相反,他们公开表示对彼此的敌对,这不仅削弱了他们本人,也削弱了编辑部内部的力量。

(原文发表于《南方周末》2009年05月20日,特约撰稿人刘敏和记者袁蕾是此文作者。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28666

刘敏
刘敏

旅法记者,影评人,曾为《电影世界》驻法记者;十多年来,协助新浪娱乐报道欧洲三大电影节及其它重要影展,并受邀为《南方周末》,《周末画报》、《北青报》和《大众电影》等众多国内媒体撰写影评、电影节和文化报道。凭借在法国积累的多年经验人脉,近年来还致力于电影制作和宣传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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