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严浩


《浮城大亨》上映了,想起两年前给严浩导演做的新浪潮访问。这是我三年电影杂志生命中唯二喜欢的访问之一(另一个在此 http://www.douban.com/note/75496885/)。访问约在佐敦的一家带茶座的佛教书店,他说自己常常到这里来。故事的传奇性和他本身的人文气质都令人难忘。文章刊发前,我死皮赖脸追着他要旧照,他慷慨找出压箱底的珍贵照片,并自己附了图注。没有亲口向他说出的谢谢,就在这里讲吧。
全文在此,以觞读者。

 

【□采访/杨不梅 □整理/莫非是、Sugar □文/秦五、莫非是 □编辑/撇未、杨不梅 原文刊载于2010年6月号第31期《香港电影》杂志】

★严浩的片单拉出来,有着再鲜明不过的主题:[似水流年](1983年)、[天菩萨](1987年)、[滚滚红尘](1990年)、[棋王](1990年)、[天国逆子](1994年)、[太阳有耳](1996年),13年的脉络坚定地沿著「中国内地」生长。在香港导演中,绝不多见。
★其实他的成长经历,又岂是别的香港导演可以复制:生长在红色家庭,父亲是知名的左派文人,自小爱看红色小说;躁动的青春期念的是左派中学,赶上内地十年浩劫的开端,1967年文革波动到香港的三个月,跟同学出门放土制炸弹;改个新疆名字就离乡背井地去新疆玩,一路光怪陆离的景象刻进脑海里成了后来的[棋王];年纪轻轻就甘为「信仰」舍生忘死……直到曾经不移的信仰变成人生最大的困惑。
★[茄哩啡]在1978年上映,那之前他的人生已经转折多次:因为文艺特长被招入银行,驴唇不对马嘴地跟钞票打了三年交道;被第一映室放映的电影吸引,走去英国念电影学院;留洋时颠覆之前狭隘的世界观,有关「民主」和「人文」的思考开始进驻脑海……在电视台拍的单元剧《年青人:1977》里他就尝试反省人性、思考命运,开始拍电影后更是如此。
★他半道出家,受世界名导的影响可能是阶段性的,但他作品里的那些细腻刻划与克制着情感的矛盾表达,却在1979之前,出生之后,就如影随形。


图1:严浩(左)和父亲严庆澍(右)在一起


我的故事就由我爸爸(注1)讲起吧。我记忆里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很忙,永远都在写东西,每天要写一万字──我以前写剧本的时候,写不到两千字就头昏脑胀了。所以我有一半时间看到的都是他坐在书桌前的背影,另一半时间也都很破碎。他当时在晚报(《新晚报》)做主任,所有事都要经过他,他时常都是我们已经睡了觉才回家,也没有周末,一年就只能放七天假。

他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感觉写东西、做文学这方面的事是很必然的,因为从小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对我是一个很熟悉的行业。当时家里没有电视机,收音机都很少听,但有很多书,所以我从小就看小说,很小的时候就看俄国的作品,看内地的作品,《林海雪原》(注2)之类的看了一大堆。记得还看了《西游记》,觉得猴子、猪八戒好可爱,还看《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水浒传》对我人生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本书,我喜欢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小学已经偷酒喝了,到现在都很喜欢喝酒,都是《水浒传》教出来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看的是什么书,因为是文言文,而且是禁书,开头的几页都没有了。我之所以看书还因为当时有个很大乐趣是吃零食,吃零食的话一定要找一本好看的书边吃边看,结果变成后来有个坏习惯就是带零食去戏院。小说里面会有很多的心理描写,描写得特别好,所以我从小就喜欢想事情,变成后来我拍戏时,很多人说我对角色的感情描写很细致,可能就是那段时间培养出来的。

我现在写文章就是因为小时候这种无意识的薰陶,现在回头去看我四年级时写的一篇文章,仍然觉得很好,原来我一直都没有进步过(笑)。那篇文章叫《台风来了》,当时我住四楼,有个乐趣就是在窗口那里望楼下,看楼下的人走来走去,有一天下雨了见到他们跑,就写了台风来了,他们跑啊跑啊。当时是想发表的,但我老爸就收起来不给我发表(笑),他希望我谦虚一点,所以反而留下来了。

我从小就很喜欢一些表达性的东西,比如音乐。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听唱片,而且要站在唱片上面和它一起转,很兴奋。我记得第一次听古典音乐,觉得好好听,都不记得自己在做的事情了。到现在我还很想做的是作曲,我跟了一个师傅学功夫跟了二十年,我还给他的功夫写了一个音乐。我在拍戏做后期的时候,什么都要确定的,其中一个就是音乐,我总是很感激我中学时候那些文艺训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音乐,所以我对音乐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具体到你不可以用哪个乐器,具体到哪里的旋律好像太多了,我都会说。人长大了之后,发现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是不一样的,很奇怪,每个人都会倾向于一件事情,有的人生出来就是一个组织人才,有的人生出来就是一个跳舞人才,自己很必然地就会喜欢做一件事。


小时候爸妈跟我们讲国语,我们跟他们讲广东话,到现在我的广东话都有口音,而他们的国语也不准了。(笑)

我们家八个孩子,哥哥姐姐都在香岛中学(注3)读书,所以我后来能到香岛中学读书觉得很光荣、很开心,因为哥哥姐姐做的事,我也做了,我长大了(笑)。后来我的弟弟妹妹读的也是香岛中学。

我很喜欢上学,因为我们学校的气氛很好。我们的学校是一个红色学校,我整个长大的气氛都是红色的,我们还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香港的「五月风暴」等,我们也要向毛主席像“朝请示晚汇报”。红色环境会让你很感性,产生非常庞大的爱国热情。

图2:中三用爸爸送的第一部相机和班中「不良少年」拍的相片

读中学那时候发生了「五月风暴」,我们参与了,当时正上中三,大概14岁。学校在这个活动中有两个组织,一个叫行动组,出去搞游行啊,放菠萝(土制炸弹)啊,不过菠萝都是假的,就是讲到明是假的,挖一些泥放在铁的月饼盒中扮成的。后来有一次要我去亚皆老街火车桥放菠萝,我很害怕很害怕,怕到不敢去放,后来(终于)有一个好大胆的同学去放了,我们就远远地看著。还有一个叫宣传组,排练很多语录歌(注4)啊、忠字舞(注5)啊、三句半(注6)啊、对口词(注7)啊,现在这些都绝种了(笑)。所以好多年之后流行Rap,我觉得都很老土,我们小孩子那时候就Rap很久了(笑)。我们那时好像斗狠一样,唱歌跳舞,在学校里表演,在工会里表演,去渔民中间表演,甚至去街头表演。在街头表演很刺激的,因为真的会被人抓、会被人打。我们试过在街头表演的时候,有工友放哨保护,我不知道他们是做哪一行的,但是块头都很大,在附近的大厦望著我们,帮助我们,一有事就叫我们赶快走。那些日子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参加了一部电影。家里人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又不能说我们做什么,只是说上学,但其实他们肯定猜得到。我知道他们很担心,但又不会阻止我们,妈妈和我说,她觉得儿子做的事是应该的。有谁会天天想到死,但我们那时候分分钟走出去都会死,天天都准备死。就像我们背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它讲的是「牺牲」啊。我后来拍的电视《年轻人:1977》(注8)里的主角多少有我的写照,在十年之后回头看这段经历。

这个暴动其实只有三个月,但我一直以为有一两年那么长,直到去年想写个关于这个的剧本,上网查才知道原来只有三个月,但就觉得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很幸运只有三个月而已,如果真有一两年那么长,估计都早死了。其实我很珍惜这段经验,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不是人人都有的经验。但严肃来讲,我觉得学校当时是不应该让我们参与这个运动的,因为很危险,好多同学都出了事,忽然之间你会早熟,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个观点。现在不是说去谴责学校,而是说这个事情是一个教训,教会我们一些东西。你所付出的热血和信仰,到最后可能会发现是假的,是错误的,整个运动都是否决的,那你怎么去接受呢?这就是个烙印,几十年来都很难淡化。所以我的戏里有很多都是讲这个事情的,很难淡化,我觉得直到三十岁那时我还是有那个烙印在的。到了四十岁开始好一些,那时候才慢慢淡化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很早就已经开始思考了,可能因为我的星座问题,我是摩羯座的,是耶稣和毛泽东的星座,很沉重的,想事情、讲事情都很沉重(笑)。就星座而言,我们是地球上最勤奋的,我们都是不停地在做事,不停地在鞭策自己。相对而讲都很冷淡的,因为发现世事太复杂了,(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我姐姐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沉闷的人,不喜欢说话的,我大哥说我「满脑门子官司」。(注9)

除此之外我们学校和其他香港的学校一模一样的,都是教中英数,香岛的会考成绩很好的,有很多人才。


我记得我后来有投稿小说,写了一个连载的《青春奏鸣曲》,在《新晚报》(注10)上发表,但是都丢掉了,怎么找都找不到,我觉得有点可惜,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当时我用的笔名叫阿不拉提,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新疆名。

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呢?那时我大哥在广州读暨南大学,文革串联(注11)的后期,红卫兵要回本单位去,有一些新疆同学要回新疆,就叫我和大哥一起去玩,当时我在香岛读中学,哥哥问我去不去,当然去啦。当时因为是回原单位,所以不能说自己是广州人,要说自己的新疆人。我拿的是香岛的学生证,不行的,不知道怎么就将上面的「严浩」改作了阿不拉提,就蒙骗过去了(笑)。

我们是搭火车去的,很辛苦,我曾经写过这一段。当时是从广州站出发,那些车是不准时开的,在火车站等了一整个晚上,忽然说要开车了,所有人都冲上去,差不多是几个人争一个位子。我当时小嘛,但我哥哥和新疆人块头都很大,他们上去了但我上不去,火车开了,那我只有跑啊,就像电影情节一样,所以后来我很喜欢拍人追火车(笑),因为有这个情意结,但其实是很恐怖的。火车开著,我跳起来吊住了窗框,这时靠著窗的人就来关窗,眼看我的手就会断掉,突然间我的一个新疆朋友推开那个人,另一个就拉著我的手,直接扯了上来,我胸前衣服上所有的纽扣一粒粒地脱线爆开,我就这样上了火车。上去之后,很挤,到处都是人,有床头架睡是最好的待遇了,去厕所是要翻山越岭的,而且厕所里都有人。[棋王]中小岑建勋坐火车的那段就是我的亲身经历(注12),这段经历是很难忘怀的。

到北方的时候,你会见到那些原野,太阳升起的那刻会见到地平线慢慢移动,我一直看到不能再看,那种感觉不能用语言形容,香港是看不到这种东西的。沿途除了见识了河山之外,还看到humanity,就是人性啊。我上车的那一刻已经很(能展现)人性了,大家都在争,上去之后,「对不起,是我的利益我就要保护。」「我上来了你没上,你死不关我的事。」「你条命凭什么比我更贵。」

一到新疆我就到处找东西吃,因为几天几夜没有吃东西了,那时候餐厅都打烊了,没有开张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羊肉饭的,那碗饭上面就摆一块羊排,羊排不像法国餐厅那种,硬到咬不动。于是我和大哥就一人叫了一碗饭,但怎么样都不吃下那块羊排。饭也是臭的,我记得大哥是吃完了的,真的太饿。我们是住在一间大学里面,大家睡在地板上。学校有个毛泽东雕像,举起一只手向大家示意的样子,大家就去看那个雕像。一起去的一个澳门的同学见我走得那么近,叫我小心点,不要乱来。我当时心里很怕,因为我已经站在了毛泽东像前面,这时我应该怎么做呢?于是我伸出手跟毛主席雕像握了一下手,很崇拜的样子。这是我第一次演戏,(怪不得)演了这么多年都拿不到最佳男主角。(笑)我做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为保护我的生命安全,在一个很危险的时候,如果我做错一个动作,真的会被人打死的,捉住我批斗,肯定回不来香港,那时的气氛就是这样。去新疆前后有一星期到两星期,在这个不是很舒适的旅程中,我觉得有些人对我而言是好的,还有些人是坏的,但不会涉及到信仰这么复杂的东西。

到了新疆之后,有一天听说澳门发生暴动,之后香港也发生暴动,上面说的那个澳门同学,他是澳门的侨生,我记得他在操场上面听广播:澳门爱国同胞,什么什么伟大的胜利……他一直很紧张地在听,后来回到香港的时候也知道了香港发生同样的暴动。因为在内地经历过这种场面,想不到在香港也会有这样的场面,在学校就觉得自己很有经验,很像一个老大哥,跟他们说红卫兵的样子,我还有袖章什么的,就开始演绎了,觉得很威风。其实参加这么大的一个政治运动,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是很威风的,周围的人都说你做的事是对的,开始拥护你。年轻人就是这样被人家当做了工具。

图3:1966年去新疆途中经过西安,旁边是大哥哥和表姐表妹


中学毕业之后我去了银行做事,那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我不是说在银行做事不好,很多人争着去,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在银行做事工资是那么高的,刚进去都有一千多。我最近写的一个剧本就是讲香港第一个华人大班,太古的华人大班(注13),80年代初他的工资只有1400块,但我(七十年代初)离开银行的时候工资已经有3000块了,但我还是整天觉得不够,也没有谈恋爱,不知道怎么就没了。我觉得很痛苦,是因为我不会(银行那些事),所有的数字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为什么会去银行呢?不是因为我数学好,而是因为我会拉手风琴。那时大概是1970年左右,早期的香港左派银行真的很「左」的,不像现在的内地银行是为了市场而经营的、是为了赚钱而开的,而是为了团结统战(注14)而做,那个时候人事经理在里面就是负责统战的东西。统战自然少不了音乐和舞蹈,音乐和舞蹈自然少不了会拉手风琴的,他们来香岛找,那当然就是我啦,就这样去了。

找了一个我这样的人来银行,银行方面就很麻烦了。最初我去的时候负责的是汇钱,那个时候还很流行汇钱回内地的嘛,不像现在是在内地赚钱回来,每人一般会汇三四十元,十元都有人汇,没有汇几千元的,汇五百元已经很吓人了。我那个时候怎么给人家找钱的呢?比如你汇五十,给我一百元钱,那找你五十元钱就没事了,但我不是直接找五十元给你,而是找五张我不喜欢的纸币给你。有一次我不喜欢的那张纸币是五百元来的,因为我觉得它颜色不好看,看它不顺眼,就把它当五十找给了人家。到晚上,(才发现)不见了几百元钱,去哪里了?我说完了,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有一个同事很有经验,说肯定是我找钱的时候错找给别人了。于是他就拿著客人留下的地址找回去,我也一起去,我清楚记得那个情形,一个阿婶打开门,说:「我也不知道给我找了多少钱,没看就直接拿了回来。」就这样找回了几百元钱。这次是很幸运的,大多数时间我都是问我妈妈拿钱或用自己的钱补回银行,所以银行给我的工资就永远都不够用(笑)。我眼中的钞票上是没有数字的,认的是画面和颜色,我那时不知道别人跟我想的是不一样的,以为别人都是这样想的,后来我才知道人有两种,有的人是有文字思维,有的人是有画面思维。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纸币面值,做导演的人怎么会那样想东西,是看画面做事情的,颜色不好看又有鱼腥味,有什么好的,就放在抽屉里了。我生出来就是那个(导演)命,没办法的。

后来他们调我去了总行,因为总行要成立文工团,也没有人拉手风琴(笑),就从分行强行把我挖了过去,分行经理就很生气,因为逢年过节就没有人出来拉手风琴、欢迎街坊了。我去了总行之后,他们把我放在会计部,银行的核心就是会计呐,他们居然有胆子把我放在会计部!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我每天都算错(笑),怎么会算对呢?真是(笑)。坐在我对面的那个朋友人非常好,叫山东佬,每次都说:「哎呀,拿来吧,我帮你算。」那个时候也没有计算机,有我也不会用,都是用算盘,我会打算盘,但打得也不准,对面的山东佬整天都帮我打打打,后来山东佬就变成我很好的朋友。山东佬很独立的,放假就自己去爬山,那个时候香港的山真的是山来的,没有无端端建个别墅在上面,也没有非法移民上来打劫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人这么有性格,就跟他一起去,两个人走得很远很远,到已经不认识的地方,照回来的照片都是大山谷。后来这个山东佬做了整间银行的副总裁。

除了上班以外,还要我们值班,那个时候也有保安值班,但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我们职员轮流值班。每次值班,晚上银行所有冷气都关了,很闷,我们就打乒乓球,拉大提琴,因为文艺组都在那儿,后来就什么都会玩了,大提琴啊,小提琴啊,二胡啊。


开始接触电影是我在分行的有一天,好像是国庆,我们在唱”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时,突然走来两个很奇怪的人,一个是外国女人,一个是「半个外国男人」,样子很像桥底下的吸毒青年,胡子很长,很瘦。原来他们是我姐姐的朋友,住在附近的,听我姐姐说我在这儿工作,就来看看我。他们都是亲左派,女人是英国人,男人是在英国长大的中国人,他就是梁普智(注15)。在银行的时候,梁普智介绍我看了些很特别的电影,介绍我去第一映室,我在那儿看了很多奇怪的电影,觉得看电影的气氛跟普通戏院不一样,周围看电影的观众也不像其他戏院里的人那样吃零食,差不多是要穿著西装去看,看电影是一种文化活动来的,我(那时候)开始觉得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有魅力,就这样开始(正式接触电影)了。

梁普智告诉我英国有一个电影学院,(我才知道)电影也可以读的,后来有这个心之后就想办法去考。我出去读电影回来之后发现,同期很多人都是向我那样去读,然后回来,大家彼此之间都不认识,回来才知道(走了一样的路)。那以前没有人读电影的,我觉得是第一映室在香港的年轻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突然之间给年轻人开了一个窗口,知道了原来有这样一个东西叫电影学校,可以把电影视为职业。

其实我那个时候本来想继续读音乐,但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学琴,没有正式的训练,不能去考音乐。我也没有去会考,我上不到大学的,因为我喜欢学校的氛围但不喜欢考试,那是一个很机械的事情,我不喜欢这么框框的东西,我就跟我妈妈说:「妈,我不想去会考。」还好那个时候有很多考生会无端端跳楼,我一说不考我妈不知道有多开心,她怕我跳楼(笑)。所以电影就变成唯一一个可以让我脱离银行(的途径),而且也是我喜欢做的事。


我去电影学院考试的时候,交了一张照片、一篇影评,还有一张乐谱,因为那个学校需要你交一个剧本,要不就是一篇影评,要不就是摄影作品,要不就是写一个音乐,就像选港姐一样,有什么才能就都表现出来吧。去伦敦没多久,我认识了阿Ann(许鞍华),因为没有几个人是从香港来的,她高我一届还是两届我不记得了,她应该是我这行第一个朋友来的。不过当时我们的交流不多,她当我是个o靓仔。(笑)

那边的课程是两年,什么都学的,从导演编剧到摄影剪接到打杂,最后为了让我们适应这个行业的特性,就开始培养我们的竞争气氛,你如果要做导演,就必须要出剧本,大家来投票,就这样竞争。那时有拍一些学生习作,我记得我第一个短片是一分钟的,讲一个钢琴家在演奏之前走向钢琴的那段路,开始有很多独白,我忘了他讲什么了,总之就是讲讲讲,后来他走到钢琴前把琴盖关了。我们当时有很多音响效果,那就有啪的声音,后期放进去的嘛,但我的片子里,钢琴盖关上时是没有声音的,同学说以为严浩这个人很精明的,没想到都不知道放个「啪」进去。但其实之后才「啪」,然后很多音乐声出来,原来那个人是傻的,精神上有问题。我记得后来第二个拿去竞争的剧本也是讲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画家,后来他吃了自己的画,我不知道为什么整天都拍精神有问题的人,真是奇怪。

这两年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因为我是一个反英斗争出来的一个战士,之后我却去了英国,去一个欺负了我们一百年的帝国主义国家去学习,那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很可恨的,因为他们在街上做了一个赌钱的假局,用扑克牌玩,见到我就抓住我的手说放钱下去,那当然是我输啦,所以第一次接触英国人就是这样,骗了我的钱。那时候英文很烂,语言完全不通,英国对我来说都是敌人来的,都是腐蚀我们的,没有一样是好的。所以到这个地方除了新鲜就是开眼界,因为我慢慢发现英国人基本都很人文主义,而我们在香港接触的英国人都是搞政治的,很少接触英国人,除了梁普智的老婆——所以我一直以为英国人里面只有一个好人,就是梁普智的老婆,原来英国人里面也有很多是好人的(笑)。我发现所谓帝国主义不帝国主义,其实都还是人而已,人也有好人和坏人、忠人和奸人,所以后来我的人文主义倾向很重,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任何的主义,你认同它就是主义,不认同,大家仍然都是人,世界上就是人和生物,所以我现在跟动物都非常之好朋友(笑)。

图4:出道英国在牛津进修英语泡丹麦妹未遂(编者注:必须说明这是严浩自己加的图注…)


毕业之后因为英国没事做——英国的影视到现在也不发达,也不会让我们留下来做事,那就回香港咯,选择就是电视台。

我好像是1975年暑假回的香港,同一个夏天就找到事情做了。我去过丽的电视面试,人家去面试就带著个「面」去面试,我觉得只带著「面」去有点骗人,就写了个剧本,拿著剧本去面试的时候人家就看你的剧本不看「面」了。但丽的那边说他们不需要写剧本的人,已经有了。又听说佳视他们有一部戏要拍,可以去做摄影师,当时有个朋友是跳芭蕾的,是杨凡(注16)的朋友,跟我说杨凡找摄影师,就找了我,拍的大概是一个爱情故事,具体没印象了。我不敢看我拍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黑匣子里面在干什么,转转转我不知道在转什么,我们这些画面思维的人怎么可以容忍黑漆漆的东西,很没有安全感,就这样没有做摄影师。但过了很多年之后,人家说我拍得很好。(在佳视)大概待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认识一个娱乐版的大姐,是父亲的同事,叫杨莉君(注17),杨大姐知道我想进TVB,就想办法介绍我去,第一个介绍的就是陈韵文,她老公就是我在TVB拍的《年轻人:艺术人生》剧集里的那个主角,他那时刚从法国回来,但他上个星期过了身。(刚进去的时候),电视不会让我们拍的,但有工作做已经很好啦,而且是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在TVB工资不高,但干得很开心。

回来之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和TVB朱克(注18)写《功夫热》剧本,他是我的恩师,我跟他写的时候还没有入行,TVB还没签我,写著写著TVB就签我了,所以是他带我入行的。签了我之后,我就做了编剧,做了编剧之后就开始有导演赏识,其中一个就是许鞍华,我就帮她写剧本。那个时候我始终想转去做导演,后来有一次,我记得阿Ann在拍《奇趣录》,其中有一段要去大屿山拍那些僧人怎么做牛奶,那里女人不能去,只有男人能去,我们就去帮她拍些东西。那一集其中一个导演就是我,所以应该说我在TVB做导演是许鞍华提拔的(注19)。之后我不想再做编剧,就写了封信给梁淑仪说我回香港来是想做导演的,就这样转去做了导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顺利),可能那个时候真的需要人吧,那时电视刚刚开始蓬勃。我们这个行业很奇怪的,其他职业平时的同事可以在办公室见面,我们不是,开工的时候是见不到其他人的,戏也不可能是两个导演、三个导演。有缘分就聊聊天喽,大家都很忙。

晋升后我记得当时第一个监制的就是儿童节目《跳飞机》,名字是我想的,然后就转去菲林组。

在TVB三年我出了很多作品,真的拍得挺好的,小有名气的啦,而且已在美国纽约国际电视节拿了一个奖,那是《CID》的《冤狱》,梁淑仪说要我拿一集戏去参展,我说不如拿《CID》那集吧,我觉得比较成熟一点,就这样拿了奖,拿了奖当然是一个肯定啦,很开心的,那个奖现在在电影资料馆,我所有的奖全部送给了电影资料馆。其实那个时候都播得都挺好的,最可惜的就是因为是用大带拍的,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帮TVB节省,就将我们的带子都洗了,所以没有留下来,很可惜。

TVB的三年,积累了很多实践的经验。后来有了机会拍电影,那我就去拍咯。我从伦敦读电影的那一天开始就(立志)要做电影了,我从没有哪一天怀疑自己做不了导演,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做不了导演怎么办。其实我没有怎么样挣扎去做导演的,我做的事就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我很投入,我很喜欢做。

图5:严浩在菲林组的作品《北斗星》


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于仁泰(注20),那个时候互相不认识的,但我们都有个都认识的人叫林子祥,林子祥那个时候在一个地方唱歌,下去之后他就跟我说:「有个朋友想认识下你,叫于仁泰。」于仁泰就说:「我们想找你当导演,拍一部戏叫[茄里啡]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我心里面笑了一轮之后很Cool地说:「好啊,我可以考虑的。」就这样开始了,就像天上掉馅饼。

出去拍戏其实没什么大的障碍,电视到电影的转变其实不是那么大,分别就是电视短点,电影长点,拍电视都是单元剧。但其实这么多年来所去学习的,都是怎么样好好地去找一个题材,还有怎么写好剧本。那个时候我跟于仁泰还有陈欣健合作了一间公司叫影力(注21),后来很多很多在电影周刊、报纸的朋友,大家就合起来庆祝,很开心的。

电影的想法是于仁泰和陈欣健(注22)的,剧本是陈欣健帮我一起写的。写得非常非常辛苦,我记得中间辛苦到不知怎么进行下去,辛苦到我走到山上面,简直是流著泪对天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什么什么的。TVB写剧集的时候我已经在公园对著天哭了一次了,写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是对著天哭了一次,后来我发现我可以每年都哭一次,没所谓的,永远在挣扎,永远在辛苦,那个创作的过程是很孤独的,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注23)

图6:拍有生以来第一部电影作品时,邀请妈妈担任主要演员

【注释】
1. 严浩的父亲:严庆澍(1919-1981),江苏人,笔名「唐人」。1949年移居香港,任职《大公报》。1950年转任《新晚报》主编。著有长篇民国演艺小说《金陵春梦》等知名作品。1977年起任全国政协委员,去世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2. 《林海雪原》:1956年出版的内地小说,作者曲波。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东北山区土匪斗智斗勇的故事。
3.香岛中学: 1946年创校,现有又一村桃花源正校、天水围及将军澳分校,是一所传统爱国学校。曾有严浩、黎姿、苗侨伟等电影人就读于此。
4. 语录歌:根据毛泽东语录或者名言而改编创作的革命歌曲
5. 忠字舞:文革时期中国内地流行的一种表现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与热爱的集体舞蹈,配合语录歌进行游行表演。
6. 三句半:中国内地民间传统幽默语言艺术,每段内容三长句一短句,由四人演出,前三人说长句,后一人说短句。
7. 对口词:由两人表演的语言形式,一说一对,语速较快,配合夸张动作。
8. 《年青人:1977》:严浩在TVB拍摄的电视剧集,「审视几个经历过火红年代的年青人,带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如何自我定位。作品犹如他告别电视之作,包含著告别旧日的我,重新出发之意」
9. 「满脑门子官司」:北方方言,形容情绪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心理状态。
10.《新晚报》: 由《大公报》在1950年增设的晚报,是一份左派报纸,在娱乐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为港人提供多方面资讯。1997年7月27日因市场萎缩、经营困难停办。
11.串联:又称「大串联」,1966年文革鼓励全国各地学生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路费全免,由此引发全国学生大串联热潮。
12.即[棋王]中,北上的小岑建勋和梁家辉饰演的棋王王一生在将去劳改的火车上的戏份。
13. 华人大班:老牌英资企业太古集团的华人主席,首任华人大班是陈南禄先生。
14. 团结统战:即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思想,「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15. 梁普智:广东人,1939年生于伦敦,英国长大。著名导演、编剧、演员。代表作品有[杀之恋]、[等待黎明]、[英伦琵琶]、[夜惊魂]等。近年作品较少,偶有广告作品面世。
16.杨凡:台湾籍导演,于台湾和香港成长,现长居香港。年轻时曾游学美国及欧洲。1973年回香港后,担任当职业摄影师。1978年一度替佳艺电视台当编导及制作人。其后加入电影圈,作品以唯美见称。
17.杨莉君:笔名韦妮,香港作家联会会员、资深专栏作家。曾任《商报》、《大公报》记者,后为《星岛日报》、《大公报》写专栏,反应不俗
18.朱克: (1919~ ),1948年开始任副导演,活跃于编剧、演员、导演等岗位,曾于长城影业公司任编剧,后成为资深电视人。
19. 1976年初许鞍华在TVB筹拍警匪片集《CID》,找到在英国留学时代认识的朋友严浩帮忙编写剧本,是年夏天拍成四集。1977年三月许鞍华为廉政公署拍摄宣传片集《ICAC》,又找来老搭档严浩,以及陈韵文,编写剧本。
20.于仁泰: 1950年生于香港,在英国读中学,后到美国攻读工商管理,其间又在南加州大学修读电影课程。代表作有[夜半歌声]、[白发魔女传]等。1997年进军荷里活。
21.影力:1977年下半年,严浩和余允抗、于仁泰、陈欣健,在缤缤公司的支持下成立名为「影力」的电影公司,成为最早一批由电视转入电影界的「新浪潮」先行者。
22.陈欣健: 1945年生,曾任职刑事侦查科警司。是金像奖史上第一位司仪,曾任电影协会副会长兼金像奖副主席。银幕形象多为警察。
23.[茄喱啡]于1978年12月14日上映


【链接阅读】
“说故事的人:严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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