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导演钮承泽专访: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我难以言说。

采编/雪风

就像你所说,现在有一批新的台湾导演,你觉得他们能再掀起像候孝贤杨德昌他们那样的台湾电影新高潮吗?

你让我说此刻的感受吗?我觉得可以,而且我会尽力地让这件事的发生,虽然我很谦卑,但我会很有志气地让这件事发生,而这也是我未来三年要做的事情。

作为今年上半片台湾一部现象级的电影,《艋舺》对于我们的触动,倒真不在于它在竞争激烈的春节档抢下3亿新台币以上的票房,在内地这个票房以过亿人民币作为起跑线的电影市场来说,这个数字显得普通无奇。

它对于内地电影的真正启示在于,在那个被别人宣判为“台湾电影已死”的小岛上,有那么一帮人,不信邪不认命,硬是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拍出了一部确实很“生猛”很“华丽”的大片 ,更可贵的是,在这个格式化的年代,它还有着属于自己的某些独特的东西:它将中国人最擅长的动作场面玩出了新感觉,同时,在典型的商业片架构里保持了那种炙热得发烫的作者情怀,虽然说这种情怀带着一点台湾电影里骨子里的娇气和文艺腔,但那种爆烈与温柔相济的感觉,还是打动了相当多的人。

作为这部电影的灵魂,导演钮承泽给记者的印象与这部《艋舺》非常相似:他手里拿着一瓶啤酒,前倾着身子听你的问题,然后开始滔滔不绝,你能感受到他倾述的欲望与热情。他不讳言他的雄心,“骨气”“理想”是他口里最容易蹦出的几个词汇,你确实能感受到,他是真心地在为台湾电影的命运担扰和激动;在另一面,他又非常自如地谈论他的脆弱,他的“很爱哭”,在《情非得已》时的痛苦,以及他现在的“谦卑”“坦然”和“打开”。

在内地这样一个全面犬儒的环境里,你是很难听到这么“赤祼祼”的表白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带着耻感和不屑这两种矛盾的情绪,对那些代表着纯洁和责任的词汇避之不及。但在钮承泽这儿,你似乎能重新找回一点对理想主义的信念,因为你确实能感到他对自己所说的东西的相信,他的激情和他的笃定……也正因为这样,他那些宏大而天真的“文艺腔”显得可贵。

谈《艋舺》:十七八岁的时候的某一天,我就发梦了,我对我朋友说,我会自制自编自导自演,成为一个全才的电影工作者。

听说现在你在筹备《艋舺2》?

完—全—没—有。我也是挺意外,打开google搜钮承泽的新闻,全是这方面的,现在说汤唯要来演,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新鲜了,气死人了。当然有很多人向我建议,要不要拍续集,要不要拍前传,如果我和我的团队还有很大的热情去讲这个故事,观众也有一个期待,我不会排斥这个。但下一部戏我不希望我还在这个状态里面,因为过去的几年是一个很折磨人的过程,而且我有很多其它想拍的类型,有很多别的好的演员想合作,所以续集不会是马上的计划,不会说为了利益打铁趁热,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理想跟骨气的。

《艋舺》的灵感来自于哪儿?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爱看小说,成长片一直就很打动我,如果它是有说故事能力的,会让你透过这部电影,看到那个时代的样貌,一群人的情感。为什么黑帮电影会吸引我,因为那是男人的家家酒,是男人的欲望城市,因为那些黑帮中人的独特价值观。跟一般人比起来,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犹豫地伤害你的身体,甚至是他自己的身体,他们处在一种没有明天的生命状态之中,这种状态是一种很有张力的戏剧空间,在里面你就看到了人性,这是一个很好说故事的场所,这个东西也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当年,看《教父》的时候,就目眩神迷,小时候看武侠小说看到废寝忘食,对那个世界充满了向往,然后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的某一天,我就发梦了,我对我朋友说,我会自制自编自导自演,成为一个全才的电影工作者。那个时候无论是作为一个演员,或者作为一个观众,我对台湾电影是非常不满意的,因为当时台湾电影基本上是光谱的两极,像侯孝贤、杨德昌导演那样伟大的创作者,真的可以拍出生命的样貌,可以取得很高的成就,甚至在国际上得到很大的大奖。但对一般观众而言,那个观影过程并不能说是愉快,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沉闷的,包括我自己。在光谱的另一端,有一些导演们,他们可能在票房会有一些成绩,但是我看不到什么深刻的内容,我也看不到什么制作的态度,我得不到满足。

十七八岁时我就说,那种中间的电影,它们在哪里?那种有着丰富的剧情,精良的制作,也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生命的真相,观众可以跟着笑,跟着哭,出了戏院,还能带走点什么的电影,我姑且称之为有内容的商业片好了,它们在哪里? 我就要拍这样的电影。以上所讲的,就是《艋舺》的遥远的起因。

现在来看看《艋舺》,它完全符合少年时曾经有期待的,曾经盼望拍出的那种电影的要求。

《情非得已》的时候,你好像挺困难的,那这部《艋舺》呢?

《艋舺》的规模大概是《情非得已》的十倍以上,那面对的困难就不一样,《情非得已》当时面对的困难,来源于一个作者在电影上的全新尝试,同时,在当时的电影环境中,你很难找到任何的投资。那时是生命逼迫我拍了那部电影,你根本不在乎卖不卖钱,只是我有些感受,我想要跟世界分享,我要彻底地击毁所谓早期的钮承泽,因为这样才能坦诚地开始我的下半生,这戏在拍摄过程中就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情非得已》对我的困难主要来自制作层面,来自于对这部电影的想像,因为我们没有想着把它拍得像任何一部电影。身为一个观众,我脑海中想的那部电影,我自己都没有看过,我不是要拍一部符合市场需要的电影,或者只是满足创作欲望的电影,都不是,这是一种很有志气的电影,我有一种很大的想法在支撑着。比如动作,《叶问》《黄飞鸿》都是一种很好的港产式的动作片,《谍影重重》是一种很好的西方动作片,那《艋舺》呢,都不想要,我就想要把台湾人的那种移民性格,那种青春时的肾上腺素都拍出来。我有一个想像,但是我要怎么样执行,这难度很高,最终找的是《老男孩》那个武术执导,但那是一个很繁杂的,很冗长的过程,因为他还是拿他的经验和vision来沟通,我要从他提供的东西里,拿出具体的意见让他去修改,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部韩国片。

在美术上,我是想要80年代,怀旧的感觉,可是我又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每一分钱都要小心用,而且我不是想要复制重现,我是想把80年代的那些元素,台湾的那些元素,大红大绿大青,庙宇,巷道,80年代的音乐,服装,拿回来重组,我希望它复古但是摩登,华丽又生猛,我是要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80年代,我们的艋舺。

因为之前台湾电影工业奄奄一息,我又没有那么大的人才库,让我去找到最好的最适合的人,单单是我要组起一个能够互相支持相信,有能力有操守有品味的团队,本身就是一个有难度的工作,当然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欣慰,因为这们这个团队是彼此相爱的真心地经历了这样一段旅程。

制作周期也紧张,我必须要在春节档放映,这戏才成立。去年3年16号,我们跟华纳公司商定了,他们说如果你能给我你所说的那三张戏,我就给你春节档。我跟李烈回来得以回推,我们能够承受的最大风险在哪儿。从3月16号开始推动找钱,到5月宣布开拍,还什么都没有,只有我在中间,8月一定要开机,不然后期制作来不急,10月底关机杀青,我只有80天做后期,现在看看,还是存在着遗撼,如果的筹备期多一个月,后制期多一个月,我就没有遗撼了,但是这一点我没有去抱怨。

因为我们的志气很大,我们真的想要给台湾电影工业创造一些例子,而不是奇迹,07年08年,《海角七号》是所有台湾人参与和创造的一个奇迹,那很美好,但是工业不能靠奇迹。

《艋舺》是我从影以来,包括以前我做童星的经验中,最辛苦,难度最高,最快乐也是最热血的一个经历。

看到一个资料说你剪完这个片子就哭了。

我常常哭。几个情况会哭嘛:我希望演员的表演到哪儿,我就会陪着他们,我也只有如此才能判断他们的状态。有时候,是工作人员和演员太感人了——你看到他们对电影的热情,我们真的在现场交流的是信任与爱,而不是指责跟应付,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是透过演员的表演,触动到了我的青春往事。还有的时候,是因为压力太大,跟李烈吵架我也哭,在以前这是很难想像的,我以前在圈内是以爆烈闻名,有人说是以暴力闻名,完全不是啊,我从来没有暴力过,我是爆烈,刚烈的烈。以前会发脾气,压力太大,太无助了,可是身为一个男人,身为一个领导者,我怎么可以展现我的脆弱,所以我用发脾气,用愤怒来倾泻我的情绪。现在我不会再这样了,人生前半场经过《情非得已》的整理,我已经能够跟自己相处,能够跟自己的焦虑自己的欲望相处,我不再把手指指着别人。真的觉得压力太大,太委屈了,我会找个角落擦一下眼泪,我非常乐意看到自己现在的改变。小天(指片中演员阮经天)总爱讲,这次导演椅总是好好的在那儿,因为以前总是会飞出去的。

这部电影之所以这么动人,正是因为大家在这部电影里流动的情感是真实的,大家真的完全支持了他们相信的我,在压力之下,在限制之内,完全不放弃一个镜头,不放弃任何一个让这部电影更好的可能,如果我仍然是一个过去的我,一个不能和我自己相处的我,一个充满了愤怒与困惑的我,一个拍摄《情非得已》之前的我,是不可能有现在的状态。现在的我,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我是如此的坦诚,如此的打开,所以我跟工作人员之间真的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情感。

刚才听你讲片中的台词:枪是下等人的武器,是不是你对尊严对仪式感的东西有一种喜爱?

我不是评论家,我就是照着本能,照着自己的善意去创作,没有思考得那么清楚,电影有趣的地方就在这儿,作者已死。有些解读,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挺新鲜的,我跟曾莉婷就是讲啊,聊啊,然后她执笔,她去发展,然后再丢回来,再讲,有时候都不知道是谁讲的,也许是他讲的,也许是我讲的,分不太清楚。

我不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人,而是一个充满了感受的人。在生命中,那些生活中所产生的神秘感动是我创作的基础。我不是希区柯克,也不是安东尼奥尼,你知道吗。我引述的是内地网友的话,他说《艋胛》太棒,为什么可以打败《阿凡达》,是因为枪是下等人的武器,是西方社会传过来的邪恶。我看了觉得特别有趣。

之所以会拿来引用,是因为我对华语电影未来有一个期许,是好莱坞能、我也能的那份志气跟期待。我们能跟好莱坞竞争的是什么,不是它那种帝国主义的态度,不是它那种在商业上机关算尽的机巧,也不是它那种发展科技以挑逗观众感观的表面上的好看,而是要从生活从情感出发的好看的电影。

为什么不去竞争科技,因为枪是下等人的武器,是西方社会带来的邪恶(笑)。

谈内地电影生态:我是一个电影新兵,是不宜太过嚣张的。

感觉你对华语电影还挺有责任感的?这是你的本性吗?

这是我本性的一部分,我从小就是很敏感,好打抱不平,不喜欢看到别人哭,到现在,比如刚刚跟朋友吃饭,唉!看到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孩,混身脏兮兮的,我看了受不了,给了她100块人民币,被我朋友骂一顿,说他们都是假的,这我也知道,可以我还是会有这个行为。

我以为,我是没有太多自己的权利欲的,到了此刻,我越来越清楚。我是很谦卑的,不是说,靠,就我行。而是如果你只是想着满足自己,最后你是不会快乐的,这个很务实,不是说怎么伟大,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很大的快乐,现在的我是真的想清楚了。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演了《小毕的故事》,在台湾就很火,可是电影的不景气,我也不知道我的下部戏在哪里,也没有钱,顶着一个电影明星的光环与头衔,心里面很虚。那时候就在想,为什么呢?看人家好莱坞演员,为什么他们那么风光,当然我们看到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投入,而更主要的是,他们有市场,他们有工业。

内地有十亿人啊,总有一天两岸的敌对状态会消失吧?总有一天内地会开始发展吧?总有一天两岸可以整合成一个市场吧?那时候我就有十亿人口的腹地。啊?那多棒啊!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反攻大陆与解放台湾的口号之战之间。身为一个老家在北京的人,看的课本也是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还是个少年时我就曾经有过这个一个遥不可及梦想,但它们现在就在清楚的发生。你看内地,我每一趟来,那个变化,不管是城市面貌,人的素质,商业规则的建立!你看现在拍电影的都有上市公司了,还有这么多人才,我们小时候在幻想的东西,那个存在在课本上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现在已经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我们何其幸运!

那你关注最近在内地放映的那些电影了吗?

首先,我还是要说,我是一个电影新兵,是不宜太过嚣张的。评论我不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自己的原因,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跟辛酸。

当然,我以一个观众的观点, 或者以一个对这个产业有所期待的一份子的观点,我觉得非常让人兴奋。内地之前流行一些东西,比如说加法电影,就是大导演+大卡司+大投资=大卖座,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些东西我们发觉这些东西不管用了,内地观众在迅速地提升观影品味。

那你对于在内地的发展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期待。

我现在是目标清楚,但顺势而为,我已经谈很多年了,从2002年开始就跟内地接触,但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内地没有拍过一部戏,所以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因缘俱足,一切水到渠成,比如我跟周迅,彼此很欣赏,感情也很好,要弄一部戏,但这部戏也弄了三年了。

我当然希望能够投身其中,但我不会只为了钱,说穿了,不会只会为了市场。这个戏好不好看?我想不想拍它?会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才是最大的,最高的。

你说你从2002开始谈,到现在应该有八年了,合作的困难是什么?

以前找我谈的都是电视,我知道我电视的优势和好处,说实话,我虽然很谦卑,但是我仍然很自信。我怎么会不想在内地这个广大的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呢,但是做不到啊,有两个原因,简单来讲,一,三个月要我拍30集,我真的做不到,因为我的特色会消失,你要的原因,我没办法满足你,如果你只是要我的名气,那没有意义。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我难以言说,我并不想赚取眼前的利益。第二个原因是,台湾一直有所牵绊,因为那毕竟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交友圈,我的猫,还有半夜三点睡不着可以去逛的诚品书店,对这些东西我都有一种依恋,而且一直在台湾也没有停过,一直有工作的机会。我也曾经以为我内地的一个案子就要做了,02年的时候,记得那年世界杯,害我输了很多钱,因为太无聊了,在这儿困了一个月,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但现在的我,是比较有信心它会发生。因为我比较成熟了,我和我的团队都比较成熟了。再就是虽然《艋胛》也许到最后仍然没有机会在内地建立我在票房上的成绩,但是内地许多同业都给了我很多很大的鼓励和期待,换句话说,很多以前我很想合作但不一定看得到我的对象,现在都对我张开了双臂。

谈台湾电影: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所有我们无所不能。

你对台湾电影本身,持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相当期待,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痕迹,不一定每个人的状态都可以被复制,但台湾总体来讲,相对于其它华人社会,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它深受美日两大文化的影响,我们又没有经历文革这样的浩劫,所以很巧妙地保留了中华的传统文化。然后我们经济发展得早,所以生活上的细节及品味得以养成。还有我们的移民性格。然后我们在唱片,出版物,偶像剧,还有明星的培养上,都有一定的能量在。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很祟拜的一个生意人,也是趋势观察家、作家,叫詹宏志,他看了《情非得已》后,讲了两句关于台湾电影的话,他说,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所有我们无所不能。

你知道吗,在这20年里,我们还会留下来,那真的是怀有很大的热情,而不是为了一个利益,而这个态度是会有它的力量的。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香港电影实际上是跟内地电影高度的融合了,而台湾电影跟内地电影的融合,我们实际上还有看到。

有例子,你会看到,但现在还没有例子,但它会随时发生,也许在我的身上,也许在蔡岳勋的身上,他正在拍《痞子英雄》的电影版。我不知道,但我会乐观,良善地期待并努力。

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也许全世界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而且我们也创造了例子,我要套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都没经验,但《艋胛》就是放在河里的一块稳稳当当的石头,是真的。我不信这是没有价植的。

冯小刚的《非诚勿扰》在内地火得不得了,但为什么在香港和台湾没有引起共鸣,没道理啊。明明我看周迅我也不会觉得她土,明明他看赵又廷也不会觉得他没有文化,明明是彼此吸引,明明是密切交流,为什么没有彼此都有共鸣的文化产品呢?

香港和内地之所以能结合,是因为它有工业,它有内地在商业化过程中需要汲取的经验,而香港电影,又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面对一个衰败期,于是集体地投入了内地的电影产业。你当然会看到这样的变化了。

那台湾电影人在内地电影的发展没有扮演相应的角色吗?看一看陈国富之于华谊兄弟,那绝对是有他的意义存在的,那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在以前,没有人要投资台湾电影的,当我们自己在自己本土都不能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我们怎么出来,既使说什么,别人也不会相信了,看都不看你一眼。但现在,我们已经创造出我们的例子了。

就像你所说,现在有一批新的台湾导演,你觉得他们能再掀起像候孝贤杨德昌他们那样的台湾电影新高潮吗?

你让我说此刻的感受吗?我觉得可以,而且我会尽力地让这件事的发生,虽然我很谦卑,但我会很有志气地让这件事发生,而这也是我未来三年要做的事情。

(《电影世界》杂志六月刊)

梅雪风

媒体人,曾经《看电影.午夜场》创刊主编,《电影世界》主编,现《大众电影》副主编。

一条评论
  1. “在内地这样一个全面犬儒的环境里,你是很难听到这么“赤祼祼”的表白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带着耻感和不屑这两种矛盾的情绪,对那些代表着纯洁和责任的词汇避之不及。”

    说的很好,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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