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亦须匹夫勇 – 浅谈“十月围城”中人物设定

      

         在华语影人的作品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节点,它无形中成为古装武侠片与近代枪战片的分水岭。往回看,是黄飞鸿的翩翩长衫;向前望,已是走向共和的滚滚硝烟。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侠士逐渐隐匿于江湖,冲在银幕前线的已是长枪、大炮武装的热血战士。对于个人、国家、民族共同命运的认同与践行被置于所有主题之上,芸芸个体的“私情家恨”则搁置一旁。香港导演陈德森所要展现的历史段落正处于这一节点之上,所以观众们可以在影片中看到刘郁白(黎明饰)这样归隐于市井的江湖侠客,亦可看到陈少白(梁家辉饰)这样执笔救国的革命志士。然而,陈德森并没有将影片导向或前或后、或武侠或枪战的单一方向,而是巧妙地将两种类型相结合在一起,为观众呈现出非比寻常的视听盛宴。从叙事内核上看,此种类型结合亦是将侠骨柔情融入近代自强救国运动中的一次成功尝试,使得剧中人物更加鲜活、更加富有魅力。本文试图通过对于剧中人物设定的多维度分析,突显出影片浓厚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于近代民主革命的冷静思考。

个体梦想的心理实现

1905年,正是革命火种即将在国内蔓延的年代,激情澎湃,同样危机四伏,谁也不敢断言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可以发展壮大,最终推翻清朝统治。此种情况下,无论是叫卖街头的小商贩,亦或是为革命奔走呼告的有志青年,都无法清晰地触摸到自己命运的轨迹,甚至看不清明天,但也更凸显出为革命献身的义士们意志之坚决。影片创作者较为成功地把握住了那个时代中国民众生存状况的不确定性,使得片中角色的每一次行动都成为触碰生命末端的探险。

邓四弟(谢霆锋饰)一直追随在商人李玉堂(王学圻饰)身边,平日里照料李玉堂之子——李重光(王柏杰饰)学习生活,李玉堂外出时为其拉车打杂。为报答李玉堂的恩情,他坚决要参加护卫行动。李玉堂允许后,答应邓四弟向其恋人阿纯(周韵饰)提亲,使得邓四弟高呼“老板万岁”。在给予邓四弟一线新希望时,其实未来已然为他关闭了大门。两天后的行动中,作为车夫冲在最前端的邓四弟注定会牺牲,但沉浸在婚事称愿的喜悦中的邓四弟却浑然不知。在阎孝国(胡军饰)的重拳之下,邓四弟并没有为成婚而脱逃,在私情与恩情之间,他选择地毫不犹豫,已然满足于个体梦想的心理实现。影片创作者的此种处理凸显出普通民众在生活中的不尽如意,更何况是革命前夕的年代,但个体梦想的心理实现却彰显出国人的忠君品质与独到的生活哲学。

与邓四弟无法在现实中完成婚事不同,进步学生李重光(王柏杰饰)没能看到的是“中国的明天”。“每天晚上只要一闭上眼,你梦到的全是阿纯;我闭上眼,是中国的明天”,这是李重光对邓四弟说出的临终之言,两人生前兄弟相称,死后依然结伴。虽然李玉堂严重警告儿子李重光远离政治活动,但思想进步的青年才俊依然在陈少白的指引下逐渐成长为一个心系天下的人。在整个护卫行动中,李重光假扮孙中山(张涵予饰),始终坐在荫蔽的人力车内,无法看到帘外的厮杀与狂奔,正如和他身份相似的爱国青年一样,尽管望不穿未来,只顾风雨兼程。在颠簸摇坠的人力车上,李重光带着笑意走完最后的路,个体梦想再次在片中角色的内心世界得以完形。那一刻,他看到了中国的明天。

由集群情感向个体情感的转化

在护卫孙中山的阵容中,除李玉堂、陈少白之外,都可谓是无法在历史薄上留名的“匹夫”。他们不了解孙中山对于中华复兴之意义,亦不清楚革命为何物,也分不清哪条路才能救中国,但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充当革命的排头兵,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将小小“匹夫”与宏大革命紧密相连的是植根于每个人血肉中的个体情感,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这些个体情感迥异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集群情感,切肤即痛。影片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将难以描摹、极易空洞的关于民族大义的追求转化为老百姓切实所感的私情己愿,使得这些生动角色的每一次行动都充满着可信度与感染力。

小贩王复明(巴特尔饰)受过李玉堂赠米的恩惠,更是被李玉堂反抗香港探长史密夫(曾世伟饰)查封报馆之义举所感动,遂加入李玉堂组建的护卫队伍。从始至终,王复明只记得自己护卫之人叫“孙先生”,其他一概不晓,却抵挡住了清兵第一波猛烈的围堵。王复明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叫王复明”,名字的含义与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壮举不谋而合,虽然那个“反清复明”的年代早已远去,但此时以他为代表的普通民众不满清廷统治的诉求却依然存在,只是抵抗过后的道路去向进步了许多。李玉堂对王复明底层身份的接纳与车夫邓四弟对其朋友地位的确认,使其肯定了自身的价值,成为其竭力完成使命的重要动力,王复明的“一夫当关”可视为关于价值实现的牺牲。

戏班班主(任达华饰)原为清朝军人,英勇抵抗八国联军,却背上叛军骂名,携女儿方红(李宇春饰)与弟子们屡次南下,最终栖居于香港。《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劝说班主再度出山,不料班主在一次血拼中倒地身亡,唯有女儿方红侥幸逃生。方红并不知晓父亲为谁而战,但她深刻地体会到父亲一路南下的艰辛与无奈,以及昏庸无能的清王朝对抗战义士的冷漠无情。为了达成父亲的遗愿,方红加入孙中山护卫队的阵营,并在关键时刻与清兵同归于尽,可视为关于亲情的牺牲。

无独有偶,影片中存在着另外一组父女关系,即沈重阳(甄子丹饰)与不曾与他相认的女儿。沈重阳堪称是影片中戏份最重的“匹夫”,身怀绝世武功,却沉溺于赌博,甘受清廷指使。其前妻月茹(范冰冰饰)改嫁李玉堂,嗅出了他即将面临的危险,又见沈重阳自甘堕落,遂决定告诉他李玉堂的小女儿正是沈重阳的孩子,希望他能够帮李玉堂完成护送任务,别让女儿看轻自己的父亲。沈重阳所属阵营的转变,也改变了这一惊险故事的走向,作为功夫最好的“匹夫”,抵挡住了清军首领阎孝国(胡军饰)的第一次阻击。在前妻与女儿面前,沈重阳以自我牺牲作出响亮的回应,恳求她们内心的接纳与原谅。每当护送孙中山的车队遇到危险,总会有沈重阳暗中相助、扭转局势,可视为沈重阳关于自我救赎的牺牲。

这些“匹夫”虽无救亡图存之雄心,无指点江山之文韬,却浑身是胆,铺就了稳固的革命之路。他们一个个在银幕上倒下,最令观众动容,因为在践行革命的道路上,“匹夫”们反而更坚决、更无畏。通过集群情感(爱国主义)到个体情感(自我救赎/价值实现/亲情)的转化,影片创作者将“匹夫”与近代民主革命相连接,既是把同为“匹夫”的电影观众与国家命运相系,这正是影片人物设定的成功之处与创新

人物角色与历史观念

影片不仅仅是关于护卫孙中山平安抵港的冒险故事,更是关于国家危亡之论战的演武场。这次论战涉及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有守护皇权的清廷武将、有指引民主革命道路的孙中山、有为革命奔走呼号的进步人士、有淳朴善良的底层民众,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影片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使得影片没有成为单一历史观点的说教场,而是将观众放置在一个较为中立、客观的座位上,听这些正在鏖战中的侠客义士们娓娓道来。以此为角色设定的出发点,无论是阻击护卫行动的清廷武将,亦或是不惜代价支持革命的爱国商人,他们都要面对个体的思想局限性,因此也决定着他们的行动都将在某种程度上遭遇失败。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银幕形象才显得更加立体、饱满。

阎孝国为清廷重将,被指派到香港截杀孙中山,是影片中戏份最重的“反派”角色。然而,影片创作者并未将这样一个阻碍革命进程的守旧分子的形象做全盘否定,观众可以从阎孝国身上看到优良的传统文化教养与些许人性的光辉。恩师陈少白被捕入狱,阎孝国带好酒看望。尽管陈少白对阎孝国的评价非常之低,“功课优秀,头脑愚蠢;一届莽夫,难为大才”,但阎孝国谨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教诲,依然敬重有加。阎孝国也并非只是口中君子,他先是在牢狱放走陈少白,并在影片最后没有防备陈少白背后的枪击,倒地身亡。而他的临终遗言则是,“学生,已报国恩。”且不论阎孝国对于报国道路的选择正误,他报国意念之决绝以及尊师重教之礼数也令观众动容。当他倒在血泊中时,留给观众的是关于我国古代文化传统扬弃的思考。

阎孝国在狱中与陈少白的辩论,引出了影片的中心话题——关于近代革命道路的争辩,即他们为什么在同样的教育背景下,做出了南辕北辙的道路抉择,这也构成了所有片中角色之所以做出护卫/截杀行动的原因。在狱中,陈少白抓起利刃向阎孝国刺去,后者惊人地将利刃牢牢握在手里,鲜血直流,但面无惧色。关于道路抉择的问题,阎孝国给出的答案是,“教书匠干不了大事”,传单与游行救不了中国。在西方侵略者洋枪大炮的胁迫下,阎孝国不敢再相信西方的共和思想,只好退却到传统的皇权统治之下,寻找同质武力对抗的方法。与之相反,进步媒体《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为革命积极筹备资金,组织人员护送孙中山抵港。两人都依照着自己的救国理念付诸行动,但历史只能选择一位赢家,长期浸淫在皇权文化统治中的阎孝国无法理解天赋人权的理念,更无法估量一个民族希望抓住化危亡为革新之契机的勇气与决心。在这场两个人的对决中,阎孝国失掉了性命,但没有失掉尊严;陈少白赢得了行动,也赢得了“中国的明天”。

片中角色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并未妨碍观众得出正确的历史观念,反而提升了人物角色的银幕魅力,并促成了影片对冲破传统电影模式的尝试。依照著名文化学者科林·麦克凯博(Colin MacCabe)的观点,传统模式电影作为一种经典现实主义文本,不会展示关于真理或现实的一系列观念,然后让观众在这些观念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将观众纳入叙事流和它的所谓揭示真相的话语中。影片《十月围城》的“完成任务”模式虽然固化不变,但在片中诸多人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中,观众可以找到停留与思考的空间,打破了经典现实主义文本的封闭性,在获得问题解决方案的同时,也获得自行选择的哲学或历史学经验。

结语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签署之后,电影产业发展迅速的香港与市场需求旺盛的内地有了更为全面的互动与合作。在香港影人积极开拓内地市场的同时,衍生出的“中港合拍片”不断地在市场中找寻着自己的属性与位置。香港导演陈德森十年磨一剑,其拍摄的《十月围城》在香港电影的类型化特色与大陆市场的现实主义诉求之间,无疑到找了最佳的结合点。

单从故事框架来看,《十月围城》确实与张彻导演的《上海滩十三太保》(1981)有些相似,其中的武戏甚至不如后者酣畅淋漓。同样的关于护卫行动的近代救国故事,但后者重于武戏、轻视文戏,而前者则更加均衡。《十月围城》通过对于各色人物的准确定位与生动刻画,逐步加快影片的叙事节奏,动作高潮与叙事高潮得以在后半部分同时爆发,已然使得多种类型成功融合的《十月围城》成为新时代国产动作大片的新标杆。

影片结尾,面对刚刚结束一场鏖战的香港,孙中山对以深情凝望,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有太多的“匹夫”为革命倒下,口中却毫无怨言。正如他在影片中始终是以画外音的形式存在的一样,这位革命领袖始终在外围冷静地审视着发生在前线的革命活动,这也是影片试图宣扬的最重要的理念,即革命并非只属于走向共和的进步人士,也属于那些历经生活磨难的“匹夫”们!

武亮宇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学研究生,外国电影研究方向,供稿于《大众电影》,个人作品:微电影《童言》,广播《嗨聊电影部落格》《淘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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