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面对废墟我们是否只能选择坚守

评分:★★
几天前去看了《唐山大地震》,感觉冯小刚很有点野心,想借大地震的故事,拍出一部改革开放30年中国老百姓的心灵史来。片子开场不错,蜻蜓群飞乱舞点找得很好,从这样一个不祥之兆为后面即将登场的大灾难作铺垫,构思还算巧妙。

并且,开场十几分钟,从蜻蜓飞舞,经地震,到76年毛泽东追悼会,那些场面的历史感都做得不同凡响:特别是1976年的唐山街道、市井、工厂家属区、宿舍楼……还有爸爸开的黄河牌大卡,姐姐手里的老虎头电风扇,以及路边卖冰棍老太太一身围裙和袖套,无一不逼真,能一下子把人拉回那个动荡而又朴素的年代中去。

后面地震开始以后,视觉特技自不必说,那水平肯定是国内顶尖的。我比较欣赏的是演员的化装造型。如果说过去国产片的化妆和人物造型多少都还带有戏的假定成分的话,那么这次《唐山大地震》可谓是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了。尽管一干演员都又脏又丑,但我仍然愿意为这样的制作效果大声喝彩几句。

而且擅长拍喜剧的冯小刚,这回对悲剧煽情的把握和拿捏,也显得比较到位,绝不是那种拿针扎人泪腺,憋着让人落泪的感觉。看片时,观众席间的效果尤为强烈。不用说前排两个妹妹早已哭得花枝乱颤;就是身边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纯爷们,也不断以手擤涕,还把脏纸巾扔到了我脚上……如果说喜剧就是开怀大笑,那么一部苦戏,能让满场看客泪洒粘襟,也不能不说是功德圆满了吧。

不过看完全片,心里依然缺点酣畅淋漓的感觉,总觉怅然若有所失。似乎并未达到看片前对它的期待和想象。跟图宾根木匠谈,木匠说整部片子感觉像是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某些局部细节没有完全展开。回来得路上又想了一下,看来还是与剧本线索太多,时间跨度太大,编剧和导演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把每个人物的性格充分展开有关。

人物性格塑造向来是国产片无法摆脱的魔咒之一。看来这次《唐山大地震》依然未能脱俗。作为一号女主人公的元妮,实际上在剧情展开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性格被定型化了的人物。因而在全片中,她的性格没有任何发展,剧情的展开,只是在不断印证她的执拗性格的合理性而已。

具体地说,元妮是个普通纺织女工,她所秉持着一种中国北方下层女人最基本的传统道德操守,对家庭、对老公、对子女,绝对是个忠贞不二、从一而终的节妇烈女。因而在地震中她痛失丈夫和女儿后,毅然执拗地不顾婆家的劝说,执意要留在唐山,只身将失去一条手臂的儿子抚养长大。儿子长大了,与一帮哥们一起去了南方谋生。元妮依然孑然一身,拒绝了梅开二度的爱情,拒绝了儿子为她购买的新房,甚至拒绝了离开地震后她和儿子赖以栖居的平房小院。

到此为止,剧情已经完成了对于元妮一种坚韧执拗性格的建构。不过这种性格不免有些极端,致使让某些观众感到她多少有些病态和偏执。这也没太大问题,艺术嘛,大多都是允许夸张的,夸张是为了强调,强调是为了突出,突出是为了打动人心,这原无不可,但是,为何尽管徐帆铆足了劲演,这个人物依然难以深入人心呢?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元妮这种执拗和执着所体现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因上。其实,简单地看,元妮这种执拗正是出自传统女性对丈夫,对家庭从一而终的观念。这种观念规定了元妮在灾后只能坚守着的废墟和丈夫、女儿的亡灵度过大半辈子的光阴。按照儿子方达的话说,就是“唐山的房子倒了又重建了,但我妈心里的房子却一直没有重建起来”。

这个“从一而终”如果放在生与死的语境中,就又涉及到中国传统伦理仪典中的 “服丧文化”。比如在《论语》中,孔子对学生宰我说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意思是说,君子服丧期间,吃肉不觉其味美,闻乐不觉其欢愉,居所不觉其安乐。你看,这说得多像寡居后半辈子的元妮。她在大灾过后竟然孑然一身度过了30年青灯寡油、孤苦无助的日子,这岂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居丧”的体现?

说到这里,我仍然可以理解。冯小刚不过就是借元妮这个优那么点极端的例子,来突现中国女性对亲情、家庭坚韧不拔的守望和忠贞。但是,这里暴露出来的矛盾却是,如果一个像元妮这样一个女人把自己整整后半生都牺牲掉,仅仅是用来标明她对依然不复存在的旧家和往生人的执著坚守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生命个体,难道她活下来的意义就在于此?说得极端点,这哪里是在服丧,简直就是殉葬!

当然元妮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殉葬,而更像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或感情上的殉葬。假如这只是出于她的个人偏执或个人选择,那我觉得影片这样表现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我们把元妮的这种选择,作为一个社会所崇尚的普遍价值立场,那我只能说它是一种文明上的返祖现象。难道一个女人只能把她的个体生命价值依附在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家庭和亡夫身上才是值得我们高唱赞歌的所谓从一而终或者执著忠贞吗?

其实个中道理如同丧夫的寡妇,丈夫死后,是独守空房还是另移情改嫁,原本都应该是一种个人选择。但当一个社会把这种基于个体生存需要的行为选择放大为一种制度规范或是文化禁忌的时候,那么它就必然遭遇与自然人性的尖锐冲撞。尤其是在中国传统伦理阴影笼罩下,节妇殉夫从来都是被人讴歌的对象,而寡妇改嫁却始终遭受千夫所指。中国文化的拘谨和宽容的缺失,由此可见一斑。

而这种禁忌文化的印记,在《唐山大地震》一片中难免显现了它的余脉。当人们为元妮的殉情感动得涕泗交流之际,对那些在大灾之后迅速从痛苦中摆脱出来,让自己的人生再次走向新途的又是否能报以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呢?当我们对元妮的忠贞不二啧啧称奇的时候,又有没有想过我们这种赞美对那些从灾难的阴影中挣扎站起,重新展开人生翅膀的人们是否有失公允呢?

由于这种价值立场的偏失,让人觉得元妮的凛然大义显得有些不甚健康。假如我在看片的时候也为此一洒同情的眼泪,我会觉得我哭得毫无意义。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节妇,难道是值得我们感动,乃至于在道德感情上对她进行膜拜的吗?就在洵阳城外那一排排烈女牌坊即将老朽倒塌之际,难道要让我们为当代社会的元妮们去重塑一座气宇轩昂的孝女祠堂?

也许是我陷入了某种思维上的偏执。在大多数人看来,《唐山大地震》作为一个有商业看点的伦理大片,能让大家走进影院哭一鼻子,为元妮对家庭亲情那种感天动地执著守望一洒清泪,也无不可。但是,正像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一旦你对影片保有某种心灵史诗的期待,那么在看片之后多少还是会感到某种失落和绝望……。不过,不过从爱护国片的立场上,我还是劝慰大家不妨对小刚同学多一点耐心和宽容。毕竟,一个精神尚未从传统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民族,又岂能奢望她的子民能从灾难的瓦砾中抽身而出,洒脱地走向新生的彼岸呢?

石川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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