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三步曲VS打片换代VS义和拳主义

今年四月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式,《叶问2》在海淀剧场首映。来宾入场时安检了一次,媒大某国家级学者因不允带包入场还对保安颇感不满。放映前,片方又要对场内来宾逐个搜身,以保不测。在形同刀斧的探测器面前,彼国家级学者也只好乖乖举起手来。不过即便如此,据说此片还是被梁上君子宠幸了一把。于是听师大学生们说,片方其实与小明童鞋一样二。

到前天为止,三部《叶问》总算全看完了,剧情越到后面越二,《前传》简直比晓明还二。樊少皇竟成一日本无间道?你要打入敌人内部我不反对,可你干嘛跑进人家武馆,难道那有什么大日本帝国可捞的油水?还一气潜伏十几年?打片重场面,重动作,有些桥段难免粗枝大叶,此乃路人皆知,但基本逻辑不能不要!为了加剧戏剧冲突而死乞白赖人为制造事端,那就真的二到家了。

其实三部《叶问》的卖点都一样,都是用咏春拳揍老外替中国人出气的故事。这里就带出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咏春拳,一个是揍老外。咏春拳究竟如何,咱非方家,不敢妄议,但三部片子打戏的效果大体还算凑合。自成龙老迈之后,香港打片早露山穷水尽的颓势,近几年更是在功夫套路上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攒点新鲜玩意出来。特别是甑子丹独挑大梁以后,徒手肉搏的把式总是换来换去,大概是想找到一套独属于自己的格斗功架。

前两年的《杀破狼》、《导火线》,去年的《锦衣卫》,大多走的是凶猛凌厉的路线,其残暴和血腥直逼泰拳。不过在敏感的内地市场,这种刀刀见血的悍匪风格风险太大,谁也未知这条路子能走多远。后来估计是得了什么高人点拨,从《叶问 1》开始,子丹的拳脚套路开始转为内敛、含蓄、柔和,由此将徒手搏击所追求的四两拨千斤的神话境界引入片子的视觉效果中去。

应该说这种柔性风格对子丹童鞋还是比较适合,也能投内地市场所好。特别是《叶问1》里说的很清楚,咏春创始人乃一女子,拳法自然包含绵里藏针,柔中带刚的阴柔气息。在剧情中,这种柔性风格与“这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结合一处,便将叶问这个人物的个性烘托出来。因此说,这套拳法与人物性格的设置是对路的,值得表扬一记。

到《叶问2》,子丹童鞋“打片一哥”的地位基本已经稳如泰山了。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继续发掘新人,让香港打片在内地市场的优势后继有人。从三部《叶问》的班底上看,这一意图也是非常明显,都摆出了一副以老带新,众星捧月的架势。洪金宝、元彪这些大佬级前辈也纷纷出马甘当绿叶,为捧新人不惜亲跑龙套。这样一来,不仅卡斯阵容颇为壮观,不至于让人家子丹一家独木难支,也能顺便给杜宇航这帮年轻新秀补充些底气。

再看看这些新人呢,小明童鞋就不说了,华谊当家小生,客串一把原无不可,只是这身段功架,离开了增高宝靴,难免二得有点昏天黑地,再演下去剩下的只怕是自取其辱了。樊少皇也勿需多言,虽与一哥大位擦肩而过,但做个黄金炮架却是绰绰有余。就像李连杰时代不能没有计春华和鬼脚七一样,不论谁是新生代打片一哥,身边都不能缺了樊少皇。

那么,究竟子丹之后谁能继任新生代打片一哥的大位呢?至少现在还看不出太多门道。从《叶问2》出道的杜宇航,拳脚功夫马马虎虎,卖相也还挺拔干净,气质亦正亦邪,比较适合宽泛的戏路。只是这演技上么,还多少有些生涩、露怯,须得假以时日,累加磨砺。能否于甑子丹之后延续香港打片香烟衣钵,还要看孺子日后的事功与造化。

但三部《叶问》的故事设计都无法尽如人意。大体仍未超过李小龙时代的文化与市场策略,仍是将故事和冲突植根于华人遭受异族凌辱的创伤记忆当中,将中外文化、暴力、乃至身体的冲突作为延伸剧情的叙事主轴。不能不承认,在当下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情绪双重高涨的现实背景中,当年李小龙的这套叙事法则一经借尸还魂也依然能够受到市场的热捧,每每为影片创造票房神话提供必要的心理积淀。

但是,本人对这套叙事策略多少有些不以为然。道理很简单,时过境迁,陈言务去。比如《叶问1》当中,民族英雄叶问,用一己肉身,搏击对抗的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战争机器。此种壮举,英雄气魄有余,民族气节可嘉,可仔细细想来,是否有点自欺欺人?难道功夫这种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技术,真能为一个在坚船利炮进犯下奄奄一息的民族醒脑提神?

直到现在耳边还常常响起《叶问2》首映时,当子丹童鞋将鬼佬拳手一拳击倒,全场那雷鸣般的欢呼声。但是,人们群情激愤的同时,是否想过自己的欢呼过于廉价?以至于让人联想到国人对义和拳击毙洋鬼子的“爱国壮举”也发出过同样的喝彩?如果说义和拳还是天朝末路上一群未开化子民的无奈挣扎,那么,今天我们何以还能听到同样的声音?

其实经过启蒙主义洗礼之后,即使电影这种最世俗,最愚钝的文化象征形式也理应在中外文化交集的问题上有所开化。早年香港出品李连杰版《黄飞鸿》系列便是一个印证。虽然黄飞鸿对西洋文明混沌未识,但在西化较为充分的十三姨影响下,也能鹦鹉学舌般说上几句“爱老虎油”一类洋泾浜“鬼话”,虽不至于被冠以崇洋媚外的恶名,但至少也表现出一种对西学的憧憬和好奇。

同样的问题上,《叶问前传》更显意味深长。我一直好奇,一个在世家习武出身的男子,何以能说出“世上只有尊重女人的男人”这等现代化的词句。看过《叶问前传》,这个疑问终于释然了,原来叶问少年在香港受到的是西式教育,并且在学堂中,还与西洋同学有过纠结,终至如琢如磨,友好相处。还有一个细节,叶问替未来来岳父大人纠正了被翻译误译的“骨瓷”一词,为那位洋大人厘正了视听。

这些例子似乎都印证了即便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中,本土和西洋之间原本也还是存有对话和交流的空间,但这一态度为何一旦遭遇东洋,便只能拳脚交加,生死相搏了呢?影片在叙事上将冲突的一端,避开西洋而落脚于东洋,并在道德上、美学上对其加以邪恶化、妖魔化,把原本个人、局部的利益冲突上升为民族气节和民族大义的争辩防御。这种叙事设定,不仅与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仇日心结有关,更便于在当下民族主义背景下,为剧中主人公抢夺一个道德制高点,使其在气节和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策略,原本也有什么不好,我并不想强加于它过多地批评,但有一点却需要我们始终警惕,那就是如果一旦义和拳式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被变成一种市场消费的快感之源,并且一旦与资本、市场、广告这些物质权益的东西纠结起来,那么这种情绪将变得十分危险。毕竟,当今已经不是民族危亡之秋,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多需要的是一种跨国交往的公共理性,不止在于政治层面、外交层面、经济和贸易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的大众文化、世俗生活和日常消费层面。无论从何种角度说,如果任凭毫无节制的消费欲望与狂热多于理智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的汇流一处,那么,维系当代文化健康发展的堤坝也就距离瓦解的一刻不远了。

石川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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