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缘,终了情:好莱坞浪漫喜剧之前世今生

基本的运作法则

按照西方文艺理论来说,浪漫哲学的本质是回归自然,忠诚于自我内心。18、19世纪西方浪漫诗人如惠特曼(Walt Whitma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都用他们最好的诗篇鼓励人们忠于自己的心灵,忠于实践,超越理性。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更是浪漫喜剧的名篇。

但是浪漫喜剧在好莱坞传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好莱坞明星制的成功,必须要依附于浪漫喜剧。此外,大量的商业包装、浪漫观念的市场化传播,也造就了其他一些浪漫产业,比如钻石工业。

好莱坞浪漫喜剧自193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迄今已逾八十载,但核心表述万变不离其宗,“爱情战胜一切”仍然是所有浪漫喜剧的重中之重。它的基本叙事,是关于异性恋主角,欢喜冤家式的爱情故事。

通常来说都是三幕剧的戏剧架构。第一幕,两人相遇,通常女人都很反感男人,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浪漫的联系。但却又会暗暗的铺排一些线索,暗示观众两人不论遇到何种冲突、风波,最终会走到一起。从浪漫哲学的角度来说,两人的结合还必须依靠心灵的相通,而不是诉诸理性的考量。观众则在这个过程中,对银幕男女的结合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理想化的认同感。第二幕,通常都是两位主角分离。分离的方式有多种,但肯定要存在一段时间,同时还要表现两人若有若无的期待之情。第三幕则必定是如假包换的大团圆幸福结局,所谓“从此以后永远幸福的在一起了”(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

这样的剧情惯例,大部分观众都心知肚明,关键在于各种冲突的设计。这正如结构主义类型电影研究专家托马斯•沙兹(Thomas Schatz)所说,“创造出高质量浪漫喜剧的电影制作者深知这一点,这些电影中的诉求并不是浪漫爱情或者乌托邦梦想的天真允诺,而是冲突本身的允诺。”

除了以上提到的一种男孩女孩相遇到恋爱/拥抱模式,好莱坞浪漫喜剧还存在着一种离婚-复婚的剧情模式。这类电影通常都是开场男女双方即已离婚,感情似乎已覆水难收,但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喜剧化的考验,两人最终复婚,“从此以后永远幸福的在一起了”。

当然,凡事有正典,必有例外,解构者。伍迪•艾伦的浪漫喜剧即是对好莱坞浪漫喜剧的最佳解构者。在《安妮•霍尔》(Annie Hall,1972)中,两位神经质的主角分分合合数次,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伍迪•艾伦检视了爱情的神秘不可测,在结尾处撒手宣示拥抱的不可能。最意味深长的是,影片最后,伍迪的画外音旁白说出了浪漫喜剧片的真谛:“我想到了一个古老的笑话,有一个家伙去看精神病医生,说,‘医生,呃…我的哥哥疯了。他觉得他自己是一只鸡。’医生说,‘这个…那你为什么不纠正他呢?’这个家伙回答道,‘我是想这么干来着,但我需要鸡蛋。’嗯,我猜我对我们之间关系的感触就有这么深。你知道的,这是完全的非理性,疯癫,荒诞…但是,我猜我们必须经历这一道关,因为我们大多是需要鸡蛋的那类人。”

风靡一时的神经喜剧

好莱坞默片时代由于受制于声音条件、公众趣味以及其他因素,喜剧大多是以肢体语言为主的行为喜剧,浪漫喜剧非常罕见。1916年拍摄的《檀香山纪事》(It Happened in Honolulu)、《乔治华盛顿小姐》(Miss George Washington)算是公认最早的浪漫喜剧。浪漫喜剧的第一波浪潮来自1920年代末,有声电影刚刚出现之时。刘别谦的《红楼艳史》(One Hour with You,1932)、《天堂里的烦恼》(Trouble in Paradise,1932)是这段草创时期的代表作。刘别谦的浪漫喜剧比较着重铺排社会贵族成员之间的爱恨情仇,与之后调和阶级矛盾的神经喜剧大异其道。

公认的神经喜剧奠基之作,系好莱坞最民粹主义的导演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1934年执导的《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影片讲述克拉科•盖博饰演的中产阶级记者,与克劳黛•考尔白饰演的富家千金之间妙趣横生,终结良缘的浪漫喜剧故事。影片的戏剧焦点是两人之间的阶级差异,片中特别出现了象征这种差异的所谓“杰瑞寇之墙”(walls of Jericho),即两人共处一室时,用来区隔开双方的帘子。《一夜风流》体现了经典神经喜剧的范式,男女主角存在鲜明阶级差异,却能走到一起。这其实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30年代初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罗斯福新政亟待解决的危机,是消除当时美国人心中愈发浓烈的祈求社会主义的倾向。而神经喜剧这种调和阶级矛盾的影片,可以说是好莱坞助了罗斯福一臂之力。它鲜明的亮出阶级差异不是问题,真爱才是王道。

除了阶级差异之外,神经喜剧另一大特征是,女性鲜明的自由主义个性。《育婴奇谭》 (Bringing Up Baby,1938)中,加利•格兰特和凯瑟琳•赫本饰演一对浪漫情侣,赫本在片中的女角犹如女英雄一般,自由的追求心之向往的一切东西。同时此片还为之后的神经喜剧奠定了一个基本叙述元素:两位个性坚定的男女主角之间唇枪舌剑、快如闪电般的对话节奏。情场如战场,是这类电影叙述的最好概括。

神经喜剧到了1940年代出现了变奏。普莱斯顿•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执导的《摩根河的奇迹》(The Miracle of Morgan’s Creek,1944),将通常的公式做了革新。影片中的主角因为个人生理意外,生了六个孩子而成为国家现象。他们不再寻求阶级调和,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阶级,也不再出现卡普拉式的“阿吉神话”(Horatio Alger myth,即相信依靠个人勤奋,白手起家获得成功的神话)。

后经典时代的浪漫喜剧

1950年代之后,好莱坞浪漫喜剧开始出现显著变化。制片法典渐渐失效,大制片厂体系崩盘,好莱坞的导演开始剥去演员身体外神秘的面纱,浪漫喜剧变得开始性感化。尤其是马龙•白兰度、玛丽莲•梦露这些性感炸弹的横空出世,众多性味十足的浪漫喜剧,像《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1953)、《愿嫁金龟婿》(How to Marry a Millionaire,1953)、《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1955)等应运而生。比利•怀尔德1959年执导的《热情似火》,利用性别置换的效果,将浪漫喜剧推到了一个新高潮。当然古典纯真的浪漫喜剧同样存在,《罗马假日》、《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1957)是为永恒经典。

但同时,1950年代又是一个压抑的时代,美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又面临着核危机、共产主义红色威胁、同性恋恐惧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叫嚣,为此美国人不断的追求家庭价值。就类型片而言,黑色电影承担了反刍美式焦虑的重任,但浪漫喜剧也并非完全熟视无睹。这个时期的众多浪漫喜剧触及到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性焦虑。怀尔德1960年的《公寓春光》(The Apartment)就是如此。这部形似浪漫喜剧的影片,对性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批评。影片大力抨击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片中的资本家老板滥用权力,欺骗妻子,欺骗员工。这种批评也出现在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的《毕业生》中,影片讽刺消费社会的荒诞,资本主义带来的人际关系的疏离。达斯汀•霍夫曼虽然在影片最后解决了爱情问题,但却对着摄影机──其实是观众──如此说道:“好吧我们本来就会在一起,爱情胜利了。现在又如何?爱情战胜了一切?”这样的结尾虽然很不常规,但影片的成功证明了美国观众欣赏这样无解的结尾,电影教会了他们去批评美国社会。

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位一生以拍摄浪漫喜剧为职责的导演,这就是伍迪•艾伦。伍迪的众多浪漫喜剧,都是以伪自传的风格重述了他复杂的人生面向,同时又让美国观众尤其是纽约观众,在大银幕上重新延展了他们心中投射的欲望与认同。伍迪在这段时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影片,《傻瓜入狱记》(Take the Money and Run,1969)、《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1973)、《安妮•霍尔》、《曼哈顿》(Manhattan,1979)、《星尘往事》(Stardust Memories,1980)都质疑了“爱情战胜一切”的神话,质疑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与传统婚姻的合理性。直到1986年的《汉娜姐妹》,他在浪漫爱情的背景设置中再度考察纽约客的神经质作风时,才勉强到几乎是试探性的赞同婚姻仪式。

世纪之交的浪漫喜剧

1980年代后,美国社会渐渐步入后现代,或者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作风使得消费社会人的贪婪欲望释放到了极致。浪漫喜剧在此时扮演着一种社会代言人般的角色。这种角色迄今方兴未艾。

如果说恐怖、动作片吸引年轻观众,那么浪漫喜剧追逐的就是情侣对象,它不断的向女观众诉诸这样的观念:钻戒才是男人表达爱情的证据。这也使得今时今日的浪漫喜剧更加的色情化,更加的缺乏想像力,更加的保守。

近三十年最轰动的浪漫喜剧莫过于《当哈利碰上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1989)与《风月俏佳人》(Pretty Woman,1990)。《当哈利碰上莎莉》是最典型的新保守主义范本,它教会观众的只有两件事情:男人和女人不可能成为朋友,只能是情人或者不是情人;肤浅是最好的事情。更令人震惊的是,影片中的哈利是政治顾问,莎莉是报社记者,却对社会、政治议题除了发嗲肤浅的议论几句外,完全是一窍不通。像《电子情书》(You’ve Got Mail,1998)这种,更是从咖啡工业(星巴克)到互联网(美国在线)的直销广告,赤裸裸的宣传了全球化背景下美式帝国主义企业的吞噬力。

此外在近十年中好莱坞还出现了阿帕图的屎尿屁喜剧,在这类喜剧中有不少也算得上是浪漫喜剧,比如《四十岁老处男》、《一夜大肚》(Knocked Up,2007)。这类浪漫喜剧的最大特点,是充斥了各类粗俗的性幽默以及吸大麻等恶趣味,但本质上来说,其实更为保守,因为对男性主体的强调更加的强悍,女性更加的被物化。近年唯一一部在浪漫喜剧方面开拓出新意的影片,是2007年的《朱诺》(Juno),影片全面打破了浪漫喜剧的惯例,但同时又能让观众接受。

对于类型电影的功用,沙兹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它有着让鹬蚌相争,自己渔利(play both ends against the middle)的本事,能够在我们的文化中赞美矛盾的同时消除矛盾。”好莱坞浪漫喜剧诞生迄今近百年,它不断的将爱情故事简化成“男孩遇见女孩,发生波折,最终永远幸福的在一起了”的保守爱情故事。它成了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帮助将基督新教-白人-异性恋婚恋的仪式定型,不断的适应消费化的社会。但是类型同样也能讲述复杂完美,更接近人生真相的故事,这就要依靠天才创作者不断的翻新类型的公式与惯例。

(编辑:赵翔宇)

 

吴李冰

电影杂志《虹膜》编辑总监,自由影评人。

231 Comments
  1. 作为一个看了不少古今中外黑白彩色有声无声爱情片的人,我认为真正幽默不失机智、含蓄不乏浪漫的喜剧,还是要数classical hollywood时期那些电影。脱线如《一夜风流》,温馨如《街角的商店》都是值得回味的经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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