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当代尊孔运动的两难困境


很显然,后奥运时代中国文化的主要焦虑之一,表现为一种外向型和面向全球的自我文化塑形冲动。去今两年在文化学术界轰轰烈烈展开的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以及“大国形象”的讨论便是对其显著的印证。与之相伴的文化推广实践便是热热闹闹在全球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和媒体上聒噪连篇的“走出去工程”。

然而,正如“五四”需要胡适和鲁迅一样,任何文化运动都必须为自己塑造一个享有极高知名度,外观造型极富魅力并且色彩鲜艳易于辨识的视觉标志。而影片《孔子》的问世恰恰迎合了这一运动的内在需求,理所当然应被视为在全球范围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塑造大国形象的一面旗帜。这就将作为第五代成员之一的胡玫推上了历史上反复重演的“尊孔”运动的当代事主。

历史上的孔子本尊,经过千百年的言说阐释与文化包装,其经典要义早已被过度文本化而显得愈发高深莫测、玄机难辨,一俟走进大众视野,势必需要有人来对它进行一番删繁就简,化深奥为浅显的文体置换。正如大学一年级新生在进入某学科领域前,都必须经由《某某概论》引领入室一样。

于是近年来以各种不同文本形态出现的《孔子概论》便为当代中国文化造就了一道又一道繁盛而喧闹的文化景观。于丹在百家讲坛的《论语心得》便是其中最受大众热捧的版本之一。由此推知,胡玫电影版《孔子》不过是一部于丹版《论语心得》的续貂之作。

近年来以搬演帝王正史名噪一时的胡玫加入尊孔运动仿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背后的历史玄机显然与第五代导演被集体被官方化的文化宿命有关。比如张艺谋,由80年代的前卫艺术家蜕变为90年代全球文化的拥趸者。最近几年,他再度透过编排奥运盛典,化身为中国全球文化的官方代言人。

陈凯歌尽管显得有些“卿本佳人”般的矜持和徘徊,但最终还是以一部《梅兰芳》无奈而又顺从地投入了官方怀中。相比之下,对第五代原教旨主义更为坚守的田壮壮与何平,在一轮高过一轮的商业大潮中,正在极不情愿地被边缘化。两厢一比较,一向热衷帝王将相题材电视剧的胡玫选择了向张艺谋路线靠拢,显然更符合逻辑。

她早年也曾跻身前卫艺术家行列,90年代以来,一部接一部的热播电视剧又为她早早地解决了生计问题,目前唯一阙如的只剩下一枚来自官方的认可“公章”。这样想来,用一部《孔子》跻身官方“尊孔”大潮当中,也只能是摆在她面前唯一的一条康庄大道了。

那么,当代“尊孔”运动的文化与政治合法性又体现在哪里呢?这当然与孔子所倡导的“仁政”治世理念以及其“家国天下”的国家意识有关。“仁政”观念显然很符合当代新威权主义“以德之国”,“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而“家国天下”亦有助于国家凝聚与族群认同的文化需要。

这样看来,身在远古的孔子,以一种“拿来主义”和“古为今用”的方式被重塑金身,并纳入当代全球性大国政治文化理想的构建过程,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过度倚赖孔子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如果毫无节制地将孔子加以神圣化、绝对化,其结果非但不能强化孔子作为文化遗产的当代效能,相反,它只能导致当代文化再生产机能的严重弱化。在这个历史关头,我们更应该用一种平实理性、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审视、判断孔子及其所承载的儒家文化传统。

但是,写到这里,一种恍若天然的内在牴牾便开始悄无声息地浮出了水面。一方面,尊孔大势必然要求将孔子的权威性、神性加以放大,而突显孔子及其文化的当代效能又势必要求对孔子展开一种理性审视与辩证剖析。二者之间的纠缠与冲突就成为当代主流文化尊孔运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悖论。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那么尊孔的结果就难免重蹈历史覆辙而陷入一种文化两难。

尤其在以电影的文本形态再现孔子的时候,更无法摆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进入市场被大众消费的命运。这一语境中,上述文化两难又难免被几何级地放大。因为圣人和神只能被人用来顶礼膜拜,而无法进入人们的消费。市场上的大众消费却要求剥去孔子千古文德、万世师表的华丽外衣,被屈尊请下神坛,显现他作为凡夫俗子的本来面目。这样一来,尊孔运动与大众消费的固有矛盾便被裸露了出来。能否克服这一矛盾,为大众呈现出一个既符合尊孔要求,又利于人们消费和观赏的孔子符号,便成为创作这部电影的首要难题。

事实果然未出所料,片子本身还是未能找到解开上述难题的密钥,依然颇为无奈地陷入“神圣化”与“平实化”的两难当中。撇开史实不论,单就影片文本自身来说,这个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比如,编导何以要绕开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和平民学者的角度,而刻意选择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事功”(实践)角度来展开叙事呢?

这当中除了为让剧情更富戏剧性和视觉动感的考量之外,是否也泄露了编导创作思想上残存的某种“官本位”无意识呢?这样确定叙事角度的结果,便使得孔子一开始就被置于一种无法摆脱的矛盾当中:一方面影片假定孔子是一个文治武功、经世致用的伟大政治家,但另一方面又让他在官拜鲁相的从政实践中屡受挫折,甚至被王权放逐,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吗?

当然,有人可以把这归结为鲁国当政者鼠目寸光,认识不到孔子才高千古的仁政思想,把这归结为孔子生不逢时,归结为荒唐时代对天才的扼杀和埋没等等。事实上,这正是剧情遵循的叙事逻辑。剧情的后半部,孔子被逐出官场,周游列国,备尝艰辛,但最终还是换来了季孙式的幡然悔悟,以其拳拳之心来恳请孔子返回故国。

故事讲到这,其实已可被归结为:孔子赢了,季孙式输了。但孔子真的赢了吗?如果说他确实赢了,恐怕也不是在他回归鲁国的那一刻,而是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如果孔子没赢,那么编导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何以如此不见容于时政,最终沦落成为一个失势的士大夫,一个被抛离主流权力之外的“丧家犬”了呢?他的政治抱负是否真如想象的那样大圣致善,万无一失了呢?

从今天的观点看,孔子也许从来都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实践家,他只不过是一个为春秋乱世苦苦追寻解决方案的孤独的思想者,他所秉持的“克己复礼”的美好理想,在那样一个乱世当中也仅仅意味着一个脱离实际的政治“乌托邦”而已。孔子所以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相对于理想主义,现实政治往往会倾向于选择一种能平衡、化解各种政治利益纠纷的功利主义策略,而不是像剧情中孔子强行推进“堕三都”那样一种单兵突进式的理想化的冒险主义的平权政治。如果把“堕三都”看成是今天的“强制拆迁”,那么,拿它来对付草民百姓也许还不无用处,但拿它来对付那些拥兵自重的王侯将相,恐怕很难说是一个老于世故的政客所愿意尝试吧?

这里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如何看待孔子的政治失意问题上,影片选择了一种单向度的归因法,仅仅强调了当权者的自私昏聩、失察和短视,而放弃了对孔子政治思想局限性的反向审视,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将孔子从他所在的时代中孤立出来,而为所谓“万世一师”的膜拜和仰视留出了余地;其二,影片试图从政治实践层面突显孔子“仁政”的历史合法性,实际上却混淆了他作为一位成功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与作为一位失败的现实政治实践者的主次身份。

因此,影片难免给人这样一种错觉,银幕上现身的不再是孔子,而成了孔明。孔明三分天下的政治理想虽不及孔子的“礼治”和“仁政”那样烛照千秋,但在现实政治实践层面,他确比孔子要技高一筹。别的不论,他至少能把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打理得井井有条,而孔子却只能在方寸案牍之间修史治策以至终老。

如果说前半段的孔子像孔明,那后半段又忽然变成耶稣。不但蓬头垢面的身体造型像,就连那种载饥载渴、九死不悔的精神头也像。这还是一种神话化的叙事策略,意图仍在于把孔子从凡夫俗子中抽离出来,尊请到至圣先师的莲花宝座之上。那一段孔子与老子巅峰对话的场面,还真就让人感觉飘飘欲仙了,这一化境与其说是来自孔子的自我想象,不如说是来自编导潜意识中某种造神冲动更为合适。

以对人类文化思想的影响而言,说孔子堪比耶稣也不为过。但就其思想的境界而言,孔子就比耶稣世俗多了。都说孔子秉持入世思想,实际上所谓入世也不是铁板一块。孔子也有放纵天地之间追求自由畅达的浪漫主义生命态度。有一次孔子与弟子坐而论道,他对子路、冉有拜官求相的政治抱负显得不屑一顾,反倒对曾点的“出世”和“无为”论调大加赞赏。

当被老师点名要他讲讲自己的生活理想时,曾点言道:“暮春者,春服既成,携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对此孔子的点评是“吾与点也”。什么意思?曾点是说:“晚春时节,人们已经脱去冬装换上春衣。在这个季节里,与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未成年的孩子,一起到一条名叫沂水的河里去戏水洗澡。洗完后,坐在岸边的石头上吹吹小风,再在春风沉醉的傍晚,与众人一起唱着歌回家睡觉。”

孔子对此大加赞赏,说:“我太同意曾点的说法了!”。他这样一个主张积极入世的鸿文大儒,何以会对这种玩物丧失说法赞不绝口呢?这就与孔子一生的人生挫折和政治失意有关了。这个时候,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出世思想就从孔子的言说中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来。也许孔子是个述而不作的夫子,所以这类违反常规的话在他的传世宝典中并不多见。但却让看到了孔子也有非常人性化的一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和老子的对话,是不是会比那种巅峰论道、飘飘欲仙的感觉更朴实一点呢?不过也许这就不符合尊孔者的意志了,既然尊孔,哪能把孔子写成如你我一样的凡夫俗子呢?

最后一点,大概编导忽视了孔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被不断改写和重塑的事实。朱熹曾经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难道我们能拿这句话去比照孔子的肉身本尊吗?如果这样,让他的学生如何与老师相处?假如你是一个学生,假如你面前站着的不是一个朴实无华、和蔼可亲的师尊,而是一个万古不灭的活神仙,你会如何与他相处?

所以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是由漫长的历史和不断蜕变演进的文化造就的,如果忽视这个过程,以为单凭孔子的生平事迹就足以来阐释孔子自身,是不是有点太过于一厢情愿了?

总的看来,《孔子》这部电影还算是一部很用心的作品,在表演、摄影、美工、道具、服装、音乐等等创作环节也确见创作者的认真和功力。并且我也不怀疑它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销售成绩。即使市场反应不如预期的热烈也无妨,加上团体购票、政府埋单,也足以让投资者获得丰厚的经济汇报。再不济,还可把它当作影视版的《孔子概论》,投放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里去给学生当教材,这对于汉文化的普及和推广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直接的推动。

既然好处这么多,也就不必对它过于苛求。但是有一点还是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在当下尊孔运动成为一时之趋的背景下,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用一种平实、理性、历史和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孔子,一味仰视和膜拜是无法让人们认识孔子学说的真正本质的;其次,将孔子视作当代文化发展的建设性因素固然重要,但他毕竟是上古先贤,他的思想不可能百分之百适用于当下波谲云诡的文化现实,为此万不可对孔子遗产有过度倚重的心理,还是应立足当代,促进我们自身文化与思想的再生产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

石川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No Comments Yet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