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夢人生 侯孝賢

ot0421a1攝:曾慶威

勢之所趨,情之所至

『對於侯孝賢,我有一種近乎於偏執的情意結,他的名字在我心底,幾乎可以直接與金光燦爛的「台灣電影」四個大字劃上等號。身為他的影迷,在此前十年那些為他的電影哭過、思考過、默然無語過的漫長時光裡,我始終堅信,他本身已是台灣電影30年來的一部發展史。他腦海中的童年往事,他心底的悲情城市,他電影中的鄉土和那些流淌而過的歲月經年,對深愛台灣電影的人而言,這是他們最初愛上台灣的原因。戲夢人生30餘年,光陰最無情。今天的台灣電影,早已不是那個「新電影」當道的傳統時代,而當我們在看著《海角七號》、《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這類青春片而大讚台式青春的動人時,還有多少人記得,對上一代或再上一代的台灣人而言──侯孝賢的電影是他們青春的記憶。

藉侯孝賢攜他所參與的《10+10》來到香港國際電影節之際,我們得以近距離體味他的電影思維,理解他在大時代下所相信的影像價值。』

如果說侯孝賢的電影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那它一定是台灣人的生活經驗。電影最初的立場便是「生活的模仿」,對於創作者來說,藉電影去凝視生活的經驗,是最重要的事。

《10+10》的策劃本意,與他的創作立場,非常吻合。

他所執導的5分鐘短片,作為整套影片的壓軸之作,有著宛如其名的厚實底蘊。《黃金之弦》──恰如其分地承托住該片想表達的那份代代傳承、開枝散葉之台灣電影情。或許只有侯孝賢能駕馭這種短小,但內裡飽滿醇香的家族親情,而故事也正源於他公司中一直未婚的美術人員的真實經歷。「她家在南部,每年過年或清明都一定回去。然後可能她年紀大了,她媽媽年紀也大了,有一次她回去,很怪,她媽媽從壁櫃裡拿出金條給她。」侯孝賢聽到這件真人真事後,就說好啊,我們就拍這個,他讓美術人員回去將細節整理出來,演員、地點隨即就位,作品從而誕生。

《10+10》是不可多得的一次台灣電影人的集體嘗試,在侯孝賢看來,這種集體投入的創作所帶來的最大驚喜是揭示,影人們彼此發現:「哦,原來每個人表達的方式都不一樣,這種不一樣讓所有人都很興奮。」大家看到屬於別人的那塊空間跟能量,互相欣賞。本來彼此暗暗較勁的創作生態,在這種欣賞的過程中拆除了創作的藩籬,無意中形成一種團結的氣氛。

時代變遷,四季交疊

許多影評人對台灣電影的現狀並不滿意,似乎「新電影」傳統在當下的創作環境中已幾乎尋不到痕跡,青春片當道,台灣電影式微,但侯孝賢作為時代洪流的見證者,卻認為世道演變純屬必然,不只是電影本身,人們接受影像的方式也完全轉變了。「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市場,當生活中的種種價值都在市場的機制中運作時,包括你的打扮穿著、你認為時髦的觀念,都是市場給你的。」資訊流通的移動性,使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上的小熒幕裡。而身為影像創作者,侯孝賢對這種狀況的看法是「時代演變的必然性」。

「因為所有人看的東西都大同小異,接收影像的能力都差不多。這種戲劇性跟現在台灣電影的結合,導致台灣電影這幾年愈來愈local。」大家都用電腦、網際網絡傳達與接受訊息,如今的電影只要抓住這個,便會成功。侯孝賢說:「這種電影跟我們當初想像的是兩件事。」一個新的世代,等於重新開始,大家的焦點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但面對變局,他卻平心靜氣,笑言道:「對我是沒什麼影響,我老頭兒了,也沒車,甚麼都沒有,我還是一樣步行,坐公車坐捷運,我喜歡在捷運裡面跟人擠在一塊。」聽他講下去,則更加有趣。「你作為創作者,不能跟生活切斷,你不能在一個堡壘裡面,你永遠不接觸真實生活,那你幹嘛創作。你要跟生活非常貼切,像我坐捷運,常常看到年輕男女,頭髮完全是漫畫式的,然後進公廁,很多國中生都在那邊弄水,還拿出一個甚麼膏,三四個同學在那邊往頭上抹,男生哎!我覺得好好笑。」

這是時代,所以像《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陔》的電影會走紅,也是因為時代,你必須極為細心,才能分辨出這位大導演平心靜氣話語中的憂傷。「所有人都看小熒幕,小熒幕裡只有線條,那電影這一塊的含蓄,誰還注意啊?」人與人在情感交往中的暗湧,遁於無形,iPhone裡的喜怒哀樂,早已佔據人們的生活。侯孝賢說,這是勢之所趨。

沒有遺憾嗎?

「這不是遺憾的問題。你要認,春天來了呢,冬天讓開,夏天來了,春天讓開,你懂我的意思嗎?它就是這樣,逃不掉的。」

如果是你,聽完這席話,不知會否有種幾欲掉淚的衝動。

分辨能力,乃經驗累積

但對於一位電影導演而言,電影本身是不變的。

無論時代怎麼變化,侯孝賢始終相信:「電影其實就是你,你身為作者,是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感受。形式可能會變,但內容是不會變的,因為人的情感流動,永遠能打動你。所以對我來講,它永遠存在。」

如果說今時今日,他仍有自己最想透過鏡頭呈現的情感,那麼一定是對人的依依不捨。依依不捨不是愛慕,而是打動人心的一些情感,哪怕這個人是孤獨的,哪怕這個人患上了自閉症,都一定有他的動人之處。而創作者對影像的依戀,恰恰來源於此,且這種依戀的自覺,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而是隨時隨地置身於生活的內部。「它一直在。你眼睛看出去就是,而且你不必看也有,你的涉獵不只是從生活,還有閱讀,種種地方,它都在。」

那麼,生活中不拍電影的侯孝賢是怎樣的?

「我就是早上起來呀,起來以後通常去爬山,下雨天就在運動場走一下。然後回家先煮麥片或者稀飯,然後煎蛋,譬如番茄蛋啦,家裡有甚麼我太太之前買的菜,我就會做,做好以後,我太太就可以吃啦,我也可以吃啦。吃完如果家裡沒有甚麼需要整理的,我就洗衣服、拖地。之後我就去咖啡廳,寫作或是閱讀,下午有時會去公司。」

生活中的侯孝賢,不但平和,性格更很隨和。某程度而言,他是一個極度守舊的人,直到現在也不用電腦寫作。「我根本不會用,所以也永遠不受那一塊干擾,沒有甚麼垃圾信件,多開心哪!」

仍舊保持平常的閱讀習慣,出版社或從事寫作的朋友常會寄來新出版的書給他,但他感興趣的大都是舊人心事,譬如胡蘭成、張愛玲研究中的一些新發現,同類訊息彷彿永遠看不完、堆積成山。當然也要讀許多關於拍片的資料,像他最近在內地拍夢回唐朝的《聶隱娘》,就是通過閱讀,了解唐朝的官制——上層中層下層,更細分還會有武職武將。「很少人去研究這個,但為了拍片,你就要去查。」

至於其他同行的電影作品,侯孝賢大多接到邀請有機會便去看,或是聽到某齣戲的良好風評,就去戲院看,但最近那套斬獲奧斯卡外語片、此前更橫掃柏林影展的《分居風暴》,他還沒時間去看。「聽說不錯,要看一看,我想看的目的,就是去看看它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有時候,其實大家的分辨能力並不清楚。」他絕不會人云亦云,好電影要自己眼見為實才能做出判斷。

如果說你會在這位大師毫無光環的親和外表下,體會到他的驕傲,那便是他談到分辨能力這件事時的雲淡風輕。

「影像的分辨能力……」他像是思索了一下,笑道:「現在沒有幾個人有分辨的能力,以前的人可能有啦,分辨能力是很難的,有時候自身都不知道,你要在這個領域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一個頂,才會有分辨能力。」霧裡看花,孰是孰非,關鍵是置身其中的人能否看出來。

但他寬容道:「有時你不會去拆穿,因為沒有用,這世界本來就如此。」再講深一層,不是每個人都如他一樣,拍了30年電影,所以他的要求,始終只是針對自己。

或許真的如他所說,對於時代,他沒有遺憾與失望,但面對他時,你會明白,他始終是侯孝賢,而在這個大時代中,他能做到的,或許也只有永遠堅持自己。

贾选凝

生于北京,北京电影学院毕业,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硕士。现为香港媒体从业者,专栏文字散见于《亚洲周刊》、《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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