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曼佐:影片被禁不是最痛苦的事情

作者:王华震(@江声走白沙

往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展映单元,叫做评委会主席电影展映。然而今年的主席汤姆•霍伯的片子实在太少,撑不起一个单元,而评委会成员中,拍过足够分量的电影,又有重大展映意义的,非捷克老导演伊利•曼佐(Jiří Menzel)莫属了。遗憾的是,此次能来上海的他的电影,只有一部《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

伊利•曼佐的名字也许中国普通观众会比较陌生,但在捷克电影史上,他却是一个绝对无法绕过的名字。当这位曾经只能在盗版碟的封面简介上看到的、“捷克新浪潮”时期的传奇人物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我的感慨是胜过惊喜的。还记得他自导自演的片子《反复无常的夏天》中那个杂技演员,落拓不羁、随遇而安,一个正宗的波西米亚人,如今也已经变得满头白发,大腹便便了。

反讽和恶作剧从没有离开过曼佐——这也是他的电影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采访拍摄时他也不停地做鬼脸。碰到小姑娘,他更会开心地像个小伙子,用手轻轻地抚摸她们的脸。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爱自己的妻子,相反,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了,采访一开始,他妻子就发来短信,说自己病了,叫他送点早餐去宾馆房间。他二话不说,立刻跑到酒店餐厅买了水果、燕麦,稳稳地送到房间里,我的采访就这样一路跟着他,看着他飞奔,听着他喘着粗气的回答……

这个75岁的老人就像是布拉格的一块活化石,身上带着60年代特有的旺盛创造力。但是在采访的前几分钟里,他一直强调着自己的缺点,“我懒惰、骄傲、平庸、完全配不上现在的声望。而且我缺乏勇气,我也从来没觉得我一定要拍电影,拍电影只是我的工作。我对自己能否拍好电影总是充满了怀疑……”

曼佐曾凭借电影《严密监视的列车》获得1968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拍摄时他还未满30岁,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的一系列杰出的作品,包括1969年甫一推出就遭禁映、90年代重见天日勇夺柏林金熊奖的《失翼灵雀》,证明了上面他所说的只不过是自谦而已。

在他这么多年的电影生涯中,运气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对于整个电影史来说,他只是一个意外的闯入者——像卓别灵一样踉踉跄跄地闯入了历史的现场——就如《我曾经伺候过英国国王》中的主人公:顺从、寂寂无名,所有的愿望就是成为百万富翁,却意外卷入了捷克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

曼佐的命运轨迹和这位主人公当然不一样,但也足够可以拍成一部这样的电影。和其他在铁幕之下成长起来的导演一样,他的电影生涯曾被打断过、个人生活也曾被纠缠过,但所有的这些事情,曼佐似乎都能从中找到“好笑”的一面、或者“反讽”的一面。在曼佐的个人简历里,“嘲讽”一直是一个关键词,无论放在他生命的哪个时期,都显得很合适——就像他的电影《反复无常的夏天》中的杂技演员,充满了对命运的调侃。他一开始是想做一名舞台剧导演的,但由于被认为“天赋不足”,就只能进布拉格电影学院。然而到了他的晚年,他越来越多地回到戏剧的领域,导演了很多舞台剧,“现在我没能力拍电影了,只能搞戏剧了。”他自嘲道。

布拉格电影学院是东欧最知名的电影学院之一,战后捷克影史的几乎所有名导演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六十年代震惊世界影坛的“捷克新浪潮”也发轫于此。他的师友们,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扬•内梅克(Jan Nemec)、 亚罗米尔•伊雷什(Jaromil Jires)以及薇拉•齐蒂洛娃(Vera Chytilova),和他一起缔造了那段虽短暂却光芒四射的岁月。

曼佐在电影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作为齐蒂洛娃导演的助手,也是在她的支持下,他导演了自己的短片处女作。它改编自捷克大文豪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的短篇小说,收录在短片合集《底层的珍珠》中。“我在校的时候成绩并不突出,但我是这帮人中最小的。”他回忆说。

也是从这部短片开始,赫拉巴尔成为他的电影最重要的关键词,他也变成赫拉巴尔小说最权威的银幕阐释者。他的长片处女作《严密监视的列车》,同样改编自赫拉巴尔的小说,这部小说则源自赫拉巴尔自己的亲身经历,描写了40年代德占时期一个铁路小职员对于性问题的困扰。“好的喜剧绝对是一件严肃之事。但是如果你以过于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之事,那就是荒谬!”这是他对自己这部处女作的评价。

曼佐说自己喜欢的喜剧是卓别林风格的喜剧和意大利喜剧,前者大家都很熟悉,此不赘述。意大利喜剧则是一种自成系统的、在世界电影史上比较特有的类型,这种喜剧往往和生活的细节密不可分,主题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而那些意大利喜剧明星多半看上去乖张、怪僻,但并不喜欢用夸大的方式来表演。在曼佐的电影、村三部曲之一的《雪花莲节》(Slavnosti snezenek)中,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喜剧的明显影响——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里面的人物却以一种笑谑在姿态对待生活。在情节上这部电影并没有叙事主线,而是由联珠串般的小故事串联而成。

在198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垮台后,伊利•曼佐的创作并没有恢复到60年代的辉煌,仅有《乞丐歌剧》、《伊凡的冒险生活》两部长片和一部短片而已,国际评价也一般。让他重回巅峰的依然是赫拉巴尔。2002年,他亲访“台北电影节”时提到,电影所需的大量成本与耗费的体力,让他宁可把剩余时光多花在自己的剧院里。然而,为了拿回赫拉巴尔的小说《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拍摄权,曼佐简直豁了出去。似乎少了这部片,他的电影生涯就不完满。只是当时曼佐的胜算微乎其微,毕竟版权掌握在捷克最大制片公司手上,谁料到他不仅终于完成夙愿,更以高龄导出有一部传世名作。他自己也承认,为了拿到版权,不惜动手打了对方……

曼佐之所以不断地改编赫拉巴尔的作品,并获得人们的认可,也许是因为这两位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吧。他们对生活之无奈、对生命之荒诞,以及对蕴藏期间的幽默的共同理解,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赫拉巴尔自然也非常欣赏曼佐的改编,生前也要把死后小说的改编权托付给曼佐,曼佐曾一再推辞,表示要让新人来拍,然而最终还是要由自己上阵。现在曼佐也老了,不知在他之后,还会有人这样用影像传达着赫拉巴尔式的幽默吗?

B:你60年代初毕业于布拉格电影学院,那时候捷克学校内的氛围是怎样的?
M:当时的气氛非常好,我们的老师是非常专业的电影教师。我非常非常平凡,成绩也不怎么样,但幸运的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被我学到了,也很幸运我有一个好老师,奥塔卡尔•瓦夫拉(Otakar Vávra),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捷克导演,他把平生所学都教给了我。他可能是捷克最早的专业导演,从文学、美术、剪辑到摄影、和演员沟通,他都非常专业。由于他把我教得非常好,所以我第一部长片《严密监视的列车》拍出来之后,美国电影界的人当时都不相信这是处女作,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技术问题。总的来说,在五六十年代,学校的气氛是很自由的,虽然政治气氛变幻莫测,但我们是艺术类大学,学生的思想很自由开放。

B:你当时喜欢的是哪些导演?
M:我当时喜欢法国三十年代诗意现实主义的导演,还有卓别林。卓别林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在小的时候就看过他的电影。在他身上我知道了喜剧的重要性,也知道喜剧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当然还有意大利喜剧片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B:布拉格电影学院是按照当时的苏联模式建立的吗?
M:当时还没有。其实在战争期间,这个学校的前身就已经存在了,就是我的导师,奥塔卡尔•瓦夫拉,他对学校的建立出了很大的力量。1946年正式建立,之前准备了很久。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都按苏联模式建立,但我们学校不是。

B:那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为界,布拉格电影学院前后有什么变化呢?
M:68年之后变化还是很大的。那时开除了一批老师,学校里新的掌权人物也希望学生做一些政治性很强的电影。那个时代对捷克电影界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时代。

B:你毕业之后一直是薇拉•齐蒂洛娃的助手,能谈谈她吗?
M:她虽比我年长,但我们是同学,做了四年的同学。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像是个她的小跟班。当时我是一个从郊区来的什么都不懂的小笨孩,而她是一个很成熟、结了婚的太太,经验也很丰富,所以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B:你的电影《失翼灵雀》被禁,能说说这个事情的具体经过吗?
M:我们拍摄的时候,捷克电影界的领导还没有换,所以我们能自由地拍。拍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五十年代的社会状况。但是等68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呢,不管是电影界,还是其它艺术界,所有领导都被撤换了,当然是慢慢地换的……在电影界,不止是我的《失翼灵雀》,还有一大批的片子,都被禁了。当时是拍完了,但有二十年都没有和观众见面,直到1989年之后。

B:这部片子之后,你有很多年没拍片,是受到了什么阻挠吗?
M:不仅是我,还有我的同事,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时“捷克新浪潮”的那一批年轻人,都在国外获了奖,在68年之后,这些电影都被认为是不好的。不仅是电影,所有艺术都这样。

B:当时你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
M:当然难过,但却不是最痛苦的,把这个片子做完,我还是很高兴的。我当时的想法是过几年就会解禁,没想到会花二十年。

B:那你当时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M:有人失去自己的工作、有人失去了自己的作品、有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我当时做了一个电视剧,却被我一个朋友偷走了,署了他的名,只是因为我得过奥斯卡奖,在审查的“黑名单”上,他说“我不配做捷克电影!”他们还逼我,让我被迫承认“我不要拍电影”……

B:你最近的片子《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也是赫拉巴尔的小说改编,但据说你得到这个改编权的过程很曲折,能具体说说吗?
M: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过程变得这么复杂我也是有责任的。其实在赫拉巴尔生前,他是希望我来执导这个改编的。但我之前已经拍过够多他的小说了,就对他说能不能让新人来拍。所以我当时拒绝了改编权。版权在另一个导演手里,但他只有两年,两年之后,他没拍,版权过期,又进入了另一家电影公司。这家电影公司又来找我拍,但这时协议变成了:如果我在一定时间内没开拍,版权就会自动落入另一家私人电视台。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这部片子,结果错过了最后期限,没法开拍。这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就一直躲着我,不和我见面。但有一次我们凑巧在卡维罗发利电影节碰到了,在一个我的电影的回顾展上碰到的,我就挥拳揍了他!并把他赶出了电影院……之后它的版权又几经流转,大家还是找到了我……

B:你经历过捷克对电影审查的那段历史,现在你怎么看待审查?
M:审查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的专利,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着审查。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未成年人,你的父母对你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而当你成人了,你就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审查就是那个父母。现在,不幸的是,可能这个社会还没有成人吧。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审查,也许有时它会以另一个词的形式出现:责任。

(编辑:赵翔宇)

江声走白沙

前外滩画报文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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