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跨国领养的文化梦魇

去年暑假在洛杉矶,时不时在马路上看到《孤儿》的海报,心里充满了好奇,可始终没机会看,直到几天前才拿到碟,终于囫囵看了。这片子还是比较给力,如果仅仅把它看成一部普通惊悚片,未免有点可惜了。至少剧情可供解读的空间相当大,可以视为是一部理解美国家庭、宗教和性别关系的文化标本。但剧情只有一个很狭小的切口,那就是美国中产家庭的跨国收养问题。

影片主人公家庭那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故事,其元凶便是一个被跨国收养的孤儿。近些年跨国收养在美国十分普遍,这与美国白人中产家庭出生率持续走低有关。战后婴儿潮以后,美国出生率开始持续下降,直到90年代末才略有回升。譬如 2009年的平均出生率为2.1%,表面上看,这个数字高于欧、日、加、澳等经济发达国家。但它在家庭的阶级、种族背景上分布上很不平衡。每年有四分之一的新生儿来自拉丁族裔,八分之一来自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这些家庭大多处于社会下层,而一般中产阶级基督或天主教背景的白人家庭生育率依然低迷。在某些保守人士看来,这也是白人中产家庭危机的一种表现。

孩子是维系家庭稳定的粘合剂,许多国家都用刺激生育来抑制离婚率攀升和维护中产阶级的家庭稳定。90年代冷战式微以后,美国社会在家庭与婚姻观念上渐趋保守,传统新教伦理在世俗意识形态中占了上风。特别是在遍布城乡的中产阶级群体中,重视家庭和睦、反堕胎、反同性婚姻等反激进主义思潮又重新取得了主导地位。这种趋势对此前的女权、民权、反主流、朋克、摇滚、嬉皮士等激进潮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逆转和反动。这种动向也体现在国家政策层面,比如在税收上,子女多的家庭往往比子女少的家庭享有更多优惠,这无形中让多子女家庭再次成为中产家庭的主导模式。

但是,这又显然与低迷的出生率形成了矛盾,于是,领养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重组家庭的选择之一。一般情况下,领养的渠道有两种,一种是本国领养,一种是跨国领养。两者相比,跨国领养成本更为低廉、操作更为容易。相反,本国领养却很难实现。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然与社会灾害少发国家,本国孤儿数量非常有限。2005年夏季的“卡特莉娜”风灾,大概是百年来美国本土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但由此而产生的孤儿也大约只有200多名。在随后的2到3年中,这些孤儿都被不同家庭领养。

而跨国领养则可几何级扩大孤儿的来源。特别是某些自然灾害与社会灾难多发地,孤儿所占比例相对较高,比如亚洲、南美、中东、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跨出国门从这些地区领养孤儿,不仅是一种被新教伦理所推崇的善举,也符合美国价值普适化、全球化的文化立场,而且跨国领养成本也相对较低。一个亚裔儿童的领养费只有区区1.5万美元,只相当于买一辆汽车的价格,让许多渴望添丁进口的家庭都想跃跃欲试。加上美国主流文化推崇多元主义,家庭成员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多元性似乎也成了一种生活风潮。就连驻华大使洪培博这样的政客也领养了中国孤儿,假如不是主流文化肯定这种做法,像他这样前景看好的政治明星是断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但是,大量的跨国领养也会带来许许多多无法回避的矛盾,直接的如欺诈和继承权纠纷,间接的如孤儿长大后能否皈依原属宗教信仰,领养家长如何处理孤儿原属文化的风俗礼仪(如割礼),以及孩子所面临的多重文化身份冲突等等。尽管多数有领养记录的家庭都表示愿意尊重孤儿原属文化和生活习俗,但现实中的问题依然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成为一道困扰领养家庭和睦的社会性难题。

现实中的种种困境在文化和社会心理层面郁结成为一种内在焦虑,需要有一种象征形式来加以想象性的排遣和宣泄,于是,便有了《孤儿》一类以类型片面目出现的商业电影,用来回应现实中挥之不去的那些纠缠无解的难题。仔细看一下便会了解,前面提到的种种领养问题,在《孤儿》一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投射,只是剧情展开和解决方式,被置换成了一幅更富于戏剧性的假定性图景。

在剧情中,被领养的9岁“女童”埃斯特具有一种强烈的伪装性,她的所有个体信息几乎全都是虚假的,包括她的年龄、外形、祖国、家庭、宗教背景等等一切。在影片开始的时候,埃斯特的伪装被她的视觉表象夸张到了极致,以至于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按照中产价值观虚构出来的理想少女。随着剧情的展开,埃斯特逐渐原形毕露,原来她的本尊是一个贪婪成性并极为凶残的成年异教徒(heathen),一个美国白人中产价值观的他者(other),一个荷尔蒙分泌紊乱导致身体畸形的怪物(alien)。

从文化认同角度,上述三个关键词heathen、other、alien描述的都是对非我族类的一种排他性指认。由于文化经验和知识理性的局限,人们对于那些外在于自身的文化和习俗总是充满了偏见和拒斥,这种偏见一旦形成,便会逐渐凝固成一种文化成规(cultural convention)融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不仅很难纠正,并且总是试图以一种妖魔化的方式来加以呈现。正如美国人爱把中国人想象成留着猪尾巴的“清客”(chink)或陈查理(charlie chen),中国人爱把日本人想象成“鬼子”(ghost),香港人爱把大陆人说成是“北佬”,上海人爱把外地人说成是“乡下人”一样。

在美国中产阶级主流族群看来,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埃斯特就是这样一个非我族类的怪物。她的祖国历经贫穷、失序、战乱和动荡,因此来自那里的人仿佛命中注定必然是心理扭曲,人性暴戾。他们乔装混入美国主流社会,成为富足安康的白人中产者的午夜梦魇,成为家庭和睦亲情的终结者。尽管埃斯特与现实中的跨国收养存在某种指涉关系,但本质上折射的却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异域文化一种偏执的妖魔化想象。

值得留意的是,每一种文化的道德审判中都有一种属于“极恶”的罪责,一个人只要沾上一点“极恶”的边,那他作为一个人的合法性就势必荡然无存了。看过大卫·芬奇《七宗罪》的人都知道,天主教戒律中将“欺骗”、“嗜血”、“嫉妒”、 “贪婪”等等都视为反基督罪责,而在埃斯特身上,不仅这七宗罪样样俱全,更不能容忍的是,她还令人发指地杀害了曾经救助过她的善良的修女。这在新教伦理看来就是一种异教的“渎神”重罪,意味着一种十恶不赦的穷凶极恶,其性质大致相当于儒教伦理中的“弑君”或“弑父”。而埃斯特正是这样一个道德上的“极恶” 之徒,她的结局除了曝尸野外,死有余辜,似乎再也没别的出路了。

影片除了对埃斯特进行道德审判之外,也不动声色地对白人中产价值观采取了一种若隐若现地嘲弄和批判。如前所述,在影片开头,呈现在观众眼中的埃斯特是一个白人中产女童的理想化身,就如同拉康所言,婴儿总是在镜像中看到是一个虚假的理想化自我。如果我们把出场时的埃斯特看成是一个白人中产者的理想镜像,那么在这貌若天仙的镜像之后,掩藏的却是一个野蛮而嗜血的兽性真身。这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反讽意味。其结局,就在埃斯特画皮被剥去之后,所谓中产阶级理想女童的虚假伪装也随之真相大白于天下。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埃斯特的诡计之所以能在这个家庭上得手,除了她自己极擅伪装之外,这个家庭原本潜在的危机也为埃斯特阴谋屡屡得手提供了便利。这家的主妇凯特便是一个因孩子胎死腹中而心结未除的怨妇。她长年酗酒,一度被诊断患有人格缺陷,被视为中产家庭的叛徒。而她的堕落,正是导致与家庭危机的根源所在。也正是为了挽救这个频临解体的家庭,夫妇俩才有了领养孤儿的打算。没想到,这却为后面的家庭惨剧埋下了祸根。

在剧情后半部,由于埃斯特巧妙的伪装,也由于凯特的前科,致她被人误解为一个虐待养女的恶妇。这种剧情设置比较聪明,一来可以继续把戏剧冲突局限在家庭内部,不至于引入警察、社工等外部力量的介入,避免分散叙事主线。同时,也可将埃斯特与养母凯特两人的对峙推向极端,使得戏剧冲突的重心,由埃斯特的单方面进攻,转移到两个女人为争夺家庭、孩子和男人而展开的一场善恶决战。

在影片的结局中,一度违背中产家庭价值观而犯有小错的凯特,最终战胜了邪恶“养女”埃斯特,代替她的丈夫成为家庭危机的拯救者。但她显然只成功了一半,因为她只挽救了儿女却失去了丈夫。不过这个丈夫,在整个事件中几乎毫无例外地被置于一种对事实误判失察的位置。他不仅对妻子缺乏必要信任,并且作为一个男性家长,也完全无法履行保护自己家庭安全的使命。这种男性职能的缺失,从文化层面看,不仅印证了美国白人中产家庭内部性别关系的失衡,同时也暗指出中产家庭结构的脆弱和潜在危机。

石川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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