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上海》:城市记忆的重建与救赎


最近几天央视每晚十点半在播电视剧《上海,上海》。对于与央视违以久的沪产电视剧来说,这也许是个好消息,至少可一洗此前人们对沪产电视剧得的某种“习惯性失望”。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早晨》(1989)《围城》(1990)《十六岁的花季》(1990)《上海一家人》(1993)《孽债》(1995)《儿女情长》(1996)等沪产电视剧一度贵为央视剧场的常客,不仅能带来收视高点,也常被尊为市场走向的风标。

但近些年来,随着其他省市影视产业的高速发展,沪产电视剧渐渐被挤到了央视播出榜的边缘,不仅往日繁华尽失,还因过于婆婆妈妈、家长里短而被冠以“小家子气”的恶名。这些让上海影视人倍感纠结的履历,也为此次《上海,上海》重登央视赋予了许许多多超越电视剧本身的期许和遐想。

《上海,上海》的剧情,以上海著名地标性娱乐场所——“大世界”创始人刘恭正(段奕宏饰)的传奇一生为主线,用一种黄钟大吕、恢宏开阔的史诗视野,全景式地展示了上海城市发展的世纪沧桑。别的不说,单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解放绵延近四十年的时间线,便足以将“小家子气”的魔咒踩在脚下。更为重要的是,本剧在对上海城市文化记忆的影像呈现上,也大体实现了对海派电视剧已有叙事经验的延伸和超越。

海派影视剧传统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维度,向来因袭城乡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尤其在以乡村为正宗的传统左翼启蒙话语表述中,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象征的上海,其城市繁荣的外观恰好与广大乡村大面积破产,以及民族国家的深重危机重叠在一起。这一图景使得上海成为一座背负着历史与道德原罪的堕落之都,处在一个被谴责、被批判、乃至于1949年以后被彻底改造和重建的位置上。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上海才真正等到了一个为自己正名,把自己从历史与道德的双重深渊中拯救出来的机会。而此时,正是海派电视剧的勃兴时期。于是,对上海城市历史经验的重新梳理和对城市文化身份重新确认的责任,便顺势落在了《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等海派电视剧的身上。

这两部电视剧的叙事侧重点,显然已经不再是左翼文学/ 电影所强调的人在城市中所体验的压抑、迷失、异化和反抗,而是侧重表达一种人与资本、经营、现代工商业的互动与博奕。这一叙事立场,恰是在1949年后主流叙事模式中受到批判和排斥的城市文化经验。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它的历史合法性才能得到主流文化的再次肯定和重新确认。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上海、上海》正是在这一海派电视剧叙事文脉的基础上继续延伸的结果。相应的,刘恭正的文化身份也可与同为上海滩工商业大亨的吴荪甫(《子夜》)、张伯翰(《不夜城》)、徐义德(《上海的早晨》)、沈若男(《上海一家人》)等人物形象归入同一类序列。

所不同的是,如果《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的剧情大多还局限在一个家庭、一个商店、一个工厂这样有限、单一和封闭的叙事空间的话,那么,《上海、上海》所涉及的社会场景与历史纵深,则要显得宽广得多。假如可以把《上海,上海》的场景连缀成一幅都市风情画卷,那么,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将是一幅近代上海版的“清明上河图”。

画面上有码头、妓院、茶楼、赌场、银行、会所、戏院、澡堂、股票交易所、跑马场、巡捕房、游艺场、租界、老城厢……等等各色典型的老上海旧时楼台。这种视觉场景的丰富性,并不单单服从于观众观赏消费的需要,更深入一层看,它对应的仍是上海城市历史本身繁复和驳杂的特质。

作为一部涉及众多近代史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剧,《上海,上海》也绕开了被传统影视剧一向视为铁律的将政治事件作为单一、有限叙事中心的剧作模式。剧情并不刻意回避政治事件,但也未像《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那样将政治事件或主人公对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选择作为组织戏剧冲突的主轴。相反,日常生活,市井生相,商场谋略,人际酬酢,以及在与资本、权力、命运博弈中大开大阖的人性表演,才是支撑剧情戏剧张力的重心所在。

表面上看,这是对传统史诗剧政治叙事模式的有意疏离,实际上,它却为历史叙事与当代阅读之间留足了对话与互动的空间,使得原本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历史,在当代依然能成为一道可被感知,可被消费的文化风景。如果说,这也是一部分被传统政治叙事模式有意忽略和遮蔽的历史记忆的话,那么,《上海,上海》剧情的去政治化策略,也再次为这座城市重建并救赎了一部分业已失落的记忆。

所以说,《上海,上海》对海派电视剧传统既有传承又有超越,是在传统枝干上的一次吐芽与分蘖。如果将《上海,上海》与那些经典海派电视剧并列在一起,相信我们就能经历了一场对海派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检阅。此一多样性既是历史表达自身的内在需要,也是上海城市意义可持续再生产的必经之途。

*本文刊载于《解放日报》2010年9月22日第10版“朝花”副刊。

石川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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