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无人区》导演宁浩:二流时代里的坚持


1 他很愿意讲自己的那些糗事。比如他与经纪人怎样在瑞士把自己关在阳台上,200斤重的经纪人又怎样只穿着带米奇图案的三角裤翻过阳台、穿过西餐厅去前台拿钥匙。比如他怎样在日本喝得烂醉,把火警按钮当成电梯按钮,让整幢楼在深夜里尖叫。他是一个天生的黑色电影作者,他一眼就能发现那些生活表象与本质之间的缝隙,他很享受那种缝隙里散发出的荒诞,所以他讲述他与一个投资人见面谈电影聊理想,他会刻意强调是在“传说中的天上人间”,他说起自己毕业证,他印象最深的是“隔着校门扔出来的”。

2 但他思考的问题又极其深刻和严肃,据经常参与他剧本讨论会的人讲,他最常聊的是一个故事里面的主题思想和人物的动机。这点在这次采访中又有所体现,当记者问到《无人区》的创作动机时,他向记者滔滔不绝讲了差不多20分钟,里面涉及宇宙的存在与扩大,夸克的自转与自我殖繁,雄性花粉与男人花心的联系,以及两个猴子偷桃与人性社会属性之间的比喻。他思考问题之庞杂与深入,让人都怀疑他所拍摄的片子能否装得下那些艰深而细微的逻辑推理。

3 宁浩从某种程度就是这样“表里不一”的人。他的《疯狂的石头》和《赛车》,都是严密逻辑推导出的产物,但真正让他感兴趣的却不是那些曲折蜿蜒的故事,“故事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感受是什么”,这才让你的东西“区别于一般的工艺品”。它们确实是一个喜剧,实际上里面最核心最有力量的是一个普通人在这个怪异时代的无奈、愤怒与委曲。

4 就像他所推祟的二元论一样,他本人也是在严肃与嬉笑,清醒与装傻之间游移。他很愿意谈他拍MV“接活挣钱”,但实际上《绿草地》却是自己贴钱拍出来,世故与理想主义在他身上是个有机体。他了解电影产业的混乱,但“如此蓬勃里有一种生命力”,他太过清醒,所以谅解了这个产业的所有困难,“中国这么大,它的华丽转身可没有那么容易”。他深刻地知道“这是一个二流时代”,不可能出伟大的作品,但他的话里还是透出自己坚持和志向:“在一个没有一流的时代里面,就做二流最好的。”

《香火》:2万多块钱的处女作

请问你第一部戏《香火》的资金怎么来的?

当时我上学,2002年年底,写了一个本子,也不知道能干嘛,就给了电影学院文学系的老师章明看,他又给了韩小磊老师,韩小磊看后就说你这个东西挺好的,要不然咱们就把它拍出来吧。我想那当然好了。

他有一个进修的学生叫吴雨,他年纪比较大,本身也是深圳的一个地产商,他说可以投150万,第一次见面是在传说中的天上人间(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也是最后一次进天上人间,然后在天上人间的一个K房里面聊电影艺术的事儿,聊得挺认真(笑)。

谈的时候,他跟你谈过这个片子怎么发行的问题了吗?

没谈,那个时代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2000年时大家还是把电影当成一个艺术,而且也没法谈回收的事,只能去参加电影节,我说那不就成地下电影了吗,但当时也弄不懂这些事,反正有人给钱就拍呗。突然有一天,韩小磊跟我说吴雨投不了了,因为当时电影局发了一个文,如果真的拍成了地下电影,对投资人有一个追罚款的问题,那个罚款会处以50倍以上,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那你就决定自己干了?

我就是想对自己有一个交待,把它作为一个学生作业拍了。当时我跑到中关村去买了一台DV,花了两万多,我上学因为一直拍MV嘛,挣了一些钱,就拿了三四万块钱,但大制片张宇2万多块钱就帮我做完了,年30开机,因为有春节的戏,需要这个气氛,半纪录地拍了,都找的是我当地的同学,从30拍到正月15,中间还歇了两天,13号就拍完了,剩下两天就打麻将打扑克,玩,等到正月15那天,拍街上的一个望火的仪式。,拍完这个仪式16号就回老家了,后来回北京之后,就忙着开学那点事,开学没几天,就听说韩老师去世了,我本来想剪完给他看的,但他突然就去世了,脑溢血。

又赶上非典,人心惶惶的,然后学校开始封门了,整个社会停滞了,我也没有MV之类的活干了,就在家里面剪片子,大概剪了一个多月,剪完就放在那儿,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我们就稀里胡涂地毕业了,连毕业答辨都没有进行,我们的毕业证都是隔着校门扔出来的,我记得当时我和我老婆谈恋爱嘛,就带一副羽毛球拍子,电影学院的校门不高,就隔着校门打羽毛球。

电影节:挺混乱的一个经历

毕业之后在做什么?

毕业了,一下子又挺迷茫的,不知道该干啥,8月份的时候,我在拍一个朴树的MV《colorful day》,在官厅水库那一带的荒郊野地,我们的摄影师给我打电话,说香港电影节的一个选片人叫杰克想看我那片子,我其实还没剪完,是一个三个多小时的版本,我说那看吧,在盛志民家,因为片子长三个多小时,他要赶飞机走,又看不懂,因为讲的是山西话,而他是香港人,他一边看我就一边讲,就看了一半,然后我把这个故事大概讲完,他就走了,我想那个人连片子都没看完,应该没什么戏。

盛志民为了以示安慰,还请我吃了顿涮羊肉,我就没管了,又回去剪朴树的《colorful day》(笑),同时还在拍别的MV,接活挣钱。一直到九月份的时候,接电话,一看外国号,说我们想邀请你的片子参加诺加诺电影节,我说那是好事啊,但我还没弄完啊,他说那你抓紧时间弄完吧。

其实我也就是想免费出国旅游,于是就去了瑞士,玩了十来天,当时也不懂,说出国办多少天,我说办个十来天呗,但发现去了很无聊,去了三天,所有的地方就逛完了,剩下一个星期在酒店呆着(笑),很无趣。楼底下还有个很小的赌场,里面也没人,所有商店礼拜六礼拜天都关门,特别无聊。在瑞士还把自己关在阳台上,当时我跟我的经纪人闲得没事干,就在阳台上晒太阳,他没事就拿脚扒拉门玩,哐门就锁上了,锁上了发觉门得在里面开,我就在腰上围了个浴巾,里面什么都没穿,他就穿了个三角裤衩,三角裤衩前面还印了一个米奇,后来他翻旁边的阳台去前台找人开的门,后来我就把这个桥段放在了《疯狂石头》里了。

当时还参加了什么电影节啊?

12月,又被邀请参加东京参加电影节。当时不懂,后来知道,你参加完一个电影节,你会收到各大电影节各种乱七八糟的邀请,基本可以实现周游世界,免费旅游,大家都给出机票和住宿。当时我在那个剧组里,干得不太顺心,刚好出去晃晃去,就稀里胡涂地去了东京。整天和朋友就和我们家的日本干儿子在街上喝酒,他很早就在中国留学,过年也不回家,就在我们家过年,他就带着我在东京酗酒,每天喝得烂醉,有一次找不着宾馆,进了楼,拍手,灯也不亮,按电梯按钮,按半天,然后迪——整个楼都响了,按的是火警按钮,我连忙往外跑,跑老远了楼还在响,酒醒了一半,然后还是找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直到有人推我才醒,几个日本人在那儿说,找了你很久了都没有找到你,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去受赏。我就赶紧起来,浑身酒气,给我发奖的是金基德,金基德的翻译说,你有酒的味道,他说提前走漏消息了吗,你提前庆祝?当时《PTU》什么的都在参赛,我根本没想过拿DV拍一个破玩意儿能拿奖呢,后来就又转到香港电影节,又拿了一个大奖。这个学生作业给我带来了两个比较大的肯定。

当时得奖的感受是什么样?

第一次大概是这样一个经历,挺混乱的一个经历。比如在瑞士把自己关在阳台上,当时我跟我的经纪人闲得没事干,就在阳台上晒太阳,下面是湖,远处是阿尔卑斯山,很漂亮,他没事就拿脚扒拉门玩,哐门就锁上了,锁上了发觉门得在里面开,我就在腰上围了个浴巾,里面什么都没穿,他就穿了个三角裤衩,三角裤衩前面还印了一个米奇,我们说这咋办啊,这时天突然打了个雷,要下雨了,我发现我们和旁边阳台挨着,可以翻到别人家阳台出去。我说我这什么都没穿,他说我惹的蒌子我去,然后他去,爬过去像个熊猫似的。我就在那儿想,这厮这么胖,他得下电梯,从四楼下到一楼,还得穿过一个西餐厅,穿着一个带米奇的三角内裤,找到前台给我们开门。

前台小姐开完门一出门,我就听着她们在外面乐。所以我就把这个桥段放在了《疯狂石头》里了。

《绿草地》:一场磨难

第一部电影是几万块钱的规模,第二部就是上十万的规模了。

对,从东京回来我又去拍《中国式离婚》,在临杀青在一个小洋楼里头拍蒋雯丽她娘家那场戏时,接到蓝瑞龙的电话,说我们看了你拍的《香火》,一个儿童片叫《乒乓小子》,有没有兴趣。我说我回北京聊吧。2004年1月11左右号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就和他见了面,当时电影学院有一个老师想做这个事,因为这是农村片,而且是儿童片,占了这两项,就有一个国家的基金资助,大概有个50万—80万的资金,如果有电影频道买,150万的投资应该就能收回成本。当时的电影都这样,除了几个大导演,能拍那种成千上万的电影,像我们那种在线下挣扎的,能拿到这个,已经算很好。而且这个已经是中国制片行业的通常算法,电影频道多少钱,能不能拿到华表奖,以奖金来作为回收保证。当时的生态圈特别恶劣,但我当时看完那个本子,还是没什么想法。

原来那个本子是什么样的?

后来那片子也拍了,叫《乒乓小子》,讲的是南方某镇的小孩打乒乓打得特好,就带领一帮农村的孩子打乒乓球,打出农村,打向城市,最后把校队给灭了,片子还有一个要求,要去一个南方镇上拍,那个镇有十几座石桥,如果你能把那十几座石桥都拍下来,就能给点赞助。当时全是这样。但我对这种东西就不是特别有感觉,打乒乓这事这个套路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人打乒乓球,就跟中国人踢足球一样,没有悬念。当时我是拒绝了。

然后就回来,继续拍MV什么的,三月,一次在新疆饭馆吃饭,新疆饭馆不是挂了一张巨大的画,上面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什么的,突然就觉得打乒乓球这事儿得放在内蒙,当时有了这个想法,还比较兴奋,当时我就打他电话,说我想去内蒙看一下,只要我改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就行了,农村片,牧区也是农村嘛。他说可以啊,其实这个片子他已经在找别人拍了,但他听完,他觉得这没准也是一条路,然后我就开车奔了中蒙边境。

有一个问题,好几次你想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你都要去现场去看看,这个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

这个很重要,我基本都是这样。

你在现场找什么啊?

我也说不清楚我在找什么,这就是个习惯,我从小画画就是这样,我想画一幅向日葵,我会先到向日葵地里坐上一上午,逮逮蚂蚱,这个特别像印象派,印象派,就是我要捕捉我的第一感知,当时画向日葵时我呆了一上午,临走时天阴了,风吹起来,那个唰的声音一下子进入你的脑海,我画的时候那个脑子里那个声音一直在响,那个干枯的叶子是我的动力,能够让我沉浸到那个氛围里去,要么我就是只是画了一幅画而已,它就不能给我一种呼吸感。如果我要拍古装片,我也要先去那个古代的城里去坐一下想一想,当时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那种东西会给你一种触摸感,有肌肤的感觉。

我对电影也是这样,虽然现在越来越不是这样,因为背负了许多其它别的考量,但我希望兼顾其它考量的情况下,这个东西我还能保留,这种第一感受的捕捉会使你的东西区别于一般的工艺品。

这样剧本写了一个月,然后四月就杀出了就开始拍,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就是磨难。

那个钱是后来是怎么回事?

当时那个老师做制片人,150万,我前面预支了20万,一切都按步就班地准备,差三天就开机了,打电话给我说,香港投资方撤了,投资方撤了,就没钱了,他的意见是推到明年再拍,我说不可以,我说所有的人员都到位了,演员都选完了,如果推到明年,基本上把这些人弄在一起是不可能了。然后他从北京去,我从边境向回开,然后在锡林格勒盟找了个宾馆住下来,聊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最后定下来还是要拍,没钱,就大家凑钱,我和蓝瑞龙一人又出了10万块,加上前期20 万,一共40万,我说还好,前期没花太多钱,我们就在这40万之内把它做出来,最后超了,超得不多,最后四十六七万,我说按这个做法,咱们就不要拍胶片了,拍磁带,然后跟所有人谈,能留下的留下,想走的走,缩减编制,原计划一个半月,实际20天把它干完了。

《疯狂的石头》:刘德华给了我最大的自由

前面两部电影,不管你怎么认为,还是一个文艺片的类型,属于走影展数线的,怎么突然变成《疯狂的石头》这种纯类型片的路线了呢?

我做事情都是这样的,首先是看我自己有什么。为什么前面是偏艺术类的,因为我只有那么些钱,我只能干那点活,我只有40万,你指望我能拍出花来,不行,我的镜头量支持不了,只能用长镜头的办法快速地把这事儿说清楚。我不能拍动作,我就拍意境,这个是不用花钱可以做得到的。当我钱多一点时候,我知道我可以把它放大了,我有机会去改变那种拍一套电影只想着去靠奖金,靠拍别人的石桥拿赞助的情况。

我也了解这个资金的背景,不是不负责任的,首先刘德华不指着我发大财的,这笔钱他已经通过其他的方式回收了,你只要放心去耍,拍这个片子,任务就完成了。这个老板给了我最大的自由,我就可以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包袱的去干这个事情。当时我有三个选择,一个是焦雄屏找我拍一个700万的电影,另外一个选择是一个法国人,500万的电影,刘德华这个是最少的,但他是没有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做得比较洒脱。

这个故事什么时候出来的?

2001年就写了一个雏形,去找了两三个投资人,基本上他们的反应都差不多,说咱们聊聊吧,交个朋友,然后就是要不你就签在我这儿吧,我觉得你挺有才华的。两三个投资人之后,我就拒绝再去找了。我记得拍完《香火》之后,还有一帮混三里屯的导演问我,唉,你为什么不出来混,你得混啊,你得跟大哥喷理想,得把大哥喷晕了,才能拿到钱。我当时说我不太会混,主要是我也不屑于这样干,因为这样干没有必要,而且关键问题也不在这儿,我说你这个行为是找人家要钱啊,凭什么啊,就像你跟个我说,兄弟我有一理想,我想买套房子,你给我点钱吧。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个钱啊?除非说,兄弟我有一个理想,我能为你挣多少钱?你去求别人没用,所以我是不把精力浪费在那些无聊的谈判当中。

《疯狂的石头》对你的导演环境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吧?

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改善,但没那么快,有一个发酵期,我发现在中国,大概需要一年半到两年,大家要观察,会不会有危险。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碰到了韩三平这样的人,他属于有魄力,胆也大,民企老板兜里就这俩钱,他赔了害怕,国企没这个顾虑,所以马上第二部他就追进了,这又是我的一个保护层,我就又不用浪费时间跟别人谈,这个大哥已经说了,这个钱已经给你了,报预算就成了,不要超过多少钱就成。后面才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找我,尤其在《赛车》上映之后,因为他们看到你能放大资本,一千万你能卖到一个亿,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如果脱离中影,不见得是这样一个数字。

我现在还是不见投资人,上次去青联开会,碰见南方一个游戏公司的投资人,他非得跟我聊,所以有一天就约在夜店CoCo Banana 门口。我给他一顿打击,他说我要给你投资1.5个亿,我要给你做成中国第一套3D电影,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个事,他说我做了一个游戏《九阴真经》,你也要怎么样。这话不小心让我感受到了膨胀(笑),我就向他说了,我干不了你这活,让我消化个两三千万,我能干,1.5个亿,我干不了,我不是一个烧钱的机器。我觉得这哥们人也不错,我是很实在的跟他谈,我问他是怎么赚来的1.5个亿,他说我们蜗牛公司是靠实力,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我说跟你们做游戏是一个道理,今天你能举得你动画产业的成功,是你对它充满敬畏,但你不能因为你获取一个权力的时候,你就藐视另外一个行业的规律。一个人的毁灭,通常都是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控制权力的时候获取了权力。跟你一样,我也是尊重这个职业的,所以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我也希望你考虑我的话。

《无人区》:它对于我已经结束了

《无人区》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做完了,已经交给中影集团,我在等着中影集团安排。什么时候上,再去配合它宣传。它对于我已经结束了。

《无人区》,在创作上或者制作上,对于你最大的兴奋点在哪儿?

我最原初的冲动,是人性两面的斗争,在当下,人性分为动物属性与社会属性,七情六欲是动物性,奉献责任,这是社会属性,这两点始终都是对立统一的,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也有自私的一面,恶的一面,这善与恶一直对立统一在人性里。

从动物来说,最基本属性是生存和繁殖,人性中的动物性都是服务这两样的,比如男人都是花货,女人都是要求安全感的人,雄性花粉会在风来的时候飞得满天都是,所以很多人花粉过敏,这和男性的精子多是一个道理,我要求的扩散率,而雌性花蕊是等待受粉,受精成功我就要收起来保护种子,公狮子是到处乱跑,母狮子则是领地欲最强,这都是正常的,连植物都这样,人怎么可能有所改变,这是不是说所有男人,都出去花吧,与天道相统一,其实不是,因为人这种高级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出现了另外一种东西,叫社会,也就产生了社会属性,而面临社会属性时就面临一个问题是付出,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一只猴子上树摘挑子,容易被老虎吃掉,两只猴子发现两人合作,就能都吃到桃子,还不被老虎吃掉,一个放哨,一个摘桃子,这两只猴子都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付出,摘桃子的要懂得不要把桃子吃完,要给下面的留下一部分,而下面那只要懂得,饿死也要在那挺着,让他先吃。如果两个人有任何一个背叛此付出原则,此关系不成立,他们还会被老虎吃掉,这是解释了人的社会属性与付出属性。

所以人生下来是不会教你吃奶等这些东西,而是会教你扶老太太过马路,孔融让梨,拾金不昧,善这种属性是通过教化传承的,在几百年的教会之中,它开始进入基因,因此有了一定的侧隐之心存在。

人在善与恶的斗争是非常难选择的,这让我觉得这个片子中的人物是有意思的,他处在一个自我分裂和自我救赎的状态中,最终你怎么摒弃恶还原到你的善。

你这么深入的思考是拍片之前就进行的,还是拍完这后的反省?

最核心的问题我肯定是先考虑的,可能会考虑得比刚才说的还要细致,我迷恋拍电影的原因,五年之前可能就是要赚钱,它是一个最合适的赚钱工具,但现在越做,我就越迷恋它是一种认知世界的工具,每做一部电影,就是通过这个工具感悟到某些道理,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儿,也是我特别迷恋的事儿。

这是一个二流时代

你怎样看待中国电影工业片子很多,烂片也很多的状态?

这是正常的,现在有点像八十年代突然文艺复兴的状态。这是任何事物的规律,还不是说只是电影工业的规律,你比如在彩色片出现时,大家都在拍彩色片,然后就拍了一大堆彩色烂电影,有声片出现时,就出了一大堆有声烂电影,实际上微波炉出现时,每个家庭主妇都出去买一个,后来发现的食物对身体并不好。当这个社会有一个新的发展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快速的释放,这种释放期是一个很自然的市场反应,这种浮躁气氛在其他行业里都出现过。我小时候开歌厅在太原市很有名,最后家家户户都有开歌厅的亲戚,歌厅比便利店多,比卖烟的多。其实在好莱坞二三十年代,也是这样。

虽然这种东西有负面的因素,但总体上正面的,因为它促进了量的增长,它让你有了机会去拍,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你总得有,有些东西不是生而知之的,而是学而知之的。我,我还看到一个好处,如此蓬勃里他有一种生命力。就像美国,美国初期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国家,你看西部片就能看出来,那是个什么社会,一个法制失控的社会,全他妈是赏金镖客,互相杀人,但在混乱中,碰撞出的是一种生命力。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乱了纲常,礼崩乐坏,我觉得这反而是种生命力,生命力本身就是一种粗糙的,高浪费性的,互相矛盾的东西。

这种浮躁能否改善?

一种是能够通过主观解决的,一种是通过主观解决不了的,这是一个二流时代,它是不可能产生一流作品的,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现在是在探底,我们不要以八十年代那次反弹作为我们的文艺复兴,我们真正的文艺复兴还没有到来,我们大的文化从满清开始就在下行,其实我们文化的顶点是在唐宋时期,这不是一个能产生一流作品的时代,差太远,这个时代诗人已经不存在了,美术它没有找到方向,我们不能以当代艺术市场的繁荣来断定美术的复兴,美学背后站的一定是哲学,哲学背后还有信仰等等,而我们的哲学体系并没有建立或者说被扶正。现在市场繁荣的美学只是站在了西方美学背景的基础上,而中国人自我的那种东西实际上还是没有找到。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中国人出艺术精品,出有思想主度的作品和技术高度的作品通通是不现实的。但我也看到一句话说,在一个没有一流的时代里面,你就做二流最好的。

(本文发表于《电影世界》2010年10月号)

梅雪风

媒体人,曾经《看电影.午夜场》创刊主编,《电影世界》主编,现《大众电影》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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