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与青春的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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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姜文1994年完成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在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展映了“修复版”而激起一种怀旧情绪。修复版增添了五个原版删去的场景,时长增加了五分钟,包括马小军和于北蓓独处的场景,以连接于北蓓和米兰之间的关系;马小军做“梦中梦”,再次回应电影旁白暗示的回忆虚实难辨。这些变化无关宏旨,但提供了一次重温和怀旧的机会。

因这部电影有一种穿越时光也从未失色的浓度——青春的浓度。这是一个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但并没有直接描摹宏大的政治,而是聚焦青春,甚至可以说青春是唯一的主角——荷尔蒙味十足,叛逆与懦弱交织,带有破坏性,又被过分抬高的青春。

电影没变,但时代变了。如今这个时代可谓颇富中年人气质,再回望电影和电影讲述的那个年代,既像是向过去作别,也像是一次惋怀。

电影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1992年,这篇六万字的小说刊发在《收获》上,1993年,姜文开始写剧本,同时开始选演员。青少年们被姜文选中,从五湖四海向着北京进发,汇聚到剧组里。剧组的房间,“贴满毛主席、红卫兵的照片,有一面墙贴的都是美丽少女和酷似姜文的半大小子的照片”(王朔:《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演员选定后,就被送到北京附近的良乡,在部队汽车团的招待所里封闭训练,过了一个多月“文革时期的生活”(张仁里:《诞生·前言》),唱语录歌、“斗私批修”、看纪录片,还得训练游泳和骑自行车。一切都照着部队的作息来,纪律非常严格,扮演童年马小军的九岁的小演员韩冬回忆:“就连戴手表、花零钱等都是不允许的”。所有这些,激发出的,却是浓郁的青春气息,扮演马小军父亲的王学圻加入剧组后,“明显地感觉到一股迥异于其它剧组的气氛:年轻,充满朝气”。

这些细节,组成一个迷人的场景:青年人在一起,拍摄一部“青年人在一起”的电影。“青年人在一起”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那是姜文电影里反复出现的,隐性或者显性的主题。

新鲜的生命在各个角落成长起来,从河北或者河南,汇聚到北京的大院里,恋爱、散步、游泳、跳舞、请客吃饭、在月光下弹吉他唱歌,或者,孤独地行走在苍茫的屋顶上。青年人相遇的结果,不是生命个体的增加,不是1+1那样简单,而是青春气息、青春光芒的无限漫湮,两个美丽少年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青春反应堆,何况,那是一群少年,汁液四溢,芬芳招展。

法国电影人让·路易·派(Jean Louis Piel)当年看过粗剪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提出许多建议,其中之一是“将故事情节尽可能‘集中’,手笔要在‘重要人物’和对那女人的‘爱情’上”。这正是王朔原著小说的脉络。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即便米兰,也并非“重要人物”,那种华丽敞亮的青春,那种青春情谊,才是“重要人物”。米兰亦真亦幻,而青春不容置疑。

成年人的出现,因此显得特别煞风景。马小军骑车进大院,一群穿着深蓝色衣服的大妈围成一圈坐着,像一群不容忽视的守卫者,和马小军对视了一眼,那一眼,竟是那么微妙;青年们在花园里聚会,一个大嫂从他们中间穿过,给了于北蓓一个白眼,他们用起哄发动反击;马小军追上戴墨镜的米兰,向她表白,遭遇奚落,旁边骤然出现一个大妈,对他发出讪笑(大妈出现的方式,她的笑,多么像是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里穿越过来的啊)。 由大妈、警察、穿制服的父亲组成的成年人,总在青年人谈得入港时,不合时宜地出现。

青春反应堆,需要纯度,需要剔除一切杂质,让青春尽可能多地和青春发生联系、催化反应,让青春尽可能地享受青春该有的一切待遇。青春是一个国度,人人都是国王,青春之外的人是另一个国度,人人只是臣民。

这也是姜文电影的青春哲学。在他的电影里,“其他人”都被放到了别处,与“其他人”有关的时代背景,成为被拒绝讲述的对象。“青年人在一起”的议题,此后还在《太阳照常升起》和《让子弹飞》里重现,在姜文的国度里,青年人们(不只是年龄上的青年)唱歌、揉面、暗恋、偷情、打猎、发疯,像森林精灵那样活着。

姜文的电影,因此总有种异世界的气氛。他的如上几部电影皆掀起解读热潮,并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评论,政治隐喻式的,伪考据式的,科幻的,奇幻的。

这是姜文创作方法导致的结果。他曾在采访中这样谈论他的创作心得:“无中生有出一个似乎存在的,让你觉得比现实世界还真实的世界,这就是一个创造过程”,“有时我甚至分辨不清楚现实生活和电影生活的界限。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可能更需要电影生活”,“我一再强调我的迷恋,我的欲罢不能,然后才有可能让将来看的人欲罢不能。”说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也说:“这个名字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梦幻”。

也是他追求青春纯度的结果。他缔造了一个主要由青年人构成的世界,一个时时刻刻生命力勃发的世界,一个努力剔除生命杂质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本身就是非现实的。尽管他力求现实感,在细节和道具上用心,费心思地找到七十年代的凉鞋,把军装洗白做旧,但最后呈现出的一切,还是和现实有着巨大距离。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他的小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里说起青春:“有一扇门通往另一个世界,那儿一切都被压抑着,一切都在涌动着,一切都在燃烧着怒火,一切都原形毕露,一切都具有毁灭性。”姜文电影,就是那样一扇门。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姜文的“他世界”》的文章,讨论过这种气质:“那种‘他世界’气氛,不只来自幽闭的环境,还来自电影中人那种浓稠的感情。姜文电影中人,总是血气方刚,大爱大恨,像是停留在一个永恒的青春世界,促成他们行动的,不是任何一种世俗的动机,‘追随过蔡松坡将军’只提供了一个行事的方向,但终归不是动机,他们为的是‘往窗户里扔钱,听他们笑’,像一种野火,本能地要放任能量,在哪都熊熊燃烧,烧到哪是哪,与他们对照的一切,则是有世俗动机的。”

这种对青春纯度的追求,让姜文电影拒绝政治解读,又恰恰吸引了无数政治解读。

姜文成长的年代,以及他电影表现的年代,正是“青年崇拜”燃烧得最热烈的时期——文革。那个时代,正在进行社会重构,并借助青年力量完成重构,“只有青年,在已朽的过去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这场青年运动,并不是自发的、民间的,它的内容在一开始就被替换和扭曲,但青年人依然被激荡起来,青春的价值被哄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们祈望这种盛景重现——每到社会周转不灵的时候,每逢理性疲倦,政客与各种设计者们再无新意的时候,人们就会求助于青春的巫性,“青春”像一个笔仙,等待着被自诩理性的人们驱动。人们却又知道这种盛景可望不可即,需要因缘际会才能成就,更惧怕这种盛景会酿成失控,因此时时打压这种青春反应堆,用一切可能的办法。

所以,对这个时代流露出来的些微的青春盛景碎片,我都无条件迷恋。多年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一则很特别的征友启事。作者相貌出众,要求也很高,对对方身高相貌的限定非常苛刻,最后这样作结:“让我们两个美丽的生物行走在一起,让别人感到羞愧。”那句子里的青春迷思,至今难忘。

还有去年,韩寒事件爆发,韩寒的同伴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照片:韩寒和一群青年人在一起,有人在打游戏,有人在写作。他们是以一个青春整体的形象出现。那张照片抵得上千言万语,你能感觉到那里的小生境回荡着一种声音,是青春在呼唤青春,那是是个上了年纪的耳朵所听不见和忘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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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落

作家、影评人,《青年文摘》杂志作家。现居兰州。曾是电台主持人、报纸编辑,作品多见于《南方都市报》、《时代人物周报》、《瑞丽》、《青年文摘》等杂志。 著有《为了报仇看电影》系列、以及小说《我们的她们》和《怒河春醒》。也是纽约日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