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直播》:让炸弹说话

恐怖直播

《恐怖直播》是一部商业电影,很多人对商业电影有偏见,要么一桶爆米花,要么是东西往观众脸上砸。但如果据此认为,商业电影营养不高又不值一提的话,这样的判断也是错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观众陷入到看电影的误区,看艺术电影的认为自己比看商业电影的高端,看商业电影的又认为看艺术电影的装叉。实际上,一部电影只有好与坏,根本不需要区分商业和艺术,无所谓主流和独立。单就看电影这回事,学会“艺术地看电影”才是重中之重。

扯这么多,它当然和《恐怖直播》有关,这部电影不仅有话题和现象,更有创作者的艺术追求。除了开场不久的短暂离开和一些城市大全景,这部电影几乎把空间场景完全压缩和限制在演播室内,极其罕见。就连结尾爆炸的惊人一幕,主人公都没有离开过房间,而是带着一种平静的笑容。绝大多数商业电影都不敢这么玩,一来观众容易视觉疲惫,二来对剧作和演员的要求都很高。结果,《恐怖直播》做到了,用电视直播的镜头切换来完成衔接,用特写和声音来制造紧张矛盾,在有限的时间内,爆发出最大的戏剧能量。

《恐怖直播》令日常生活变成一片空白,更没有出现好奇又惊恐的街头看客。从广播节目开始,它就处于极端紧凑和忙乱不安的戏剧状态。对主播尹英华来说,这就相当于屏蔽了他所有过往,并且他最终也没有离开过镜头。他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正常人,他是中间调停方,需要和恐怖分子对话,个人私事也会被翻出来直播,哪怕只是充当阴谋论的一部分。但换话说,只有在镜头前面,一个媒体人才是真实、生动跟鲜活的。电影也告诉观众,媒体和媒体人无非是被后期加工编造出来的虚构形象,它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过滤后的集体意见反映,一个标签和符号。表面上,媒体拥有足够多的话语空间,有批判曝光的自由,可面对国家机器,它终归是太过无力,任人玩弄。

很多韩国电影都翻出过陈年往事和无头悬案,借此来鞭挞政府,批判其专断独裁,草菅人命。骂政府、对官僚体制感到失望,这些确实已经不新鲜了,但像《恐怖直播》这么抽筋剥皮,恨之入骨的,那还真是少见。当走到恐怖袭击的地步,实际上,弱势一方已经放弃了对话的可能。《恐怖直播》偏偏苦等一个象征性的总统道歉,不禁让人想到台北街头的洪仲丘案件,再不然还有英剧《黑镜》里面对政客的挖苦嘲笑。

影片并没有一味的反体制,更不是一上来就追求无政府主义的冲突暴乱。很长一段时间内,尹英华都在努力尝试——哪怕这种努力是虚伪的,抱有媒体的天然嗅觉和功利心理,他还是希望能救下桥上的无辜人员(里头有他的前妻)。他也抛出过健全法律、改变体制之类的苦口婆心,无奈并不奏效。接连的挫败以及恐怖袭击和血腥场面的上演让他陷入心理崩溃,从而瓦解了他在一开始的固有人格,恢复到正常人的本性,同情、恐惧、机智、焦虑,五味杂陈,最后只能为自己说话。甚至,他代替总统说了道歉,但这些都没有阻碍他也化身成一名恐怖分子。就像杨德昌在1986年《恐怖分子》里说的,再正常的社会人,无论其外貌再没有危害性,他都可能会变成一名恐怖分子。因为你实在不知道,灾难和厄运哪天会向你砸来。不同在于,杨德昌是对中产阶级和台北生活失望,而《恐怖直播》是对整个社会,并没有具体实指。

当高楼大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压向韩国国会,置身其中的人们恐怕都无法脱离干系。这也是周围现实常常上演的惨剧,所有人都坐在一趟疾行的列车,置身于一个火药桶,同时也面对一座即将坍塌的高楼。或许就像贾樟柯说的,这是天注定。你可知罪?

【原载于mangazine|名牌】

木卫二

专栏作家,影评人。《南方都市报》、《城市画报》等媒体供稿。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华语青年影像论坛选片人。参与编著《华语电影》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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