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看穿“平庸的恶”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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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汉娜·阿伦特》剧照。
Zeitgeist Films

50年前,新学院(New School)的哲学教授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了一本小书,名叫《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这本书所引发的巨大争议,超过了她之前以及之后的任何一本书。就像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说的那样,这本书在上西区的知识分子中挑起了“一场内战”,引发了恶毒的争论,毁掉了一生的友谊。它卖出了10万多本,重塑了人们对大屠杀、种族灭绝和罪恶之谜的思考方式。

人们把这场不断升级的争论简称为“论战”。这场论战如今已几乎被人遗忘了,它所引起的强烈怨恨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一部关于这个事件的新电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周三(指5月29日——编注)在电影论坛(Film Forum)放映,重新激活了那些辩论和那个时代。

本片导演玛格丽特·冯·特罗塔(Margarethe von Trotta)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十年前一个朋友建议她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她有点犹疑。“我的第一反应是,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她在巴黎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回忆道。

她和美国编剧帕梅拉·卡茨(Pamela Katz)写了一个情节大纲,覆盖了阿伦特的一生,但是它太长了,太分散了。因此她们决定把重点集中在艾希曼事件上。“对电影制作人来说,有一个冲突事件比只有抽象的概念,要好一些,”冯·特罗塔说。

1960年5月,“二战”快结束时逃往阿根廷而存活下来的最后一位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摩萨德的特工们绑架后送往耶路撒冷,因反人类罪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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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Tyrone Dukes/The New York Times

阿伦特是德国犹太难民,也是著名的学术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的作者。她提出要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报道这次审判(她的书最初是一篇由5部分组成的文章)。

她提出了两个极有争议的观点。第一个是,艾希曼作为纳粹党卫军的高级军官,不是像以色列检察官指控的那样,是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蓄意组织者,而只是机械执行命令的普通官员;阿伦特说他只是“时代旋风中的一片叶子”,说他“不是恶魔”,而只是“一个小丑”。那本书被广为引用的副标题“平庸的恶”也由此而来。

阿伦特的第二个观点是德国和波兰的“犹太委员会”与纳粹串通一气大规模谋杀自己人。他们帮助纳粹集合受害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车。阿伦特写道,如果没有这些犹太领导人,“会出现骚乱和很多痛苦,但是受害者的总人数很难达到450万至600万”。她补充说,“对犹太人来说,犹太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的故事里最黑暗的一章。”

因为这些观点,阿伦特被嘲弄为一个憎恨本族人的犹太人。反诽谤联盟发出信件,敦促拉比们在赎罪日谴责她。犹太团体付钱让研究者们仔细找出她书中的错误。她的一些最亲近的朋友从此以后很多年,甚至一辈子,都没再跟她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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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开始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图为他在被密切保护的被告席上。汉娜·阿伦特为《纽约客》杂志报道了此次审判,并把这篇报道转化成了1963年出版的一本书。
Associated Press

那时候,以色列刚成立15年:它幼小、脆弱、贫穷。当时的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为了给羽翼未丰的新国家寻求支持,为了让人们接受大屠杀的教训,大肆宣传艾希曼的审判,那是第一批全球媒体事件之一。当时在美国,随着黑名单和配额的消失,犹太专业人才,特别是学术界的专业人才,刚刚得到应有的尊重。而这时伟大的学者汉娜·阿伦特却轻视他们的伟大复兴,宣扬他们的丑事。

对阿伦特的某些攻击过于偏激,比如说她同情艾希曼或者说她认为犹太受害者比纳粹杀手更像魔鬼。不过阿伦特的某些观点也同样偏激,尤其是她对艾希曼的描绘。她的“平庸的恶”的论点基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就是艾希曼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恶,他甚至不带有反犹太主义的恶意。而实际上,很多证据表明艾希曼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些证据有些是当时就为人所知的,有些是之后才被发现的。

1957年在阿根廷,一个名叫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的前纳粹党卫军军官详细采访了艾希曼。采访的录音带几年前才被发现,艾希曼在其中吹嘘自己帮助起草了传达“屠杀方案”(Final Solution)的信件,还说有几次同事请求他释放一个受到优待的犹太人,他拒绝了。

“我不断点燃人们仇恨的火焰,”他说,“我不只是接受命令。如果我是那样的,那我就是低能儿。而实际上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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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玛格丽特·冯·特罗塔在电影《汉娜·阿伦特》的片场。
Zeitgeist Films

大卫·切萨拉尼(David Cesarani)在2004年的传记《成为艾希曼》(Becoming Eichmann)中披露了艾希曼在1937年讲过的一段话,这位理想主义者明显“被一种幻觉控制着,认为犹太人阴谋对抗德国”,认为他们是应该被毁灭的敌人。

艾希曼在战争快结束时对同伴说:“我将高兴地跳进坟墓,因为我知道德意志帝国的500万个敌人已经像牲口那样被杀死了。”审判时,这句话被一再强调。阿伦特在书中说他只是在“吹嘘”,对此豪的评论是“官僚主义机器中一个平凡的齿轮是不会说这种吹嘘的话的”。

杰出的以色列记者阿莫斯·埃隆(Amos Elon)总的来说是支持阿伦特的,不过他在介绍她的书的平装版时说,阿伦特“习惯于依据不确凿的证据得出绝对的结论”。

艾希曼是平庸的——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不确凿的证据,就是他在证人席上充满陈词滥调的证词。“语言能力的缺失与他思考能力的缺失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他不能从别人的角度思考,”她写道。他说他只是不假思索地在做自己的工作,阿伦特相信了他。

甚至连阿伦特的朋友们也提到了她的自命不凡。这一次,她对艾希曼糟糕语言的鄙视蒙蔽了她,使她没有看到其他人都看到的明显事实:为了保命他在撒谎。

阿伦特看错了艾希曼,但是她无意中触碰到了一个更大的命题,那就是普通人是如何成为残酷的杀手。战后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受到阿伦特的书启发,开始对抗自己的父母,因为在战争期间他们的父母也许没有亲手杀死犹太人,但是他们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却没有伸出援手。

在美国,抗议者援引“平庸的恶”来指责那些表面上正派、顾家的男人,他们往北越南丢炸弹,或者坐在核弹发射井里,随时准备按下按钮。抗议者说他们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办公桌边的谋杀者”,只不过是冷战版的。

冯·特罗塔以拍摄特立独行的坚强女性而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些女性有时会孤立于周围所有的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讲述的是一个共产主义反对派,她与党内所有派别的观点都不一致。《灵视》(Vision)讲述的是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她是12世纪的一个神秘主义修女,她创作的音乐超越了任何时代(这两个人物以及阿伦特,都是由芭芭拉·苏科娃[Barbara Sukowa]扮演的,她在新电影中看起来真的像是陷入深思的哲学家)。

“我与这些女人是一样的,”冯·特罗塔说,“也许是因为我从小都没有国籍。”

(她母亲来自俄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在革命爆发后逃往柏林定居,玛格丽特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不过按照德国法律,她不具有公民身份。)

“汉娜也差不多是一样,”她继续说道,“纳粹上台后,她离开了德国。在法国她因为是德国人而入狱。她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家,直到来到美国。然后人们对艾希曼一书的攻击感觉像是对她的第三次流放。”

“我不是个传教士,”她补充说,“我拍电影不是要传达什么理念。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但是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该独立思考,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汉娜说这是‘不受束缚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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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5月26日。翻译: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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