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君临天下:《极速风流(Rush)》编剧皮特•摩根访谈

文章题目:Reign Maker: Rush screen­writer Peter Morgan’s films ask if it’s good to be king
作者:Harlan Jacobson
来源:Film Comment September-October 2013
译者:有韧性的吕小花 校对:Ron Huang (cinephilia.net翻译小组)

19世纪末,欧洲上流阶级堕落时,他们抛开自己的职责去探险。到了20世纪,由于条件制约,他们在比赛中寻求释放。赛艇、赛马、赛车。

由皮特•摩根编剧、朗•霍华德导演的电影《极速风流》探索了男性对速度的追求。影片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坏男孩詹姆斯•亨特和奥地利赛车机器尼基•劳达之间激烈的F1交战。片中詹姆斯和尼基分别由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和丹尼尔•布鲁赫扮演。两人的表演都非常精彩。

十年前,斯蒂芬•弗雷斯告诉摩根,鉴于他即将年满40周岁,他的事业也将蒸蒸日上。如今,从事了电影事业20多年,同捷克著名政治家和奥地利皇室成员的女儿结了婚,在维也纳安了家,今年4月满了50周岁,创作了二十多部电影和电视剧本之后,摩根的作品开始有了权威性。

摩根创作的以政治家和君主为题材的剧本最著名的有2006年的《女王(The Queen)》,然后是2006年的《末代独裁(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The Other Boleyn Girl)》,创作于2008年;以及2008年的《对话尼克松(Frost/Nixon)》。同以上较“硬”的题材相对应的是较“柔”的作品,摩根在2011年写的《圆舞360(360)》,2010年写的《从今以后(Hereafter)》以及在1998年写的《玛莎搭上三个男人(The Very Thought of You)》,都或许能够显示出他倾心于爱情和死亡的某些新世纪(New Age)理念。最终,摩根开始对艺术和淳朴之间的男性战斗产生了兴趣,比如2009年的《魔鬼联队(The Damned United)》,又如现在这部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的姐妹篇《极速风流》。在亨特和劳达身上,摩根或许找到了他最感兴趣的题材——男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胜利的意义——的最纯粹的表达。

哈兰:在《极速风流》中,你的人物就像龟兔赛跑里的龟和兔:慢节奏有条不紊的计划对上“嘿,让我们来派对吧。”詹姆斯•亨特出生于中上阶层家庭,是股票经纪人的儿子。尼基•劳达出生于更富有的商人家庭。两人都相当富有,都在寻求人生的意义。

摩根:他俩都是个人主义者,对权威充满了反叛精神,都性格莽撞。你需要这些角色有够傲慢、鲁莽、固执才能去蔑视那些似乎无法战胜的困难。这些人就好似赌徒,赌徒们信奉的是:“机率跟所有人唱反调,除了我。”他们有这样的倔强和幻想。

哈兰:你是不是对劳达更富有同情心?

摩根:这个问题戳中了我自身的精神分裂症。我娶了一位奥地利女子,祖籍德国,生长于英国,自认为是英国人。英语和德国都是我的母语。从语言上来说,这部影片着实吸引着我。我身体里有一个詹姆斯•亨特,也有一个尼基•劳达。我能非常快地掌握他们的声音。你给我个主题,我就能用他们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说话节奏和不同的想法把这个主题即兴表现出来。这种情况是很难得的。你知道你做的是你能够做到的事情。

哈兰:《极速风流》和《魔鬼联队》讲述的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故事。为什么你喜欢选取这个时期来描绘男性角色的严峻考验?

摩根:《对话尼克松》里讲述的也是同时期的事件,故事发生自大西洋两岸。而《末代独裁》讲述的也是该时期的事件,故事取景于乌干达。我不是非常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部分是缘于巧合。李安导演曾找我写以七十年代为背景的剧本。他当时并不知道我父亲是在1972年去世的。我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家庭来说就像炸弹爆炸一样。我曾经与他谈起过尼克松,因此撰写《对话尼克松》的剧本对我来讲,哪怕不能算是与他重新相连,也起码可以说是与他还活着的那个年代相连接。《末代独裁》里的乌干达前总统伊迪•阿明(Idi Amin)和《魔鬼联队》里的英格兰已故著名足球教练布莱恩•克拉夫(Brian Clough)也将我带回到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我是个十岁的小孩,而我父亲知道这些事件。

哈兰:你父亲是德国犹太人,1933年时成功逃离纳粹德国。三十年后,你出生了。你是否能感受到不列颠之外的一些东西?

摩根:我父亲到伦敦后结交的朋友圈是逃离家园后无依无靠的中欧犹太人们。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虽然身处伦敦,但我那时的家庭圈子里并没有英国人。到学校后,身边都是英国人了,但他们叫我德国佬。

哈兰:你父亲在大屠杀时是否失去了亲人?

摩根:是的。

哈兰:你是否认为那塑造了你的人生?

摩根:许多事情塑造了我的人生。我母亲在战后遭遇了同样沉重的家庭创伤。很奇怪,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了。他俩来自相反的两个阵营。我母亲来自德国的波兰区,于战后苏联军队挺进德国时逃离。她失去了父亲和兄弟姐妹们。战争的双方都遭遇了严重的创伤。战争在地理上、心理上、感情上都留下了伤疤,无一幸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无论处于战争的哪一个阵营,任何幸存者若是无法怀有走出战争创伤的信念,无法治愈心理上和感情上的伤口(所有那些中欧国家),那么这伤口将一直伴随着他。尽管很少有人提起,但战后苏联人对德国人施加的人道主义犯罪事实上已经构成了种族屠杀。任何来自该时期该地点的人们都深受重创。

决定我文化成长背景的父亲以及他的朋友们是否谈论他们失去的亲朋好友,是否谈论这些失去对他们造成的创伤?并没有。他们是充满活力的人们,如饥似渴地拥抱着成为英国人的这个新身份。尽管有着浓重的口音,他们还是热情洋溢地为自己的英国身份而骄傲。这和构成电影业中坚力量的那整整一代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一样,而他们是自豪和激昂的新美国人。你能听到我父亲说道:“I am ebsolutely a pround Br-r-ritish pehrson.”(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我绝对是一名骄傲的英国人。”)他会说:“Vat do you mean I haf oon eccent?”(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你说我有口音是什么意思?”)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受害者的影子,看不到失败的阴影。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的是作为英国人,他们重新开始的人生。

哈兰:在《魔鬼联队》的布莱恩•克拉夫和唐•里维(Don Revie)这两个人物身上,您发现了善用武力者和善用艺术者的区别。类似地,在《极速风流》中,赢当然重要,但问题就在于用何种手段去赢。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在面对比赛输赢的永恒挑战时会变得如何,当您在写这样的故事时,阐述了一些关于“作为男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在七十年代,男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的内容。

摩根:我们这里讨论的男性是在性革命后的。在尼基和詹姆斯之前,性革命前的男人去打保龄球、打扑克,然后结婚来获得性爱。
所有这一切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改变了。我们可以用严重的经济困境来定义七十年代。这困境不仅仅发生在我的家庭,整个英国上上下下都遭遇了。右翼和左翼之间的论战甚嚣尘上:你要么支持工党,要么支持保守党。或者支持社会主义党。整个国家一分为二。直到撒切尔夫人完成她的革命,这一切才结束。

当时的英国是八十年代长大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你要么是他们中的一员,要么是我们中的一员。这在现在的英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完全消失了。这在如今的美国倒可以看到,要么是红色州(共和党州),要么是蓝色州(民主党州)。英国已不再有这样的情况了,在撒切尔夫人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哈兰:您在叙事时常常“换挡”,诸如对事件发生顺序的重排,诸如加入“六年前”这样的闪回。这如何来帮助故事的讲述?

摩根: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通过提纲来描出故事的框架。在完成结构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我享受故事的结构。《魔鬼联队》的结构非常难。我把《极速风流》架构在一连串你追我赶的事件之上。剧本写的是他俩人生的比赛。两位主角同时出发,詹姆斯•亨特先赢一局。然后尼基•劳达超了上来。詹姆斯听说后知道自己被超越了,然后想办法加入了F1,突然间他们又处于相同的位置了。詹姆斯打败了尼基,然后他加入了法拉利车队。尼基遇到了一名女孩,但詹姆斯在他之前就已结婚。整个故事都是这样的彼此追赶。

哈兰:您想通过影片中人物的真实历史镜头来表达什么?正如在《魔鬼联队》和《极速风流》的结尾中使用的。

摩根:加这些历史镜头是为了表达对真实人物的尊重。在原始的脚本中并没有这出,这是我们后来在剪辑时加入的。如果观众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多么地一丝不苟,看到演员们的表演是多么的娴熟,那么他们将更加信赖电影制作者,在未来会继续花钱在电影上。这是最终的目的。你是否相信刚刚给予你表演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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