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的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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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rrilla: The Taking of Patty Hearst

写以下这些东西,源于Robert Stone的纪录片《Guerrilla(游击队): The Taking of Patty Hearst》(2004)。这里所说的“游击队”,并非拾垃圾或乞讨大军,而是荷枪实弹与政府对垒的真正的“游击队”(Guerrilla),且不在山间,转战都市。这个革命激进组织,名 “SLA” (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共生解放军) ,产生于1960到1970年代间美国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灵感来自共产政权和南美革命(古巴/卡斯特罗,智利/阿连德——尽管被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势力杀害,还有一代青年的偶像:切·格瓦拉),立足加州湾区——伯克利和旧金山,成员有不甘被压迫的黑人,前越战老兵和激进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学生,他们同情穷人和弱势群体,主张为他们争取权利;但也因主张暴力革命而有过激行为,大量购买武器,制造炸弹,杀过两人(一位黑人校长和一位白人家庭主妇),抢过几家银行。当时的首领,是越狱的黑人 Donald DeFreeze。

SLA最惊人之举,是于1974年2月,绑架了当时19岁的Patty Hearst,美国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报业大亨 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孙女。Patty当时被软禁在旧金山大学附近金门大街1827号6号公寓里,不时声音平静地向父母报个平安,加州优裕女子特有的懒洋洋的声调,如18岁时的索非亚·科波拉。SLA曾迫使她父母捐数百万美元的食品分给穷人,百姓欢欣鼓舞。不过后来出现哄抢状况,警察出面干预,并有暴力和逮捕场景。媒体围追堵截,安营扎寨在Patty父母家门口,面色沉郁的老夫妇,和胡须遮住嘴唇(1970年代流行样式)的未婚夫,不断出来开新闻发布会。

两个月后,事件发生戏剧性变化。Patty宣称支持SLA,与自己出身的布尔乔亚(bourgeois)家庭和阶级决裂,与SLA组织一成员堕入爱河(称他为”the most beautiful man I ever know”),改名Tania——以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女朋友命名。SLA的宣传单上,是Patty头戴贝雷帽,手执卡宾枪的英姿,面容清瘦,神情坚毅(或茫然?难以捉摸。)她身后,是SLA的标志画面,盘踞的七头响尾蛇。资产阶级美女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奇异的画面,也许成为一代革命青年的偶像。

在SLA抢劫某家银行的黑白录像带里,人们看到久违的Patty,瘦削,黑衣黑发,手拿卡宾枪,心神不宁地环顾左右。

之后不久,SLA 6名主要成名在洛杉矶一所房子里,与100多名警察发生枪战。战斗以一场大火焚毁房屋结束。众人选择与屋同焚——包括Patty的男朋友。Patty与另两成员不在此处,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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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rrilla: The Taking of Patty Hearst

1975年,SLA其余成员在旧金山被捕,包括Patty。他们被判入狱7、8年不等。后来Patty声称自己是被洗脑(brainwashed)的受害者,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认同,同情劫持者),并非出于自愿参与SLA的活动。当时的总统Jimmy Carter为她减刑,她在狱中22个月后便被释放。新闻发布会上,她丰腴了些,气色不错,了无阴影,微笑着感谢父母,感谢众人。

1979年,Patty与Bernard Shaw(她的保镖)结婚。1982年,Patty著书“Every Secret Thing”,记述自己被绑架的经历,她曾在“一心革命”时呼她的父母为“猪”,在此书的前言又呼她的“战友”为“疯子们”。富家美女矫正自己青春失足岁月,革命偶像坍塌。

无论如何,Patty因此绑架事件在某段历史内颇为出名,一朋克乐队The Misfits有首歌名“她”,与她有关。2003年,她出演了John Waters电影“A Dirty Shame”。

2004年5月,56岁的SLA成员James Kilgore入狱6年,因1975年抢劫萨克拉门托郊区一银行时枪杀一家庭主妇 Myrna Opsahl(当时在存教堂捐款)。他有经济学学位,曾是炸弹制造专家,隐姓埋名,逃亡南非20多年,2002年被捕前是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他在法庭上向那个无辜受害的家庭道歉。另外几位被捕的SLA成员,之前都隐姓埋名生活,他们为人父母,事业有成,享受着中产阶级生活,否认年轻时的革命理想。但他们的脸上,都比普通的中年人多了些沧桑。年近60之年,再次入狱服刑6到8年——这一生,为过激的革命理想付出惨重代价。(2002 年,Patty再次受到总统克林顿宽宥)

与此同时,某个Talk Show中,Patty容光焕发出场,家庭富足、保养良好的中年美妇,满面春风,说笑过往。

历史本身充满反讽意味。年轻人以为自己可以改造社会,让其更公正平等——一个没有阶级和剥削的乌托邦社会。这理想却一再偏差,或被利用,或执行不当,酿成悲剧。年长些明白,社会永不可能公正平等。穷人无法改变社会,富人却可改变自己的命运。

社会发展不是靠“理想”支撑,而是利益制衡和体制保障。但“理想”本身没有错。也不能怪罪“马克思理论”本身。在某些氛围中,它被极度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被误解的人们嗤之以鼻;而在另一些环境中,它只是被作为一种哲学、科学或政治学理论(与“存在主义”或“精神分析”没什么不同),放在被研究之列(被我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无数西方现代理论家。

曾经被理想激荡,如今在灰烬中感伤。

(03/02/2005 周三)

张泠

笔名黄小邪,美国芝加哥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系博士,纽约州立大学Purchase分校电影系教师。研究电影声音理论、电影的跨媒介与跨文化流动、中国早期电影、台湾电影。喜阅读诗歌、小说,亦喜写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