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回到了上帝身旁

文内
秀兰•邓波儿走了,但大家不必悲伤。因为,她并不曾离去,她只是张开了一双翅膀,飞回到了上帝的身旁。

一个女人,从绚烂童年,到耄耋老妪,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生命旅程。但秀兰•邓波儿不同,她的生命仿佛是凝固的极地冰岩,晶莹剔透、坚不可摧。时光、岁月都无法在她身上留下划痕。她从来不曾衰老,因为,人们的记忆总是顽强地停留在她六、七岁的时候,让她拥有了一个任何外力都磨蚀不去的永恒的童年。

一头金黄的小卷毛、一只硕大的蝴蝶结、一条百褶喇叭裙、一双横袢小皮鞋。红扑扑的圆脸蛋上,两只楚楚动人的小酒窝。这就是秀兰•邓波儿!她就是和卓别林、劳拉与哈台、和克拉克•盖博,费雯丽、葛丽泰•嘉宝……这些伟大人物齐名的,好莱坞黄金时代最易于识别的视觉符号之一。

她就是来自上帝身边的可爱的小天使。30年代,大萧条像雾霾一样横扫美国,上帝的身影也变得模糊不清,人们背弃了朴素节俭的传统信念,开始沉迷于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的风花雪月。就在这个时候,6岁的秀兰•邓波,跳着踢踏舞,带着晨露般无邪的笑颜,现身于好莱坞的大银幕,如同天使降临人间。她的童真,她的乖巧、她的善良、她的美好,如同照进浑浊现实里的一束初夏的阳光。雾霾中,人们抬起头,从她身上重新感受到上帝的温度。

因为她与上帝同在,连一向以功利市侩著称的好莱坞也不再吝啬,不惮以最慷慨、最隆重的方式来为她加冕,将奥斯卡特别奖授予仅7岁的秀兰•邓波儿。从此,奥斯卡获奖名册里破天荒地多了一个小女孩的名字。不!准确地说,是多出了一个天使的名字。

这位小天使,不仅在美国家喻户晓,在中国也是路人皆知。历史上,秀兰•邓波儿与中国有两次因缘际会。第一次是在30年代。刚刚踏上银幕的她,便随着好莱坞电影输入中国,成为上海与各类电影、时尚、女性书刊杂志上的常客。第二次是90年代初。那时候,电视机刚刚在中国普及,秀兰•邓波儿,再一次伴随着经过影像修复的经典好莱坞影片,透过电视屏幕,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

饶有意味的是,不论30年代,还是90年代,都恰逢中国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历史浪潮。在此背景中,秀兰•邓波儿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符号,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来说,便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感官娱乐。事实上,她也帮助国人完成一次关于童年的现代化想象与启蒙。

封建时代,抑或是以后的红色革命年代,中国的孩子都是没有童年的,他们一出生就被塑造成各种“接班人”——要么是光宗耀祖、诗礼传家小老夫子,要么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所以中国文化中,童年历来就只是一个主体性缺席的词汇;中国文艺中,也历来罕有关于童年、童真的符号,即便是有,也不过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幼齿版。而秀兰•邓波儿的出现,才让国人睁开眼睛,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活泼、乖巧、善良、聪颖的现代化女童,一种人性从各种观念枷锁中挣脱出来之后所焕发的本色。

原来童年不止是儿童团、小英雄,不止是童养媳、小婢女,童年也如秀兰•邓波儿一样,可以是蝴蝶飞舞、鲜花盛开的绿野仙踪上一道天使划过的光束;可以是拉康精神分析学意义上,人类关于自身的一个理想化的镜像。

而30年代与90年代,六十年间,中国都在急速地奔跑,迅猛地疾驰。从启蒙、到救亡、到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推翻、重建、破旧、立新……时间像一张紧绷的弓箭,让历史肌肤,沟壑密布,遍体鳞伤。

90年代,当秀兰•邓波儿重新回到中国人的视野的时候,爷爷奶奶们关于30年代的经验和记忆,也被不知不觉地唤醒,仿佛为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世代提供了一个童趣天然的对接点。它不仅仅是一场世纪之交的感伤与怀旧,也是某种关于历史与记忆的重建,更是流动在不同世代之间,基于同一种感官经验而形成的文化分享、交流和价值的传递。

也许这就是秀兰•邓波儿,领受上帝的旨意,来中国需要完成的使命吧。现在,使命完成了,可爱的小天使,也要回到天堂去了。

石川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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