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台湾(二)

10/24/10,周日

1.
昨晚与几位老师自“紫藤庐”归来。在UCLA东亚系任教的Robert说:你每次说话都让我shock,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台湾电影?

笑。因为喜欢,花时间看和读便是,笨功夫。

与他们住“中研院活动中心”同一层楼,逐个道别。不知为何,最后一句话是:电影是我的全部生命。

里昂任教的意大利男生Corrado Neri在房门口笑弯了腰。

上午拖着行李箱出门,他的房门还是“请勿打扰”。就此别过中研院和这些朋友。

出租车等在门口。与司机师傅一路聊到台北市区。

他儿子学兽医,如今在天津工作,有位大陆妻子,两个孩子。

闲聊“中医”(台湾人以前称为“汉医”),我说台北街上随处可见传统的中药铺,在大陆中等规模以上城市基本绝迹(虽然很多医院声称“中西医结合”)。更有所谓科学主义者机械地偏激地污中医为“巫医”,无视几千年实践传统,及与中国伦理道德文化之密切关系(台湾在日据时代的文人雅客很多为医生,更出现“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当然赖和读的是日本人开的医学校,以学西医为主,但从他文学作品来看,对中医药颇有研究)。

因外祖父家为中医世家,从小接触把脉、针灸、按摩、中药材,也兴起背过一阵“中药四百味歌诀”(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黄芪性温……等等);母亲有时讲起外祖父常深更半夜被找去出诊,即便风雪大作;也见过他对病人如何宽厚友善。街坊四邻说起他,口气中有敬意——这正是重人情的社会(或者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式社会)中,“悬壶济世”的意义所在吧。

台湾“日据”时代,日本殖民政府只允许台湾人读医科(及实用性、不易开启民智、影响殖民统治的科系),后来很多本省人富户为医生家庭(杨德昌电影《海滩的一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有体现)。而赖和虽行医有不少进益,但倾向左派,同情贫民,常常义诊,并写文章反抗殖民统治,为终日劳苦、无机会受教育的平民发声、鼓动反抗意识,两次入狱,50岁便病故,身后还留下债务。

台中彰化赖和故乡有“赖和纪念馆”,他岁当去拜访。

至捷运“古亭”站附近小巷里的旅馆。司机师傅语重心长叮嘱: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啊,以后乘出租车不要坐在前排,不安全。(难怪我坐上去时他看起来欲言又止)。在国内每个城市都习惯坐前排与司机聊天,接触本地人的初始方式(在美国乘出租车也坐后排为主)。

之后几日乘出租车便遵从他的建议,乖乖坐在后座,又遇性格、说话方式各异的司机,不同程度和主题的闲聊。

2.
与凯文去“敦南诚品”,买书、DVD和CD众多,多为中影1960年来电影(包括之前有人提及的王童“反共”电影如《苦恋》),及林文淇老师推荐的《恐怖分子》、《恋恋风尘》、《热带鱼》新版数位修复套装。原住民音乐“南王姊妹花”CD。办了积分卡。持大陆护照并可有一些折扣。

又买到晚上的戏票。北京的国家京剧院于魁智、李胜素、杨赤等演员来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戏码是《满江红》。每次来台北都能看上一场昆曲、京剧或舞蹈演出。可惜“云门舞集”演出要在我离开台北后。张铁志发来文章告知台大附近“温州街”的书店、CD店和咖啡馆概况。

与凯文在敦化南路某茶点店喝生姜红枣茶闲坐片刻,乘捷运去“师大”会芝大校友James。同去“师大夜市”吃刀削面,然后转战中正纪念堂旁“国家戏剧院”看演出。

国家京剧院在台北的演出,今晚《满江红》为最后一场。观众多为老人,不乏有坐轮椅或被搀扶来的。想起看过很多描述,1980年代后,大陆的昆剧团或京剧团在台湾演出,外省人老者看得泪水潸然,本土出生无有“故国情结”的后辈看长辈看得辛酸。将京剧与外省人尤其中上阶层associate的台湾电影有:白景瑞《新娘与我》、陶德辰《小龙头》(《光阴的故事》第一段,陶为国民党顾问陶希圣的孙子)、侯孝贤《悲情城市》(上海帮)、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马司令)、楼一安《一席之地》(去世的外省老者。楼说他祖父为上海人,酷爱听京剧)。

《满江红》有革命样板戏痕迹,后来发现原来改自1961年演出本,编剧为马少波。李胜素作为英雄岳飞的妻子,表演空间实在有限。为何选此剧?自然有巧合因素,但看到结尾背景大字、岳飞书:“还我河山”,还是要揣测一下政治暗示:或许与最近“钓鱼岛”风波,呼吁两岸一心、保护领土的反日倾向有关。有趣的是,1966年,李行、李嘉、白景瑞导演的电影《还我河山》,借“田单复国”历史典故,暗指“反攻大陆”。半世纪间,政治风云已多变幻。

张泠
张泠

笔名黄小邪,美国芝加哥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系博士,纽约州立大学Purchase分校电影系教师。研究电影声音理论、电影的跨媒介与跨文化流动、中国早期电影、台湾电影。喜阅读诗歌、小说,亦喜写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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