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布拉斯加》:他的眼里没有“如果”

内布拉斯加

亚历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或许极少收获绝对的盛赞,但似乎也很少会遭到剧烈的贬低。他的影片中很少有暴烈、喷发的情感,全凭一股小火慢炖的功力把故事熬到醇香。台词的机敏和流畅更是让佩恩的影片有了一点“散文”的味道,娓娓道来,叙说平常。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观看佩恩的电影成了一种舒服、自在的享受。

《内布拉斯加》(Nebraska)的故事缘起于一封百万美元广告信和一位“倔得像头驴”的老头伍迪·格兰特(Woody Grant)。广告信上说,如果你的号码是中奖号码,你就可以得到一百万美元的奖励。不论是无心还是执意,老伍迪忽略了信上的“如果”两个字,坚信自己中了百万美元大奖。不论两位儿子如何劝说,也不论老伴凯特·格兰特(Kate Grant)如何揶揄,老伍迪都决定要到林肯去领回自己的奖金,哪怕是一个人沿着高速公路徒步前行。与许多公路片一样,旅程的终点渐渐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标识;甚至谈旅程的“意义”也变成了刻板的上纲上线。沿途、记忆、人生——旅程变成了一壶可供慢慢享用的清酒,迷醉或清醒,全凭个人的投入。

没有“如果”的生活会失掉很多元素——想象、企盼、懊悔与选择只是众多被过滤掉的元素的一瞥。被洗刷掉“如果”的生活就像被剥掉糖衣的药片,没有了欺骗与自欺,只剩下它最本真的口感——这或许也是影片选择以黑白方式呈现的部分原因。但对于《内布拉斯加》,或者对于亚历山大·佩恩的影片来说,这颗药丸绝非难以下咽的苦涩。正如影片中无所不在的幽默、打趣与感伤一样,生活本身也是各种味道与情感的混溶。《内布拉斯加》慢慢揭示的那些好看的、难堪的过往,与伍迪·格兰特额头上的皱纹似乎并无太大差异——那都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事实;刨根问底,纠结脉络,于当下又有何意?人入暮年,连新鲜的伤口和鲜血都被冲刷掉了激情的颜色;纠缠过往,不如关注身后来得实在——这是老伍迪·格兰特的固执,也是他最讨喜的闪光点。

《内布拉斯加》中的旅程是双向的:它既向未来展望,又向过往回溯。但就算记忆挖掘在影片中占了如此大的比重,《内布拉斯加》全片仍然没有使用一个闪回镜头。老伍迪的话语少之又少,他的过往大多是由周围的人物和环境折射出来的:朋友/合伙人,一个桌子坐不下的亲戚,开报社的旧情人,原野上废弃的祖宅。我们从众多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老伍迪断断续续的生平;它趋于平淡,它无大新奇,它可能是你我日常生活的交集。镜头似乎也在配合时间的单向前进:既然生活只能是闷头向前,闪回不就成了非自然的干涉;既然暮年之人已经放弃了对“如果”的所有假想,关注当下与未来不才是于人、于己最大的恩惠。对于老伍迪来说,当下与未来的方向只有一个——林肯,和广告信所承诺的百万美金。

这个几近空口言的百万美金承诺,是老伍迪在这个黑、白与不同度灰组成的世界中的唯一希望。广告信被“打劫”后,他一个人坐在小黑屋里,以牛奶代酒,暗自感伤;在儿子大卫(David)提议去找信后立马来了精神,两眼放光;发现老友拿着广告信在酒吧揶揄自己后,只是默默取回这个被称为可笑和可悲的希望,小心翼翼地按原来的折痕折好,放进上衣的内口袋。可笑和可悲的背后不是老伍迪的固执,而是他对两个儿子的亏欠与关爱;他想拿中奖的钱给自己买辆全新的卡车,虽然自己这个年龄已经差不多丧失了开车的能力,剩下的留给儿子们。“我就是想给你们留下点东西”——在已经过了可以陶醉在“如果”想象中的年龄,对得起当下人是老伍迪活着的全部目的。

执拗的老伍迪直到广告信作废前都拒绝向这个年轻的世界屈服,最后,年轻的世界向他做出了妥协。儿子大卫卖掉了自己的车,给父亲换了辆皮卡——虽然不是全新的,但也足以满足老伍迪的小梦想;儿子还给父亲买了全新的空气压缩机——虽然这个东西完全没用,但也是对父亲过往的一种补偿。影片中多次出现类似“多层框架”的构图:老伍迪望向远方,大卫望向父亲,而我们望向两代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牵连。每代人都有自己固执的梦想,而通过这趟旅行,多层的守望终于变成了可以被表达与言说的现实。当老伍迪开着儿子给买的皮卡从小镇穿过,好像这趟旅行揭示的人性丑陋都一笔勾销;他仍然有刀子嘴豆腐心的老伴,和从守望者变成守护者的儿子。正如影片最后一组镜头所传达的那样,公路仍在延续,生活还在继续;人、事,不过是大大世界中的小小一隅。影片品到这里,足以让人迷醉于其醇香。

文/姜小瑁
编辑/王隋

姜小瑁
姜小瑁

「电影公会」主笔,英语文学硕士,热爱电影的影迷一枚

一条评论
  1. 《内布拉斯加》是个人认为与中国人观念最为接近的一部美国电影,一位执拗的父亲特立独行,为的其实也不过是想给自己的两个孩子留下点什么,最终用他的执拗赢得了“奖品”,虽然所谓奖品不过只是表象,但却已然足够,足够证明你是否拥有一颗永不屈服的心,其实与年龄无关!@姜小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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