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童年(三)


铁窗岁月

1948年,特吕弗16岁,与童年密友Robert Lachenay建立电影组织“the movie mania circle”,每周日上午租影院,4000法郎放映一场,还要租片,很快入不敷出,债台高筑。特吕弗早已厌烦乏味全职工作,五个月前辞职,如今在书店文具店兼职,薪水微薄——这一切,他都隐瞒着父母。一夜,父亲办公室的打字机神秘失踪——被弗朗索瓦偷走,卖了4000法郎。特吕弗变卖藏书、四处借贷,依然还不清债,并且,放映时门可罗雀,因为同时间的另一场放映,有安德列·巴赞到场,吸引无数年轻影迷。特吕弗决定去见巴赞,请他改放映时间。

巴赞宽宏大量,对这位年轻气盛的电影狂热者充满同情。1948年,巴赞30岁,瘦削,轻微驼背,是年轻评论者的灵魂人物,左翼人士。电影于巴赞,是教育人们自战争中复原的钥匙,保障工人阶级接受同等文化教育的权利。会见巴赞成为特吕弗生命中的转折点。

特吕弗的欠债累计24605法郎,相当于一个多月的工资。父亲Roland无奈,“子债父还”,他的要求是弗朗索瓦写保证书:再不胡闹,去找份稳定工作。出于鲁莽,反抗,或其他,弗朗索瓦又组织三次放映,再次欠债。债权人去Roland处抱怨,他震怒,提着领子将弗朗索瓦拎回家。激烈争吵后,Roland将儿子带到附近的警察局,拿出几天前弗朗索瓦写的供认状,要求将他关进少管所。警察仔细研究了弗朗索瓦供认的罪行:撒谎、偷窃和欠债。弗朗索瓦当夜留在警察局,睡草垫子——离父母住处仅几百英尺。

12月10日,特吕弗被送到警察总局,注册,拍照,按指纹,搜身——按照法国法律规定,少年自16岁至成年或被释放,父亲有权利要求他不超过6个月的拘留。弗朗索瓦成了少年犯。给父母写不咸不淡的信,父母惊讶于他的不知悔改,认为他的冷酷行为是挑衅,两个月没去看他。

沉闷的高墙大院内,弗朗索瓦被强制参加半军事训练,被监管和体罚。他在特殊囚室中孤独度过17岁生日,因伺机逃跑和侮辱教师。因被检查出梅毒而住院——或许与他屡次造访妓院有关。他每天被打7针,每次相隔3小时,自早晨6点开始。给母亲的信中,弗朗索瓦写道:“我读书,睡觉,吃饭,三小时一针,打在肚皮上,因为护士已把我尊贵的屁股扎成了筛子”。他也给Lachenay写信,悲伤缠绵,署名弗朗索瓦·让·维果,“……我确信我在有机会拍一部《操行零分》之前就要死掉。我也想起Raymond Radiguet(注:法国作家,早逝,让·考克多的情人),尽管我知道我活不到写一部《The Devil in the Flesh》的时间”。

在审讯中,弗朗索瓦供出更多偷窃和借款,法官也判决Roland替儿子付12000法郎的罚款。Roland心疼地付出他为去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探险的积蓄。

好心的心理学家Rikkers小姐(安托万在《四百下》中称她“spychogist”)与弗朗索瓦长时间交谈,开始喜欢他,认为他持续撒谎是为逃避冷漠的家庭环境,并有创伤情绪。Rikkers去见弗朗索瓦的父母和朋友,想助他尽早被释放。1949年3月,Rikkers联络巴赞,请他为弗朗索瓦求情。尽管巴赞几乎不认识弗朗索瓦,他不但为特吕弗担保出狱,还答应为他找份工作。弗朗索瓦获得了部分自由。

在为不良少年而设的学校中,特吕弗被要求以“描述你生命中最美丽或悲哀的探险”为主题写篇文章,他写道:“我的生活,或直到如今这段生活,最平淡无奇……我觉得我太卖力工作但没得到很多满足或快乐。我的圣诞节和生日一直普通到令人失望。我对战争或那些参与的白痴没有特别感觉。我喜欢艺术,尤其是电影;我认为工作如排泄一样,是必需的不幸,任何热爱他工作的人都不懂如何生活。我不喜冒险并尽量避免。一天三部电影,一周三本书和伟大的音乐足够让我快乐,直到死去……我的父母对我来说只是人而已;他们偶然成为我的父亲和母亲,因此他们并不比陌生人意味更多东西。我不相信友谊,也不相信和平。我尽力远离麻烦……对我来说,政治是繁荣工业,政客是聪明的骗子。这就是我的探险;不愉快也不悲哀;只是生活。我不会长时间凝视天空,因为当我低下头,会发现这世界如此可怖”。

有自杀倾向的时尚记者和军营囚犯

弗朗索瓦成了巴赞的私人秘书,因此初遇让·考克多,也结识一群年轻影迷,如里维特,夏布罗尔,埃里克·侯麦(最年长的一位,诚实正直,有学者派头,被看作“老大哥”而获尊重)和戈达尔。这群激进傲慢无礼的年轻人,喜欢希区柯克和Fritz Lang。他们进行关于电影的漫长讨论,深夜在巴黎街道游荡,口干舌燥了去尚未打烊的小酒馆坐坐。精神抖擞了,起身再走,直到黎明,各自回家。

里维特自家乡来巴黎大学求学,是这个群体的灵魂和发言人,他的电影观点影响到特吕弗。后者年轻、叛逆、穷困潦倒,缺乏里维特的出众口才和写作才能及戈达尔的惊人直觉,他以超乎寻常的勤奋弥补——疯狂看电影,读书。1950,巴赞因肺结核离巴黎一年疗养,特吕弗的工资也已被欠了近半年,他只得辞职。

特吕弗的心被年轻女子Liliane Litvin 俘获,戈达尔也被迷住。Liliane性情反复无常,分开时间约会不同追求者。追求者们积极讨论文学以讨好Liliane及其母亲,但徒劳无益,皆无进展。特吕弗是最认真的一位,住进Liliane家对面的旅馆,好似日夜守护自己喜爱的人。Liliane偶去看望,但只把他看作普通朋友。特吕弗喜欢同时发生的无数暧昧关系,“The Man Who Loved Women”在1950年春就已萌芽,特吕弗刚18岁。

经朋友介绍,特吕弗作了女性周刊“Elle”的记者。他装扮起来,混迹于巴黎文学和新闻圈,有了不错的收入,还可偶尔接济朋友。特吕弗兼任记者和摄影师,工作过度,且所做与电影无关,数月便开始腻烦这份新职业。Liliane对他的漫不经心,让特吕弗愈发绝望。Liliane的生日舞会,邀客40多人,上演的闹剧如雷诺阿电影《游戏规则》中场景。特吕弗凌晨回家,用刀片在右臂割了25下,因失血过多而晕厥。上午11点,Liliane无意走进,将他救醒。后来对于人们对他右臂绷带的询问,他说,扭伤了。

孤独,失意,厌烦记者生涯,特吕弗一时冲动,10月底报名参军,注册在炮兵部队服役三年,将于半年训练后启程去西贡。1950年底,特吕弗穿过德国边境,开始训练。他起初狂热于军事体验,但三天后就从幻想中醒来,将训练营视为地狱——强度训练、严苛纪律、雪与泥、身背66磅背包的急行军……都让他无法忍受。他也因不会拿枪和屡犯错误被惩罚和凌辱。特吕弗到巴赞、侯麦处寻求帮助,希望军方让他成为军事记者。朋友们多方帮忙,但毫无结果,他成为军营的“囚犯”。

1951年3月,训练结束,是个小小的解放。特吕弗做着轻松的秘书工作,可以读书写字。他在德国的严冬屡去医院,治疗鼻炎和听力障碍。寒冷天气和炮火轰鸣造成的右耳听力问题伴他终生。特吕弗将此细节用在《Day for Night》中他扮演的导演Ferrand身上——右耳戴着助听器。

特吕弗读让·热奈的“The Thief’s Journal”(窃贼日记)获得认同——不知生父为谁,少年犯罪入狱,被惩戒和羞辱,有放纵的欲望,最终在写作中获得救赎。1950年12月19日,让·热奈40岁生日,特吕弗给他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热奈当时住在巴黎蒙马特公墓附近的一个旅馆房间,正经历身体与精神危机。因胆结石数次住院;穷困潦倒,靠朋友接济过活;而且,似乎创造力枯竭,并有自杀想法。两个有自杀倾向的灵魂相遇,惺惺相惜,尽管背景和年龄迥异。当时热奈仍是法国最知名作家之一,剧本和小说仍引起追随者狂热。让·保罗·萨特认为他是 20世纪的诗人和重要人物。

特吕弗惊讶发现他收到热奈的回信,热情邀请他有机会回巴黎去他那里小坐。见面发生在1951年4月中旬,特吕弗第一次休假。热奈在不久后给特吕弗的《窃贼日记》赠书扉页写道:“亲爱的弗朗索瓦,当我见你走进我的房间,如同看见我自己——一种神秘的方式——当我19岁时。希望你能保持那凝重的神情和你简单的、略带忧伤的表达方式良久……”当时的特吕弗,简短的军队发型,脆弱形象,矮小身材,略弯的鼻子,精力旺盛的、忧心忡忡的凝视,忧郁的气氛,如热奈的自画像。

特吕弗一直以他仰慕的艺术家作为精神之父,代替自己未知的父亲。让·热奈和安德列·巴赞适合这一角色。特吕弗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巴赞和热奈在三周内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的父母在15年里都不曾给予我”。热奈与特吕弗的友谊持续到特吕弗重归平民生活,他们常一同散步倾谈。

特吕弗被安排将于1951年7月14日启程去西贡,行前有些假期,特吕弗重拾热闹的巴黎生活,十分后悔自己的参军选择,私逃了事,如电影《雾码头》中Jean Gabin扮演的逃兵。他不大敢半夜在街上游荡,担心警察查证件,四处躲藏。巴赞四处寻找特吕弗,将他收留在巴黎郊区的家。但非长久之计,巴赞认为应将特吕弗的状况合法化,去自首争取从宽处理。他们的努力失败,特吕弗因“非法缺席”当即被投进军事监狱。

8月3日,特吕弗又被查出感染梅毒,住院一个月,身心俱疲。热奈曾多方帮助他,寄书,写信,求朋友……特吕弗被军方告知去德国服役的日期,他请假一天,又立即逃跑。在巴黎游荡,找殷实点的朋友,但巴赞和热奈都出去度假了。特吕弗身无分文,又被逮捕,关进同一间囚室。

特吕弗被送到德国科布伦次,荒凉的惩戒所在。他无书可看,无聊之极,唯一娱乐是每日和守卫喝得烂醉。9月30日,守卫醒来发现特吕弗脸上、脖子和胸脯多处刀片割伤。第二次自杀企图让他再次住进医院,这次是精神病专科,与疯子一起待了一个半月。特吕弗痊愈后回到科布伦次,在军中福利社工作,与一位德国女同事发展了充满激情的关系。

巴赞四处设法营救特吕弗,被责为“反军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特吕弗成了“有社会关系的家伙”。最终,特吕弗被准予“二级临时退伍”,兵役取消。他收到众多祝贺信,包括考克多的。军队长官将特吕弗叫去训斥,怒骂他的救星们“反军队的,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这些家伙,我会当面唾弃他们。”无论如何,1952年2月20日,特吕弗彻底自由,坐上回巴黎的火车。

张泠
张泠

笔名黄小邪,美国芝加哥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系博士,纽约州立大学Purchase分校电影系教师。研究电影声音理论、电影的跨媒介与跨文化流动、中国早期电影、台湾电影。喜阅读诗歌、小说,亦喜写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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