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淡生活中寻找诗意——《爸妈不在家》导演陈哲艺洛杉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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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如果太主观,就会出现盲点。”

潘萌(以下简称潘):那我们从电影本身开始聊起吧,首先剧本写了多久?
陈哲艺(以下简称陈):整整两年的时间。

潘:最终稿和最初的版本差异有多大?
陈:肯定是非常大。我最原先的初稿,它里面的灵感其实来自我小时候的回忆,个人的成长经历,所以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比较像在记录自己的童年。因为确实生活本身是没有什么架构的,很平淡,所以其实第一版写的太近了,太贴近自己。后来慢慢找到比较客观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距离,形状就慢慢出来。比如我有两个弟弟,我们是三兄弟,但其实最后片子就变成独子。第一版剧本是有三个小孩。

潘:在写这种非常带有个人经历的题材,可能在外人看来好像很容易,但其实更麻烦。
陈:你说的没错,会很难啊。会有很多盲点。很多时候你会沉溺于一些脑海里的烙印,有时候又放不开,因为太主观了。电影如果太主观,就会出现很多盲点。是需要加工和处理。

潘:如果太是自己的故事,也许最后只会感动自己,别人可能看了也体会不到相同的点。
陈:对啊,你觉得你是抓到了一个点,但其实它还是很模糊很不清楚的。你还没有看到它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潘:那你刚才说最后找到了一个可以拉开距离的,比较抽离的客观的创作方法,到底是什么?

陈:其实……就是必须不停的写啊。写了第一版之后一定要写第二、三、四、五版,必须很努力的去批判自己的作品。

潘:剧本让我觉得花了很多功夫于无声处,成熟、细腻、流畅。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
陈:白羊。

潘:哪有这么细腻的白羊?
陈:我非常典型的白羊啊。就很固执,做什么东西我都不会放过自己。

“在生活中找到一种隐喻和诗意。”

潘:我对电影中鸡的意象很感兴趣,从一开始的电子鸡,到宠物鸡,过生日吃炸鸡,祭祖用的鸡等等,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
陈:我喜欢在生活里找到一种隐喻,找到一种诗意。电影不只是在重现生活,其实是要很有选择性的,很小心的去找到你想要的呈现。我很多时候创作的方法从观察自己的记忆出发,小时候玩电子鸡,一度也有养小鸡,小鸡长大之后我家的菲佣就真的把它们宰了,我们也就真的把它们吃了。

潘:同感啊,我们的童年就是这么的残酷。

陈:而且不管是生日啊什么的,小朋友最喜欢吃肯德基嘛。这些不相干的东西,当把它们串起来,其实就找到了里面的隐喻和诗意。电影对我来说为什么这么好玩,就是里面的这个东西。你可以抓出生活很平淡的东西,里面的意思又会不同。

潘:那如果剧本定稿和最后成片相比,有没有哪里是有点儿遗憾的,比如说多一些时间,或者成本预算再大一点,能够更好的呈现?

陈:这个片子我看了很多次,带着它去不同的影展。上次看大概是在三藩市亚美电影节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蛮满意的,也许一年两年后会看到跟多的瑕疵。我想呈现的作品来讲,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所有作品中完成度最满意的一个,看的时候很舒服。

潘:这种第一部长片所特有的真实度和新鲜度,对每个导演来说都是可贵的。
陈:应该说这部电影的企图心其实很单纯。我一开始就想要很诚恳的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完全没有说要争多少票房,拿多少奖。完全就没有这种抱负。就是很单纯的要拍好一部电影。到目前为止《爸妈不在家》拿了差不多30个奖项,在非亚洲地区也得到了很好的成绩。我也是现在才意识到,也就是因为一开始的目标是那么的单纯,所以现在片子才会有这样的能量和力量。

潘:《爸妈不在家》的海外发行情况怎么样?你觉得欧美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接受度如何,和你预期的反响有没有差异?
陈:4月20号我们会去北京,在北京电影节办大陆地区的首映。接下来5月在英国,接下来还有韩国和日本。国外观众的反应很好。我们在法国的票房好到让我意外。今年1月在瑞典放映,每天上座率也非常高。现在已经销售到世界各地三十多个地区,以一个亚洲很小众的华语电影来说,很难得。

潘:的确是非常好的成绩,恭喜你。
陈:谢谢,我觉得这部电影带来的收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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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Tension、Energy”

潘:我在之前的访问中看到你有提到过三个词,你认为电影最关键的是shape 、tension和energy,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可以具体用《爸妈不在家》做例子,解释一下吗?
陈:以整个电影来说,很多人跟我说为什么这个片子剪的那么精准和紧实,点到为止就走了,这个就是因为我一直在保持着这三个东西。我不会让能量散掉。如果一看到已经够了,再多就要泄掉了,我就马上剪。如果要具体讲例子,可能要看着片子一边说。

潘:整个电影拍摄周期有多长?
陈:本身只有25天。但从构思到完成花了三年。

潘:实拍中有没有觉得很困难,印象很深的一场?
陈: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场是酒楼里奶奶过生日。那场蛮辛苦的,足足拍了2天。因为演员太多,我又想营造一种很生活,很自然,没有加工过的味道。所以不管在选角上还是拍摄上,都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最后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华人大家庭。

潘:那场戏非常家常,非常亲切。
陈:我记得在剪片的时候,爸爸发酒疯的那一段,我突然在画面上看到我自己的爸爸。我突然感觉这些人都是我认识的,都是从我生活里跑出来的。我相信只要是华人,看了那场戏都会有共鸣。

潘:应该有很多人跟你说看完《爸妈不在家》会联想到杨德昌导演的《一一》吧?在创作和拍摄《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有受到哪些作品的启发吗?
陈:很多时候那些影响不是导演自己可以弄清楚的。我当然也有喜欢的导演,也看了很多电影,一个导演通常都是从前辈和很多电影中吸取不同的养分。杨德昌当然是我一直以来很欣赏的导演,如果有人说在我的片子里看到了一种杨德昌的味道,我也觉得是件好事啊。

潘:除了杨德昌,还有哪些是你喜欢的导演?

陈:我欣赏的导演包括侯孝贤,杨德昌,李沧东,李安……应该说可能大家会拿我的片子做比较,可能因为我们在看社会、选题材还有在我们的电影里面都看到了对人文的观察和兴趣。

潘:你最近看过的一部片子,会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
陈:我满喜欢去年在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里的, 法国片子, stranger by the lake(《湖畔的陌生人》)。他其实是个同志电影,但是我这十年来最好看的同志电影。它很像希区柯克拍出来的同志电影,抓张力抓的很好,而且很多时候,他懂得去超越和颠覆观众的期待。这部片子不可能拿金棕榈,我也很喜欢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阿黛尔的生活》),但看了很震撼很感动。但stranger by the lake很特别的,作者的味道和性格,非常鲜明。

潘:接下来下一步电影计划是怎么样的?
陈:我现在有几个不同的idea在同步进行中,应该会在外国拍。也有可能会是英语电影。因为我现在居住在伦敦,所以开发的案子都是在英国,偶尔也会往LA跑,开会什么的,也有可能在美国。具体哪一部会先进行,很难说。

潘:现在中国电影市场这么繁荣,有没有可能来大陆拍片呢?
陈:是有那样的可能性,但要先找到好的剧本。目前我没有很想自己来创作,因为太痛苦了,也太久了。如果找到适合的编剧一起,当然会考虑在大陆拍片。

潘:所以你不会想一直坚定的走作者导演的路线,也会选择和编剧合作?
陈:我以后当然还是会自己动笔写剧本,但是这几年会比较想要拍别人的剧本,和编剧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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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是拍自己了解和自己明白的东西。”

潘:在义安理工学院电影系毕业之后,为什么又继续去英国读的电影?
陈:我在新加坡念了三年,之后又去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学了两年的导演,拍了很多短片,目前为止有十部短片。我那个时候非常坚持要去那个学校。因为我已经念过三年电影学校了,我想更专注在提升导演能力。英国这家学校也是少数专业很细分的电影学院。每个系只收8个人。

潘:毕业之后是很快就决定要回新加坡拍片,还是当然考虑过留在伦敦发展?
陈:首先身为一个外人,非白人,要在伦敦拍第一部长片是满困难的。第二,我觉得第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是拍自己了解和自己明白的东西。可能很多年轻导演野心很大,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都想要拍很耸动的题材,或者大规模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不了解,你是很难把它清楚的拍出来,即使拍出来也可能是虚的,不完整的。所以唯独的方法就是往心里掏,找比较个人的故事。所以我就回到了新加坡。

潘:中国和新加坡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以前一讲到留学,都是学理工或者经济方面的比较多,但这几年开始,出国学电影的华人也越来越多了,作为学长,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后来者的?
陈:电影这个东西要想很长远的走下去,很重要的是热忱,必须真的很爱电影,真的很想为电影奉献。因为拍电影真的太辛苦又太困难。如果没有真的爱上电影,一个人可能不会走的太远。现在可能很多亚洲学生都只看到电影的光鲜亮丽,非常吸引人,很性感的一个事业,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里面有多辛苦,多孤独。唯一能让你撑下去的,就是真实的热爱。

潘:听说现在义安理工学院的电影系的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被新加坡媒体称为“陈哲艺效应”。
陈:所以我又是高兴,也有一些担心。其实不想大家一窝蜂,觉得好像很容易拿奖,成功成名,用错误的心态去选择这一门。但好的地方是,电影是很残酷的,如果你真的不适合,没有毅力,其实这个行业很快就会把你踢出来。

潘:讲到陈哲艺效应,我突然想到哲艺这个名字,有哲学有艺术,有什么特别的由来的吗?
陈:这个名字是我奶奶取的。我们华人都说一个名字可以寓意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我应该要谢谢奶奶,虽然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给我。

潘:很不像一个新加坡男孩常见的名字。
陈:没错,很少见。我在中学开始对戏剧和艺术很有兴趣,加入剧社什么的,有一度我爸妈满担心的,华人父母嘛,都会觉得走艺术这条路不太踏实,有一度我爸妈就真的想帮我改名字。真的要感激我奶奶,她几年前去世了,但她给我的名字让我走了这么久。有可能真的是命中注定。

潘萌

Chapman University MFA screenwriting,双语编剧,作家,国际电影发行人,《环球银幕》特约海外记者,常驻好莱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