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斯通:万年愤青,还是不老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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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结束的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似乎又惹麻烦了:他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质疑,一度让活动主办方下不了台,也与当场另一位美国嘉宾——刚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阿方索·卡隆的“好好先生”言行,形成鲜明的对比。

斯通到底是不谙中国国情,还是别有用心?

其实,很可能都不是。斯通只是在做他自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从来都不是那么“驯良”,甚至很多时候都给人“刺儿头”印象。

按照斯通自己的话说,他在拍电影这件事上有不同的的追求,“一部分我想融入(好莱坞),最好能获奥斯卡奖的肯定;不过,我的身体里总是有另一种声音在呐喊:管他呢,我站在历史的另一边。”从斯通的作品来看,他的电影之路的确也是辉煌与非议并存。这种复杂性,在其他好莱坞导演身上是很少见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斯通最辉煌的时候。

他拍的第一部公开发行的作品《莎尔瓦多》,虽然市场反映没有起色,但媒体评论和口碑都很好。这种好评是具有持久性的,在专门收集媒体评论的“烂番茄”网站上,该片有92%的好评率,是斯通导演生涯作品中好评度最高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好评并非上映当年的,而全部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评论,足以证明斯通这部作品的经典性,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最为关键的是,这部作品深切关注当时的拉美政治与社会问题,从此,对政治题材的偏爱,也贯穿了斯通的整个职业生涯。

1986年上映的《野战排》,是斯通最受欢迎、也是声誉最高的一部作品,不仅让他获得了当年奥斯卡四座小金人——包括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接近1.4亿美元的票房——换算成今天的市值有近3亿美元——在斯通所有作品中也是最高的。同样是通过直接表现越战来反思战争,《野战排》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可能不如《现代启示录》,但也正因为如此,在表述对越战态度的政治观点上,《野战排》要更为直接。该片市场反映之良好,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民众的政治意识。

作为越战老兵,斯通对这一题材很有表达欲望。与《野战排》构成“越战三部曲”的,是更偏重个人视角的《生逢七月四日》与《天与地》,但市场对这后两部作品的反映,可以用每况愈下来形容:尽管《生逢七月四日》90%的好评率比《野战排》还高,但最终在北美只收了7000万美元;而好评率仅为47%的《天与地》,北美票房可怜到不到600万美元。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的辉煌之后,斯通九十年代的作品,媒体评论和票房收入的起伏都很大。这当中,既有评论和票房都比较低的《大门乐队》与《不准掉头》,也有评论好却市场反映乏力的《尼克松》;更有意思的是,《天生杀人狂》与《挑战星期天》都在媒体好评率较低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对不错的票房。这种复杂性,至少反映了围绕斯通作品的争议,在这阶段开始增多;只是,大众对这种争议的态度,还不是很明朗,有时候越有争议,反倒越激起人们欣赏的兴趣。

进入新世纪以后,斯通开始在题材和手法上求变,比如拍古装历史题材的《亚历山大》,又如走相对温和路线的《世贸中心》和《小布什传》。不过,媒体和口碑都可谓两极分化,票房也多处于温吞水的尴尬境地。

可以说,在好莱坞,没有比奥利弗·斯通更具争议性的导演。这种争议的根源,除开作品真身质素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斯通在作品中探究的主题,以及他探究的方式,还有观众对这种探究的反应引起的。

有意思的是,这种争议性,很可能是斯通自己主动选择的道路。

在谈到与同期导演的异同时,斯通喜欢拿好莱坞另一位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作比较。比如,在最近一次访谈中,斯通被问及是否可能拍一部有关奥巴马总统的电影,斯通的回答是:“我不认为他(奥巴马)的故事(经历)有意思,更适合斯皮尔伯格拍吧。”斯通认为,斯皮尔伯格一直想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所以作品总有种爱国情怀;而他自己,出于性格原因,总有种忍不住想反叛的情绪。

如果跳出电影范畴,可能会更容易理解斯通反叛的一生。

斯通的父亲,是位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推崇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具体表现为在国内政治上反对增税与过多福利政策,在国际政治领域则认为美国有义务在全球维护自由价值,甚至不惜以战争为手段。

斯通对这一套,最开始能接受,不过很快就感到迷茫,继而反感。这种反感,让他们父子关系紧张。斯通从耶鲁大学辍学的决定,更让其父大为光火。而斯通自己,在报名参军时,他就是不像去条件相对好得多的西德,而坚持去参加越战,而且是当最艰苦、危险性最大的步兵;除了年轻人的狂野,这当中还有些无法无天的狠劲。从其“越战三部曲”,特别是《野战排》与《生逢七月四日》中,特别能感受到一股子无法排遣的愤怒。

此后这一生,斯通都保持了这种愤怒,并将它燃烧到自身的经历之外,转变成对任何他以为的政治黑暗与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是导致他制作《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的动因。

斯通认为,美国政府与主流媒体塑造的美国历史是扭曲的、不真实的,掩盖了很多事实真相,而且缺乏对历史事件发生逻辑的正确读解。按照斯通的阐述,从二战到越战,继而到如今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行动,一切都是有关联的,美国可谓“一步错,步步错。”其中关键,斯通以为,是自以为是的“美国中心主义”。所谓盛极而衰,斯通想通过自己的观察与纪录,来警告美国人“过多的耀武扬威,必然导致反噬,就像古罗马帝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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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斯通此番理解,不乏清醒的反思,有其可取之处。

不过,和他所批判的对象一样,他自己对于扭曲历史过多的愤怒与不满,也容易走火入魔。在《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中,斯通的中心观点之一,是当年在罗斯福总统死后、如果是亨利·华莱士而非杜鲁门继任总统的话,“冷战就不会发生,罗斯福—斯大林之间良好的关系会持续下去,越战自然也可避免。”先且不论对历史的判断无法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单就对苏联整体战略的理解而言,斯通如此简单化的想法,不仅不为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在后续历史展示出来的一系列事件面前,也是无法站住脚的。

有时候,斯通的观点甚至到了颇为荒谬可笑的地步。比如在谈到杜鲁门总统决定对日本用核弹威慑攻击时,《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暗示这与杜鲁门童年心理创伤有关:“他被其他小孩欺负,他们叫他“小四眼”和“娘娘腔”并追打他;当他抖索着回到家里,母亲的安慰则是“别担心,我们本来想要一个女孩””。斯通以为,这种心理印记,让成年的杜鲁门有种“反弹童年阴影”的欺凌成性,使用原子弹不是杜鲁门想结束战争,而是纯粹展示“非娘娘腔”的霸气。

这种过于简单、往往流于表面的观察,也反映在斯通对拉美集权政治的看法上。如前文所述,从其最早期作品开始,斯通就对拉美政治有强烈的兴趣。后来,他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描绘拉美几个集权强人“高大上”的形象,尤以对古巴的卡斯特罗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最感兴趣。在斯通看来,这些强人的统治,似乎更能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而,对于集权政治的诸多负面影响,斯通的这些纪录作品,都选择性忽视了。

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描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后者在好莱坞同样也是充满争议。并不出人意料的是,生活中的斯通与摩尔,还真是并肩作战的同志,他俩曾联名发文,支持“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在对历史与真实的展现手法方面,二者还分享更多的“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在斯通最为人知的争议作品《刺杀肯尼迪》中,无论台前幕后,他都很倚重检察官吉姆·加里森,以他的推理作为刺杀肯尼迪的真相。可事实上,加里森被多数主流历史学家视为骗子,之后陆续公布的史料文件,也证明了加里森推理过程的诸多漏洞。连斯通本人在接受采访时都承认“我犯了些错误”,不过他仍坚持“故事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秉持真理之精神的”。

话又说回来,斯通的偏激固然令人不喜,但这基本上是个程度问题,而非本质问题。虽然他很多时候表达方式过激,但他所反映的问题,还都是值得深思的。而且,回顾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受好评的作品,要找过于偏激的证据的话,也是可以找出不少的。你可以说斯通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偏激,但为何不同时候的偏激,市场反应就不一样呢?

和斯通电影一起成长的观众,是美国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人,他们经受过最激进思想的洗礼,也用行动参与过激情四溢但当时未必尽解其意的运动;这帮人中的绝大部分,在之后的生活中都逐渐“冷却”,或者按时髦的说法,叫“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变得狡猾、世故起来。唯独斯通老师,是常年“膈应”美国人,无疑算是一个异类。是异类就有排斥效应,斯通的时常“不合时宜”,也就容易被理解了。

此外,更重要的是,人虽没变,时代却变了。对于美国社会而言,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民众内心更脆弱了,斯通批判的那种“美国中心主义”的信心,已经开始瓦解;但在表面上,或者说正因为内里开始瓦解,所以越发要表现出色厉内荏的一面来。

反映在政治上,表现为内政外交上展现“强硬”,极力证明自己“全球老大”的地位不可动摇。然而,作为国民潜意识的一种总体性投射,美国电影业则不经意地体现出“逃避主义”倾向来,具体表现为不仅“谈论主义”的电影销声匿迹了,连“研究问题”的作品也日渐凋零。像斯通这般几十年如一日“自揭伤疤”的举动,美国人可以从理性上表示赞赏,但在感性上,则多少感到无法承受,不如“敬而远之”。

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围绕斯通其人及其作品的争议,恐怕还会继续下去。无论你将他视为愤青或斗士,有一点不可否认:斯通永远忠于自我。对艺术家而言,这是最难得的品质之一,值得为之喝彩。

【删减版曾载于《中国新闻周刊》】

红袖添饭

非电影专业,非电影相关工作。蹲点米国帝都为接应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而作准备。看电影主要为怡情,顺便码字写些废话骗奶粉钱。《看电影》《环球银幕》《电影世界》《大众电影》《中国新闻周刊》、网易、时光网、搜狐、腾讯、凤凰等诸多媒体都被骗过,目前正以凌波微步逃避各方人马追杀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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