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窗放映:文艺电影新生态

从2007年到2011年,我有长达五年的时间,担任在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选片人。相较其它的民间影展,南京的这个影展更注重网罗和选拨独立剧情片。这些剧情片一大半出自青年导演之手,而年轻导演大多自筹资金开始自己的电影创作,拍摄第一、二部影片,参加国内外的大小电影节,如果外界反响良好,他们会坚定地将“导演”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大多数青年导演开始拍摄第三、第四部时,很少能以个人身份来完成一部剧情长片,因为创作的格局、成本的规模都会水涨船高,更何况这时候他们很可能已经用完了积蓄、借了所有亲友的钱。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影视公司看中这批有才华的年轻人,来投资和运作他们的电影项目。

有一个数据称目前的民营影视公司,在北京就已经达到了近1500家,其中大部分是完全奔着快钱去的,但大浪淘沙,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做小成本文艺片的公司,业界比较著名的有“天画画天”、“西河星汇”(后者由贾樟柯创办)。这些公司会投拍那些年轻人,多数是为了品牌与声誉。同时为了投资者尽可能地回收成本,这些导演会努力让他们的作品通过审查,获得“龙标”(因国内的公映许可证上有龙形图案而得此绰号),这样才可能进入市场交易。近十年来,我目睹了这些“龙标文艺片”逐步成长,令人欣喜的作品越来越多。

对于这样的电影出品方如果咬一咬牙,大规模发行这类小众文艺片,以目前国内的最低宣发成本是两三百万——包括拷贝制作、硬广告、宣传费、各类物料,是根本无法回收票房的。因为目前国内院线的排片非常现实,对于没有卖点的电影他们一般会象征性地排在观众稀少的早场,连续一两天上座不佳即刻下片。这些电影被媒体称为“半日游”、“一日游”、“三日游”。

所以,这些文艺片的命运都是相似的:完成之后去参加国内外电影节,去几十、上百个国家都有可能,运气好的可以卖掉海外版权,或者被“电影频道”收购电视版权,但大部分默默等待被盗版和下载。当然,现在多了一种去路是卖网络版权给视频网站。这种命运不仅发生在年轻导演作品身上,也发生在成熟的、甚至国际知名的导演作品身上。当我坐在家里看到这些作品的碟片或是在线视频时,就会感到非常惋惜。难道这类电影不应该在电影院里被更多的观众看见吗?这种困惑,随着这类电影越来越多的出现,也越来越强烈。

“在电影院被电视掏空之前,我们是从每周一次的电影中学会了昂首阔步、吸烟、接吻、打架和痛不欲生。电影教你如何增加个人魅力,如……即使不下雨,穿雨衣也会更帅气。……最强烈的体验则是完全被银幕征服和感染。你情愿做电影的俘虏。”

——这是苏珊·桑塔格,写于1995年的文字。此后一年,“Internet”(互联网)这个词才被广泛的流传,从此人们的生活被改变了,电影也被改变了。为了避免进一步被视频网站掏空,电影不得不变成IMAX,变成3D。在银幕数量急剧增长的中国,情形更为严重,电影逐渐成为纯粹消费性的视觉商品。那个“从电影中学会昂首阔步、吸烟、接吻、打架和痛不欲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情愿成了票房的俘虏。这本身并不奇怪,电影作为“文化商品”,自然有其商业属性,但是这个极速成长起来的商业化发行放映体系,自觉地将文化属性较强的“文艺片”隔离在外了。

前面我所说的小众“文艺片”是一个泛泛之称,不算是科学的定义。它们很难以类型划分、没有明星、也没有奇观;一般来说每一部都有鲜明的作者风格;由于成本极小所以受资本的控制也较小;表达自由;在美学和思想方面与主流电影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在发行放映体系成熟合理的欧美国家,这类电影会被在“艺术院线”中放映。在最文艺的法国,“艺术院线联合协会下属成员就超过千家,拥有近2000个放映厅。其分布遍及整个法国,不仅在大城市中心,郊区或者乡镇也为数不少”(《艺术院线在法国》,刘敏)。他们的标准叫法是“艺术与实验影院”,法国导演的处女作70%的票房是在这类影院里实现。这是一个适于电影种类多样性的生态,只有在这种生态底下,才可能诞生思想和风格独立的杰作和大师,而且也会向商业电影领域输送具有探索性和创造力的导演。

一直以来,一些创作文艺片的导演和影迷,都不断感叹我们国家缺乏一条欧洲美国那样的“艺术院线”,致使作品和观众之间无法见面,这种感叹时见于媒体和微博。而少数在商业院线里上映的艺术电影,由于场次少、时段差,又必然导致票房惨。这实际上导致了,商业院线与文艺片出品公司双方的失望。这种失望都已经有了很长时间,但在影院经营压力大、影业追逐商业利润的今天,想要出现一条布局全国的“艺术院线”几乎不可能。

2013年初,我邀请年轻有为的独立策展人水怪,一起为杭州一家媒体的小影展做策划。他在一年前,曾经联合导演范立欣一同发起过“一城一映”的活动,把纪录片《归途列车》带到各地巡回放映。那次和水怪交流之后,我决心开始做一个“文艺电影推广平台”,把它视为西方“艺术院线”的替代品。方式是去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谈影院,与那些有眼光的经营者合作,在每周的某几个场次放映我们看中的、因为发行成本无法面市的优质影片。我想事情总要有人去试,这个现况才能被改变。

这个推广项目名为“后窗放映”,名字来源于我在BBS时代的1998年、在“西祠胡同”社区创建的电影论坛“后窗看电影”。这个项目的运营团队,除了我和水怪之外,还有80后的制片人、天画画天的总经理杨城,以及为“后窗看电影”服务15年的现任版主高达。

2013年5月17日,“后窗放映”的首个活动“文艺之春”在南京的最高建筑紫峰大厦六楼的卢米埃影城正式开始,当天放映了三部小成本国产艺术片,而后这些电影得以被小规模持续排映。经过不到半年时间,“后窗放映”的运营团队已经将这个放映项目推进到全国二十余座城市(其中大部分是省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找到一到两家影院,让他们每周排出一个时段来放映这些“文艺片”。也许“后窗放映”出现在此时,也许不算是一个偶然。在2013年,全国电影院平均上座率仅15%,也就是说影院的闲置率很高。这样也让“后窗放映”的运营团队能说服一些有差异营销意识的院线和影院,让放映文艺电影的活动持续展开,实现自己影院品牌向特定人群的推广。

就“后窗放映”2013年放过的15部电影来看,它们多数入围过国际电影节、获得过大小各种奖项。譬如:宋方导演的《记忆望着我》获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金豹奖;李睿珺导演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张侨勇的《千锤百炼》是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它们都无疑具有公认的艺术品质。而在“后窗放映”这个平台启动之前,只有在北京去当代Moma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才能看到。另外,这些片子也只能通过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等大型活动被排映一两场。而中国大陆其它地区的观众几乎不可能在影院的银幕上目睹这些作品。

尽管“后窗放映”所推广的这些影片因为场次极少,在票房上收益微乎其微,但因为务实和灵活地运营方式,而有效地建立起文艺片与观众相遇的平台,导演与影迷交流的通道。“后窗放映”在2013年下半年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推广活动,除了常规放映、也有导演见面活动、以及小规模影展。我把这半年称为“播种期”,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做文艺电影市场的“基础建设”:与终端影院沟通、通过媒体发声、发掘潜在观众、寻找优质片源。每一项都非常艰难,当然团队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比如,讲南京方言的《记忆望着我》,是宋方导演极具个人艺术气质的电影,这类电影俗称“闷片”,场景是自己家、演员是自己与家人,可以说是一部“频谱很窄”的电影。“后窗放映”的团队在南京本土做了极为小型的推广,邀请南京地面上的著名作家,以及在文化企业的朋友来看,让大家感受一下文艺又不煽情、克制却极为感人的生活场景。透过逐步扩散口碑,这部电影在南京以每周两场的小规模,连续放映了14周之久。

这半年多,我个人接受了许多媒体采访,他们第一句就都会问我:从15年前“后窗看电影”,到现在“后窗放电影”,这其中有什么想法。15年前,我当时的想法是基于互联网精神的“分享”:分享资讯、评论、观点,也确实影响过一批影迷;现在做线下活动的精神仍然是“分享”,分享集体观影的经验、分享文艺电影的趣味。记得在大连的一次影迷沙龙上,一位观众问我,为什么有人会来看小众“文艺片”(言外之意大概是主流大片才是“视觉必需品”)。我想,总有一类人是渴望在看电影时,期待思想的锐利一角被激荡到、期待内心的柔软之处被触动到的。

我自己就属于这一类人,属于有“更多情感和品味需求”的观众,并且我相信自己有更多同类,他们应该比我认识的人多、看到的人多,说不定比我想象的人还要多。那么现在“后窗放映”所做的是,筛选出这一群在内心深处对生活和艺术保有温度的人士,并且让他们把电影的“文艺情怀”传播给更多人。

由于受到主流大片观念的误导,很多年轻人以为小成本的文艺片无需在电影院里观看,他们已经逐渐习惯坐在显示器前观看这类电影。影迷逐渐成为一座座孤岛。实际上,文艺片同样需要坐在安静与黑暗的影院里,精神聚焦于银幕上投影出人物和故事,当身处人群中分享所爱的电影时,你会发现欢乐和忧伤的气氛都会别具感染力。“后窗放映”所做的,也是试图召唤文艺中青年重回影院。同时,放映活动也会让影迷从线上回归线下,有一个新的社交平台。

这时我想重提下面这个老故事:是纪录片导演黄文海说他去日本参加某影展的事。说一天由翻译陪同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貌似是某位日本电影大师的回顾展。坐定熄灯后,银幕上一片黑暗,就听有一男一女在说话,说了半天电影也不开场。日语也听不懂,就问翻译怎么回事。翻译说:今天放的是成濑的电影,胶片已经遗失了,所以那两个演员在念剧本。每次想起这个故事,总会让我感动,在集体的黑暗中,电影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所以让电影回归电影院,是“文艺片”传播中的一个契约。

在卡尔维诺的观众回忆录里有一段美好的描述:“我大白天入场,出场时外面一片漆黑,点上灯的街道延续了银幕上的黑白。黑暗或多或少遮掩了两个世界之间的不连续性,反之也彰显它,因为它突显出我没有活过的那两个小时的流逝:停滞的时间、一段想象的人生,或为了回到几世纪前的奋力一跃中的忘我。”进入电影院,再走出电影院,会让我们发现电影的更多美好。

在2013年底,“后窗放映”团队尝试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千锤百炼》推上大银幕,以近乎零成本的宣传费用,进行了小规模的发行推广,最终使影片抵达了70座城市、300家影院。在年末贺岁档中,一部体育题材的纪录片想获得排片量是极其困难的,按照某种惯例,大部分影院毫不犹豫地将它排到一些“无效场次”——早上和深夜。面对同一个市场,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影院的策略。我们不能永远期待别人做出改变,如果改变从自己做起,事情就变得很简单。面对《千锤百炼》的排片,有一位“后窗放映”的观众在微博上说:“好的东西有被分享的权利,用心的东西有被敬畏的权利,明天就去电影院看,不就是起个早床的事么。”

“不就是起个早床的事么”,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后窗放映”也就是这么简单的做了起来。前提是,我们对此有足够的真诚。那么通过我们这类观众的分享与接力,就能逐渐构建一个“文艺电影的新生态”。


|原文刊登于2014年3月《新知》
|编辑:张宇婷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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