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恶》:犯罪和娱乐(作者:佐藤忠男 )

犯罪作为最佳娱乐材料

警察活跃其中的犯罪题材如今已在电影、小说、尤其是电视剧中层出不穷,原因恐怕得归结于我们已经在无意识中将犯罪当成了娱乐生活的最好材料而乐在其中。尽管现实中我们对犯罪抱着忌讳的态度,唯恐避之不及,不过当它一旦出现在虚构的娱乐作品中时,即便罪犯,也往往容易被写成具有值得同情之处的可怜人士,即便暴力,也散发着痛快的潇洒感。白石和弥导演的《凶恶》是一部断然拒绝融入上述大流的异色作品。犯罪也好暴力也罢,《凶恶》中的对二者处理直奔直奔可憎和不快而去,丝毫没有暧昧。所以无法把它归结到供人享乐的电影类别中。但此片同时又是有趣的,它的有趣在于触及到了真实深处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凶恶》可谓一部杰作。

这种与真实同在的趣味首先体现在它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某日,《新潮45》杂志社的编辑宫本太一收到了一封从监狱服刑犯人那里寄来的信件。犯人在信中控诉道:“我虽因杀人罪被判了死刑,但绝不能容许那个指使我去杀人的男人逍遥法外,幸福度日。”接着这名犯人详细叙述了神秘男如何制定好一个个杀人计划让自己去执行的种种情况,并希望宫本将此事调查清楚后发表在杂志上。宫本去见了这名犯人后,为了证明后者的话是否属实,展开了一场跨越相当长时期的绵密调查,将警察没有识破的几起杀人事件告知警察,同时发表在杂志上,轰动一时。警察根据宫本的调查展开行动逮捕了一名被称为“老师”的男人,以“老师”所牵涉的一部分案件为证据立案,最终判处了这名男子无期徒刑。

此事的经过在《新潮45》编辑部篇《凶恶——一个死刑犯的告发》(新潮文库刊)中有详细描述。这本书首先使人震惊于现实生活中竟然真能如此简单地瞒天过海,在警察不知觉的前提下展开连环杀人事件,而两个主要犯案者的杀人方式又再次令人咋舌,与我们见惯不怪的电影和电视剧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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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何物,为何添加

电影《凶恶》的有趣自然有一部分来自于它忠实地将原著中的纪实性电影化了。但假如完全忠实原著,难免只能留下空洞与绝望。为了越过这道坎,影片赋予了记者的行动以新的意义。添加了什么,为什么要添加,让我们试着比较一下:

对于告发者和“老师”,电影和原著都将他们描写成了恶徒,丝毫没有可怜或者酷的成分。尤其在电影中,皮埃尔泷饰演的死刑犯告发者和利利弗兰克饰演的“老师”具象化了二者的那种令人憎恶,没有同情余地的烦腻。我们有时候虽然会情不自禁地对电影中的恶党进行喝彩,但一想到他们在现实中也许真是这样的人,就变得忧虑不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心情,是因为被他们所残害的受害者都是些无知者和失去判断力的老弱妇孺,只不过拥有部分土地房屋等财产,就被两个恶人所欺,直至杀害。观众心里会觉得这个世界多么黑暗。

对如此黑暗的现实进行描写的作品还能成为娱乐商品吗?只有一条道路,强调受告发者委托,不惜暴露身份,对“老师”不为人知的杀人案件展开调查的原著作者的英雄性。影片的剧本由高桥泉与白石和弥导演共同创作,他们将这个纪实文学记者逼上了束手无策的境地,肩负告发真实恶人的正义感坚持调查,无暇顾及家庭而走到离婚的边缘,在杂志社里还必须用正义的主张去说服因证据不足而动摇调查立场的上司。这些将记者英雄化并使他走上与杀人犯做最后对决之路的情节都是改编阶段的创作。原著作者因为觉得这次调查是记者领域的大功劳,所以不太好意思强调个中辛苦滋味。改编者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扔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记者像被杀人犯们魅惑了一般卷入调查之中。当调查成了一个挖掘恶之无底洞的过程时,记者或许已经卷入其中无法自拔。改编者们以这种追问作为构建戏剧性的最终设定,将一篇残酷犯罪的纪实报道提升到拷问人的业的深度这一层面。而这,也是丢给我们这些没有休止地观看影视剧中犯罪题材的观众们的一个拷问吧。

【预告片】

裘胜斌

编剧,自由撰稿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日本语言文学系,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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