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的舞圈

First青年电影展的选片人水怪是个好导游。在影展的间隙,特地带我逛了西宁的中心广场。因为他说那里的生态很特别。

广场舞无疑是现在在城市公共空间里残喘的几种公共活动中最常见的。但是中心广场上的舞蹈却让我为之恍惚。这里有中学生在练习街舞,孩子们滑板滑轮,广场的一角,几个年轻人拖着音响在斗舞,而中央的百姓大舞台上正在上演某种社区版的青歌赛。而就在前几天,这个百姓大舞台上,放映着First影展里,台湾学生做的实验电影《阴极射线管的神秘仪式》。

但最让我感慨的,是在百姓大舞台的一侧,人们围着圈在跳着某种广场舞。配乐是少数民族语的歌曲,这让我在某种异国情调里躲过了歌词可能的媚俗宣传。这里不像我平时见到的那种阵列式的广场舞,而是人们围成一个圈,边跳边转。时不时有些人退出舞圈,也时不时有围观的人加入舞圈,自然而然的维持着一个热闹的圆。

他们的舞蹈也不像平常见的那些广场舞、扇子舞,不带着一点报告表演的意味。更像是一种聚会社交的舞蹈,对应节奏的舞步也相应的复杂很多。

中心广场的热闹让我想起“多样性”这个话题。对于影展影节,多样性或者“另一种选择”(alternative)似乎是个总会触及到的概念。影展影节,尤其是青年影展和独立影展都会致力于说,展示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影像,或者展现更为多元的电影。

但我想说,到了今天,我们应该不止于此了。因为“多样”、“多元”作为某种人人会说会用的政治正确,已经失去了它作为某种冷战创伤的意义了。在形式上,“多样性”和它的生父“民主”失去它们的活力在于我们太多的在使用一种物种学或者档案学的方式来体现/实现它们。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要多样性”,而是要抵抗“多样性的庸俗化”。这其实是一种超市主义的倾向,超市主义在看似多样性和自由选择的形式上,实际是让所有的一切变成了商品(同质化)。就好象现在中国,涉及偏僻的历史空间或者弱势群体的影像很多,但它们大多数只是构成了某种档案学上的多样性。这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是在自媒体的今天,整个档案学的架构都需要重新审视。相应的,在进入和思考这些“另一种选择”的时候,我们却面对着非常单调的状况。

与“条条大路通罗马”相反,似乎现在通过几种固定的道路,我们可以通达所有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导演成为了某种现实或者历史的房产开发商。这或许才是真正糟糕的。就像郝杰的《光棍儿》和《美姐》,《美姐》几乎丧失了《光棍儿》里所有珍贵的诗意和影像之根。《美姐》就是一部超市化了的《光棍儿》,对于一个如此在地性的题材,《美姐》却调用了似乎最为“公式化”的时代说辞和情欲呈现。《美姐》似乎是国产片的某种多样化的标兵,但它实际和《归来》它们是一个货架上的。

在影展影节里,组织起物种多样化并不是难事,应该说所有的电影节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真正的多样化在于思考和感知的轨迹。我们要呈现的是目光的多样性,而不是被看物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一万遍卓别林,但是何必每个地方都要生产自己的夏洛特呢?

在西宁的广场上,一个即兴加入舞圈的中年男人,发福的身体,腰上的钥匙叮当响,他不合节拍的努力完成动作,但是当他弯起手臂,这种笨拙地迈向优美的动作,或许包含着我们的答案。

吴觉人
吴觉人

网名本南丹蒂,影评人、策展人、青年电影学者、电影保护修复研究者,任职于上海电影博物馆活动部,亦担任意大利亚非学院顾问,现为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人和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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