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纯真年代,还是纽约黑帮?—还原两部电影中的纽约社会

纯真年代

投稿作者:钱诗哲

《纯真年代》与《纽约黑帮》是马丁·斯科塞斯两部相差近10年的电影。1993年《纯真年代》在美国上映的时候,19岁的莱昂纳多刚刚凭借《不一样的天空》在次年第一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两部电影都是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的纽约,一部讲述上流社会的爱情故事,另一部则着眼于底层的黑帮斗争。后者是老马一直钟爱并且擅长的题材,而这也使得在他一贯凌厉的电影中,《纯真年代》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浮华的另类——歌剧、舞会、奢华而庄重的晚宴,如果不是出现“1870s,New York”这样的字幕,观众可能更愿意去相信这是一个更早时期发生在伦敦或是巴黎的故事。

当时的美国刚刚经历内战,结束独立战争与第二次独立战争,获得完全自主的时间不到60年,而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一个极度标榜权利与财富、壁垒森严却也日趋老迈的贵族交际圈?这是一个我试图在电影本身寻找,却始终找不到答案的疑问。另外,如果把《纽约黑帮》中两个帮派的斗争看作是爱尔兰移民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与本地人的冲突,那么这两个帮派所共同代表的底层社会是否就像两个电影都没有提及一样,与上流社会一直相安无事,如同两条平行线一般各自的发展?这也让我困惑。

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翻看这段历史、寻找电影中故事的原型,我发现相比于角色们命运的沉浮,马丁·斯科塞斯是无意于顾此即彼地去描绘一个复杂、完整的时代。然而,以历史或历史故事为素材的电影中,时代的矛盾对核心事件的缺失,不免会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误读这段历史。这篇文章诣在“再现”,然而“再现”一段过往的时光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那么我们不妨只就这两部电影中已经存在的情节与人物,尝试去还原那些导演在影片中没有提及的“现实”。

1863纽约暴动,唯一的一次照面
《纽约黑帮》将全剧的高潮设置在了1863年6月的一天,这一天莱昂纳多饰演的阿姆斯特朗手刃了仇人,纽约市也同时发生了一场历史上最大的市民暴动。也许对此你并不熟悉,也从未耳闻,但根据资料显示,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除却911外,最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影片中我们看到,因为征兵条件的不公平,愤怒的爱尔兰与本地平民冲进了官老爷和有钱人的府邸,无辜的黑人也不能幸免。这是两部影片中,上下两个阶层唯一的一次照面。历史上,这场暴动是缘于联邦政府当时做出的一项决定——时值内战,北方政府即便频发债券仍面临赤字问题,他们除了强迫、利诱部分新晋的移民从港口直接奔赴战场外,还规定在纽约的男丁如果想要免除兵役,则必须缴纳300元的税款。对于上层社会来说这并不是大的开销,但对于在100年后仍大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爱尔兰移民,300美金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在《纽约黑帮》中,莱昂纳多有这样的旁白,“but who had 300 dollars.For us it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three million”。

在四天的时间里面,一场表达愤怒的游行变成了残酷的暴力事件。最少120人死亡,2000人受伤。与影片中略有不同的是,这场暴动是工人阶层(以爱尔兰人为中心)主要针对自由黑人以及提倡废奴者的行动。当时的矛盾在于,这场工人们由于没钱付税而无法逃避的内战会将更多的黑奴解放,而恢复自由的黑人一旦涌入纽约也就必然和本地的工人竞争薪水本就低微的工作岗位。“我解放的黑人会让我更加贫穷”,爱尔兰移民这样说道。
纽约早期黑帮之间的冲突贯穿了整个大移民时代,而马丁·斯科塞斯偏偏将“死兔帮”和“本地帮”的故事放在1846-1863这个移民初期、最为动荡的年月,这使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他希望讲述整个纽约黑帮发迹史的野心,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他借1863年暴乱表达的对暴力的思考而非单纯地描绘暴力。然而,如之前所说,马丁·斯科塞斯没有将两个黑帮的故事放在“完整”、“复杂”的大环境下,一场实质上是底层穷人为了表达愤怒、为了夺取以后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发动的“战争”中,却发生了一次同样来自底层的两个帮派与此毫不相关、单纯是仇杀式的械斗。被同时发生的全城暴动喧宾夺主,这样的械斗是如此的不合时宜。在决战之前,我们听到阿姆斯特朗这样说道,“The earth was shaking now.But I was only about my father`s business”。当影片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述个人恩怨而忽略大环境时,阿姆斯特朗对与他本就无关的暴行所做的反思和导演最终对“伟大的城市都会拥有血泪的过去”的慨叹就多少显得牵强与单薄。

镀金时代与移民时代,阿斯特家族与爱尔兰“黑帮”
让我们回到“像是发生在伦敦或是巴黎”的爱情故事。“纯真年代”并不是对那个时代人们的赞美,影片结尾多组回忆主人公一生的横移镜头中,作为旁白的原著小说是这样形容梅的:世界在她的岁月中粉碎瓦解,然后形成一个新的世界,但她对此却是一无所知的。纯真无邪的她,对周遭的变动视而不见……她死时仍觉得这世界是一片乐土。充满爱与和谐,就像她的家庭一样。电影中,“纯真”是对虚伪的道德不假思索的顺从,也是艾迪丝华顿对自己也身为一员的,规范、传统、永远代表上流社会最美一面的贵族社会厌恶又无奈的讽刺。

在影片和资料中我们都能够看到,那时纽约的贵族也隐隐然有等级之分。资格最老的是带着爵位与财富,来自英国、荷兰等国家的早期殖民者和他们的后裔。其他大部分的贵族大多是在19世纪初、移民早期就白手起家而后富甲一方的富翁们——美国第一个大托拉斯就成立于这个年代的纽约。而贵族中较受轻视的则是像电影中的波弗家族一样,在内战后的镀金时代凭着生意头脑挤破头皮闯到上流社会的“新晋会员”。

根据时代的不同,英语中有各式各样的俚语可以用来形容精英以及上流社会,“the four hundred”则是用来形容美国早期的贵族圈子,而这个词汇也与《纯真年代》中周而复始的各种宴会相连。相传19世纪,纽约最有威望的阿斯特家族拥有一个可以容纳400人的私人舞厅,如同电影中波弗先生的舞厅一样,一年之中有364天在尘封中。而能否受到阿斯特家族的邀请参加年度舞会,则成了贵族们身份的标识。我们在影片中能够看到对应的桥段——饱受冷落与排挤的艾伦有幸得到了路登夫妇的帮助,邀请他参加晚宴,而这张路登家族的邀请函就如同一张通行证一样,使艾伦重新踏入了上流社会。在各种有关19世纪美国的作品中一定会被提及的“阿斯特家族”是一个以财富和慈善著称的氏族,他的第一任家长,德裔美国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这个屠夫的儿子,是典型的“美国梦”的代表。与影片中整日歌舞、固步自封的贵族们不同——从倒卖皮草、白手起家到成为美国首富、建立商业帝国,约翰·阿斯特的故事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到美国淘金的资本家们。帕灵顿在《美国思想史》中曾经这样评价他:阿斯特充分证明了勇于开发美国丰富资源的人可以拥有巨大的财富……他那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举动,使得处于新兴资产阶级创业阶段的毫无生气的曼哈顿旧貌换了新颜。由影片中的19世纪70年代回溯到历史中每个豪门望族发家史的初期,这段马丁没有提及的时光里既有着资本与金钱积累的成功,也有着由“标榜创造财富”到“标榜财富”、由开拓到固守的退变。如果说帕灵顿对于白手起家的美国传奇们的态度是乐观与开放的,那么马丁·斯科塞斯对于纯真年代的“人心不古”必然是贯穿整个影片的讽刺与讥诮。

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到欧洲。当19世纪40年代,约翰·阿斯特完全转向地产业并成为巨富的时候,一场罕见的饥荒在爱尔兰发生了。就在约翰安享晚年的某一天,阿姆斯特朗的父亲、“死兔帮”的牧师可能正虚弱地从一条由爱尔兰运输木材到纽约的货船上走了下来。影片《纽约黑帮》中并没有提到牧师是怎么来到美国的,不过对于大部分爱尔兰移民来说,也许这并不是虚构——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他一直挤在一个没有马桶与通风设备、满地污垢却人满为患的货舱中,那一年,最多有20%的爱尔兰人死在了横渡大西洋的旅途中,而“同时代英国从非洲运送美国的黑奴,其途中死亡率只有9%”。我想,也只有这样悲惨的“航行”才能与电影刚一开始就映入画面中、你死我活的杀戮氛围相匹配。

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大批爱尔兰人背井离乡,不顾生命地逃向美国?又是什么能让一个天主教的牧师拿起棍棒成为黑帮的头目?虽然这些并不是老马要讲的东西。

作为美国最早的外来移民,19世纪共有400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那时纽约的爱尔兰人已经超过了都柏林的人口总数。移民的高潮在19世纪30至40年代的饥荒,那时共有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仅在184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里,大约有1/3的爱尔兰人消失了。到1914年,爱尔兰的人口只有1840年的一半。

除了自然灾害,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在自己的土地也被奉新教为国教的英国人所奴役、迫害。“当爱尔兰处于大饥荒时,其食品仍被强迫运往英格兰,英国对秋风的大体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而臭名昭著的“十一税”与英国领主享有的初夜权也经常被各种文学与影视作品提及。

初到美国的爱尔兰人大多是农民,这使得他们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几乎没有任何的谋生手段,而爱尔兰黑帮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那时的爱尔兰家庭大都是一家人共住在一个狭小的隔板房,脏乱的生活环境和他们著名的酗酒陋习,使得大多数的爱尔兰社区都与暴力撇不掉关系。在那个困难的时期,爱尔兰人的团结是靠“愈穷困则愈有力量”的宗教来维系的,黑帮中也是如此。《纽约黑帮》中牧师的形象,无论是在荧幕内外都是当时爱尔兰移民心中的精神领袖,这也是阿姆斯特丹被牧师父亲影响一生的原因之一。在英国黑暗统治时期,与教民同甘共苦的神父经常将布道转入地下,并领导人们发展各种秘密组织与英国政府对抗——纽约爱尔兰黑帮的形成与此如出一辙。“他们在纽约形成了一个由天主教神父构成的可靠的社会与政治领导队伍”,托马斯这样说道。

爱尔兰移民的春天来得很晚,“经过几代人的痛苦历程,爱尔兰人才慢慢地赶了上来。他们首先在政治上旗开得胜”。在荧屏中我们看到,“死兔帮”通过与支持民主党的坦慕尼协会合作,经过票选赢得了治安官的选举,使得“本地帮”不再一帮独大。现实中这也是爱尔兰裔走向政坛的第一步。作为城市中最大的单一种族,再加上他们超强的凝聚力,政客们赢得了爱尔兰人也就意味着获得了大部分的选票。由德裔和本地人控制的坦慕尼协会在19世纪早期是绝对禁止爱尔兰裔参加的,但爱尔兰移民通过政治手腕和对选票的控制,在半个世纪后不仅完全接管了坦慕尼,也进一步掌握了波士顿等大都市的国家机器。至此,电影中牧师的事业才得以实现。

纽约黑帮

而这个时候,纽约的上流社会也迎来了他们的镀金时代。

在一集《破产姐妹》中,厄尔曾经这样调侃过凯洛琳,“You got white housekeeper?God damn it,you are rich!”。当《纯真年代》中镜头慢慢扫过波弗家的会客厅时,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白人管家,还看到他带着银色假发俨然一副英国绅士的样子。那场晚宴中每个房间精致的装饰、舞池中考究的礼仪、翻领纽扣上细小的花束、丝绸之间摩擦的声响,每一处的细节都被马丁·斯科塞斯用来表现贵族生活的奢华。即便上映初期部分媒体不停地抨击影片的造作,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马丁对原著完美的还原,虽然这并不能评判影片的优劣。用大把的精力与物力去展现上流社会对财富和礼教的标榜——奢靡与浮华、所谓道德的枷锁,我想这是导演对于那个镀金时代的理解。在一个慢放的长镜头中,纽约大街上每个绅士都戴着黑色的礼帽,大风吹过,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帽子紧紧地按在了头上。

“镀金时代”本是源于马克·吐温在同名小说中对那个年代的讽刺,那是个美国工业产值首次超越英国而跃居世界首位的年代。内战后,政府对于进口商品关税的提升,和对国内各行业国产税的多次豁免,使得纽约这样的大都市成为了众资本家投资、淘金的天堂,许多富人们因此大获其利。与此同时,铁路系统的飞速发展使得大量的人群抱着石油大亨、铁路大亨的美国梦涌入了北方城市。其中幸运的人能够获得财富,而后像波弗家族一样通过联姻一只脚踏入上流社会。然而可笑的是,这样的人却大多因为没有祖产而被“真正的”贵族嘲笑地称作暴发户。

没有人有闲暇去怜悯穷人,这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即便是最不富裕的家庭也在积极地忙于参加各种投资活动,无数人的投资汇聚成了巨大的资本积累,这反过来又加深了两个阶层之间的鸿沟。吉尔伯特在《美国经济史》这样形容那时的社会:当时,推崇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得以盛行,美国的公民,特别是中产阶级普遍认为拥有大量财富是神权的标志,而救济穷人或者限制富人则是对上帝意志的干扰。

吉尔伯特的话也许与影片的主题无关,但是通过故事背后真实的历史,读者们会看到那所误读的“如平行线一般各自的发展”其实是在两部电影中都秘而不宣、隐藏着的,相互的冷漠与隔离。这样的视角中,两部电影中纽约社会的迥异也就没有那么大了。暴力与冷暴力,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眼里无非是形式不同而已,无论是底层黑帮还是上流贵族,吃人的社会是永远不分贫富贵贱的。

在这位意大利移民后代的电影中,我们总能够看到一个病态的社会和一个不被环境或是规则接受的非凡人物,他或是一位拳手、一个司机,或是赌场经理、华尔街大亨、待定的精神病人——也许在表面上,这是儿时就因为哮喘而不能离家的他,在不甚光明的角落沾染的孤胆英雄情结,但这也只是马丁·斯科塞斯心中冰山的一角。那藏在海水之下的,我想是这个从小就内向、很少向商业和奖杯妥协的导演一直没有停过的,对于人类与社会的顽疾沉默、冷静的思考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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