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罗伊·安德森:伯格曼只有三部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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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Andersson

细节强迫症,导致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的电影产量少之又少,从2000年到现在,才完成了这么一套“生存三部曲”。而在千禧年前,他竟然长达25年没碰过剧情长片。也正因此,他为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带来的新作《寒枝雀静》就格外引人关注。

本着对绘画大师的悉心借鉴,以及用类似影像传递自己人生观的执着,他精雕细琢着每一场有着荒诞画面的悲喜剧。他曾认为在人生长跑中,老师伯格曼将会输给他,哪怕到了现在,他也不大看得上这位影史上的顶级大师。

“生存三部曲”有着怎样的相似和不同?

罗伊·安德森:应该说任何一部甚至任何一场戏都可以独立存在,《寒枝雀静》一共有着39场戏,我希望里面的每一场都可以带给观众不同的艺术体验。论及整体,“生存三部曲”企图让观众通过影像及其产生的时间压迫感,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感,质问自己:“我们在干嘛?我们向哪去?”然后觉察出我们的存在就是一堆的悲喜剧。三部曲传达出某种末世情结,但结果仍可以把握在自己手中。《二楼传来的歌声》置于千禧年,销售员扔掉十字架的场景,象征着对同情心和交际关系的弃绝,移动房子的场景,传达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恐慌,全片主题是人性缺陷和集体赎罪;到了《你还活着》,就更进一步大胆潜入梦境,算是我打开一个全新可能性领域的过度,在此之前,我的角色只不过是评说他们的梦境。如今这部《寒枝雀静》的场景就彻底如同梦境,不需要进一步注解,它比前两部更为可笑,角色处境和表情看起来更悲惨,却又充满着生存欲望。

也就是说《寒枝雀静》的黑色幽默更多?

罗伊·安德森:是的,我喜欢悲喜剧,就像硬币的两面,有悲有喜,生活本就如此。

你这三部曲之间都隔了整整七年,这么多时间你在干嘛呢?

罗伊·安德森:每部电影大概都花了三四年时间,写创意、等投资、做尝试。但我也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自己干嘛去了,拍了不少广告片,也拍了一些教育片吧。

39场戏的组接顺序是如何决定的?

罗伊·安德森:一切都是在设置时才决定,之前只有个粗线条想法,并经常改变。

艺术史对你三部曲的影响都很显著,尤其是美术。

罗伊·安德森:首要的影响来自德国1930年代的画家,尤其是奥托·迪克斯。那时在一战过后,他们经历了可怕的战争,回来后带着心灵创伤,创作了匪夷所思的新客观主义派画作。作品讽刺性多于攻击性,除了无意义的英雄之死,引起人身心厌恶的一些东西也成为他表现的对象。我也尝试在镜头里呈现空间和人物的特别情绪。

现实主义是惟一伴随我成长的美学,与此同时所有资产阶级的审美又都很古怪。但我后来越来越着迷于抽象艺术,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新客观主义一步步过度,并导致今天的我觉得自然表现主义很无趣。与此相对的,梵高当然是顶级大师,他画三只乌鸦飞过麦田,就绝对是你前所未见的,这也是某种“超现实主义”吧。我在《寒枝雀静》里,有传达某种抽象的野心,它该是简明、纯净的,场景应该以干净、梦境和记忆的方式呈现。这么看来,要想简单其实非常难,但我乐于尝试。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则是另一个灵感来源,我的一些画面和观念借鉴于他的地景名作《雪中猎者》。那幅画从雪山顶俯瞰弗兰芒村庄,村民在冰冻湖面上溜冰。前景里,三名猎人和他们的猎狗刚刚狩猎回来。他们上方的大树枯枝上,四只鸟儿好奇看着忙碌人群。这样一来,就成了以鸟儿的视角讲述社群和人类存在的故事,鸟儿像是在说:“人们都在干嘛啊?为什么这么奔忙?”

我之前并没听说过1930年代魏玛时期的画家,但很喜欢老彼得·勃鲁盖尔的作品,《二楼传来的歌声》和《寒枝雀静》里的诡异屠杀场面,都让我想到他的画作《通天塔》,这幅作品和你之前提到的《雪中猎者》都挂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你去实地考察过吧?

罗伊·安德森:确实去过。大家知道巴别塔的故事,人们努力建造一个可以超越语言藩篱、通往天堂的巨塔,画作里也以上帝视角呈现工程注定完不成的命定悲剧。在《二楼传来的歌声》里,我转译为一群裸体女人列队走进闷罐车,同时一只管道将尾气送了进去;而在《寒枝雀静》则成了英国殖民者将黑奴列队赶入铜质大圆筒中。

文学方面的影响呢?Sam和Jonathan两个销售员角色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

罗伊·安德森:刻画这两个角色的主意非常棒,一个视觉上非常突出,另一个总像昏昏欲睡的样子。和很多经典文学里的同盟者形象相似,他们都是失败者,试图跻身中产阶级,但又不断失败,而这种失败过程也提升了电影的幽默感。

我们一度以为你的一些场景是实的,比如饭馆外等待的男人,但后来知道全是棚拍,这是你对细节完全准确的追求所致吧?

罗伊·安德森:我确是细节控,如果一个场景不够完美,我会很难过。非常高兴的是,我有足够充分的机会去尝试和调试。如果投资到底了,那也是我的任务去找新的财源,去保证电影的完整性,而不愿达成妥协。如果终剪完后,我发现某个场面还能更好,那将会非常伤心。对电影对商业广告都是如此。惟一得做出的让步和妥协的,是缴税时,要知道广告公司总是很烦人很讨厌的。

那么你要到什么时候才确认画面完美?你就是敏感的知道那一刻,还是有某种概念?

罗伊·安德森:我挺有强迫症的。把摄像机搁在某个位置,它必须是最理想的位置。我承认,一定也有其他非常棒的角度,那我就一直寻找,直到发现它,并将之前的位置和沟通彻底抛弃。

回到你电影生涯的开始,提问你与英格玛·伯格曼的关系总是让人乐此不疲的,毕竟你们的作品都聚焦人类的孤独感。

罗伊·安德森:我就读于瑞典电影学院时,正赶上伯格曼在那儿担任监事。1960年代末,我们和许多欧美许多年轻人一样,都热衷于街头示威,抗议美国将越战升级,毕竟那是一场完全不公平的战争。一天,伯格曼把我们叫进办公室,交待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知道我们用学校的16毫米摄影机,去拍摄游行示威,就警告道:“如果你们再只关注着这些事,就永远没机会真正拍电影。”

他甚至专门威胁我:“如果你在卷入政治运动,我就终止你的学业生涯。”要知道,他非常右倾,而我当时二十四五岁,还很叛逆,很有勇气,一点也不想尊重他,当然也就把那些话当耳边风。我甚至幻想着,在人生的长跑中,他一定会输给我。至今,在他拍摄过的五六十部作品里,我认可的也仅有三部,分别是《犹在镜中》、《沉默》和《假面》。

第一次用数码拍摄感觉如何?

罗伊·安德森:非常高兴、非常喜欢。我一开始对数字技术比较保守,甚至怀疑,后来意识到转为数码是一个正确决定。要知道,以前的大机器有多重,每天还得把磁带送到工作室,等到第二天才能看拍成了什么样子。现在还真是即时成像。

视觉上突出指的是其中一人化妆得非常惨白?

罗伊·安德森:嗯,像是古典戏剧里表现身故之人,像是启示录。我不希望一个场景里的演员有着不同颜色的肌肤,所以我干脆就把一些角色马戏团化,像是日本能剧里的面具。而富有含义的对话就能更直接清晰的从面具背后传出。

你总提及圣经《启示录》,你很担忧世界末日吗?

罗伊·安德森:当下,我们是得警惕末日启示录,尤其在亚洲,中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每一个国家都声称产石油的某个海域是自己领土。这些国家都有危险的武器,不能不让我紧张。

张海律

网名seamouse,曾任职于《南都周刊》、《香格里拉》、《明日风尚》等媒体,目前供职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穿越Across》,腾讯娱乐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