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夏天》:青春不是大篷车

p2203968508很多人总是觉得,台湾电影要么离我们太远,像《阵头》和《总铺师》,讲的都是那旮旯的事。要么就是太轻,下至小清新,上到《看见台湾》,对水深火热吸足雾霾的大陆民众来说,台片说的,简直是轻描淡写,小打小闹。

但这部《不能说的夏天》,它讲了一个大学校园里的性侵故事,完全就是内地现状的正在进行时。电影正撞上厦门大学吴春明事件,绝非偶然巧合,而是老天有眼。厦大事件七月份事发,拖了足足三个月,才给出一个不痛不痒的开除党籍处罚,简直是遭人唾骂。同样的事情,无非证明了类似案件在大学校园里时常发生。联系到吴春明常年作案,以及校方、学生和利益关联者的袒护,周围人噤若寒蝉。受害者申冤不成,需要冒着社会白眼,甚至反遭部分网友落井下石,实乃当代华人世界之怪现状。

《不能说的夏天》,本名《寒蝉》,取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作为处子作,王维明选择了批判现实的电影题材,准确说来,它更像一则社会新闻,那倒跟《阜阳六百里》的邓勇星有点相似。王维明跟邓勇星一样,都从成功的广告圈跨入相对陌生的电影圈,但在上世纪90年代,王维明已经在杨德昌电影里担任过演员。《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他是眷村217的二把手,吃了Honey一记耳光。《独立时代》则是男一号,小明。《独立时代》有这么一句台词:最容易逃避责任的办法,就是装得跟别人一模一样。显然,面对《不能说的夏天》,我们不免要想当然,那么远的事情,又跟我们没关系,女学生还认为自己爱上了教授,当然可以置之不理。但事实并非如此。

王维明显然不是想着颠覆小清新,不是想在绿色里面,加入血色与黑色。在大学性侵事件以外,他穿插了学运失败者和美丽湾运动,试图辐射到整个台湾社会。因为失败挫折,李教授把压抑痛苦发泄到了女学生身上,自甘堕落。因为无法阻止事情变坏,所有人都选择了习惯性逃避,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再怎么努力,那也回不去了。正是这样的心理定势,以至于有些人会屈服于体制和权威,同流合污。

就像女学生会天真地以为,也许教授是喜欢上了自己,再不然,她也感觉自己爱上了对方。问题就出在这里,本是正常的男欢女爱,但发生在这么不对等的师生位置上,不免是有蹊跷的。《不能说的夏天》告诉所有人,这是犯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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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的夏天》在剪切时,采用了片段式的跳跃行进,章节之间,不会有太多交代,尽量的去冲突化,辅以大量的景物空镜头,碧海绿树。哪怕是在法庭上,导演也没有想要把矛头完全指向李教授,至于受害者,其实也没有刻意去渲染她的痛苦。比如出现割腕自杀,也是非常突然,乃至于律师的到来跟接手,都是需要观众自行脑补。

由于故事太过平缓,以至于当木宏吼出那句:你们台北人都是这样讲话的吗?全场才迎来了一个笑点。按照朋友们的标记,这好像是“炮友”作为电影台词,第一次出现在了内地大银幕上。木宏这个角色并不是废的存在,回顾他的出场,除了跟女主角建立起联系,更充当了人物对比。涉世较浅的白白,一到寝室房间,就要他进去吹冷气,结果,他善意地打开了窗户。与之相反,李教授到了房间,关上门立马兽性大发。不得不说,凭借良好的台词功力,戴立忍演起老流氓,实在老练,得心应手。如果女演员的台词也有他的功力,那么,无论法庭戏,还是整个电影的感染力,无疑都会更上一层楼——而不是目前的“揭露一个事件”。

不知道编导出于什么考虑,李教授并没有被绳之以法,他以较为体面的方式,倒在了花园当中。或许,当他在法庭上公然撒谎,这个人的正面形象已经坍塌,无论他有什么理由借口。然而,字幕打出来的说明,更像是黑色幽默,也让人想起了厦大事件爆发后,有人一手炮制的学生联名信,声援吴春明,说他为人师表。

即便电影故事发生在台湾,然而,两岸毕竟都是传统的中国社会。在校园性侵事件中,无论受害者有何等勇气,世人经常要戴上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许是她们自己勾引老师,更不用说,整个社会提前把天平倒下了权威一方。在老师的资源、地位和声望面前,在许多人不顾一切维护的学校形象面前,受害女学生,简直是弱势中的弱势。不说学术,她们连青春都被践踏在地,有什么伤害损害,比她们来得还大?

我们常说,电影经常是高于现实的,但有时候,电影也与现实同步。具体于这一次,我们更希望,现实也能像电影那样,令主人公得以听见夏天的蝉鸣,重新感受到生命的热情。

原载于 搜狐娱乐

木卫二

专栏作家,影评人。《南方都市报》、《城市画报》等媒体供稿。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华语青年影像论坛选片人。参与编著《华语电影》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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