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盘丝洞》的发现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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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中国电影资料馆
【本篇作者】:挪威国家图书馆电影档案专家 蒂娜·K ﹒安卡曼
【本篇翻译】:刘文宁 译

上期试读内容:《盘丝洞1927》——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的序

【本期试读内容】:

挪威国家电影档案馆(隶属于挪威国家图书馆)保存着约二十万盒不同片基的胶片。其中,硝酸片的库藏占总数的10% 以内。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将硝酸片与安全片基的胶片(醋酸片和涤纶片)分开存放。挪威国家图书馆的片库位于挪威北部,在毗邻北极圈的小镇摩城。挪威国家图书馆的电影工作室也坐落于此。

挪威的电影保存情况与我所了解的大多数电影档案馆类似:库存影片都要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编目。然而,凡是从事过编目工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耗时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有一部分影片尚未经过鉴定和编目。通常情况下, 我们只是根据片盒表面的标识来进行编目,一般会登记片名、片长,有时还加上制作公司和出品国家等。但说实话,只有把胶片从片盒中取出放到检片台上查看,才能确认影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为了管理好这部分影片,我们这些档案人员认为有必要全面了解库房情况。因此,我们决定将尚未编目的每一盒硝酸片都开盒检查,共计约九千盒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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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需要档案馆和电影工作室的全员参加,共有约十五位同事负责挨个打开储存胶片的片盒,检查胶片是否有任何降解的迹象。大约花了半年时间,我们终于完成了检片工作,发现库存中只有一小部分影片降解的情况比较严重。

作为国家级的电影档案馆,我们担负着保存和传播馆藏资源的责任。电影档案遗产的保存不仅仅关乎数量,而且关乎质量,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实际上,我们是在与时间做斗争。考虑到馆藏的影片数量巨大,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在修复影片的选择上分清主次。通常情况下,对挪威影片的修复会优先于外国影片。但这一次,我们发现有些影片的情况更为迫切,于是决定打破常规的优先顺序。当我们在片库里工作的时候,发现在七个片盒中间有一盒标着“盘丝洞”字样的影片有降解的迹象,我们立刻给予它高度重视。尽管看到影片受损总是令人很难过,但其实这部影片也因此而得益。如果它没有降解受损,我们很可能就会把它留在片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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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始修复《盘丝洞》时,我不禁对拷贝的经历产生了好奇。我很想知道, 这份拷贝怎么会从那么遥远的中国漂洋过海,来到我们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呢? 自然而然,我开始寻找有关手中这部影片的线索。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影片拷贝的第一本遗失了,后面还有一整段故事缺省,确切原因还不能确定,但应该是年代久远影片发生降解的缘故。

此外,我们发现这份拷贝竟然是挪威语版本!一般来说,制作不同语言版本的无声电影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新字幕卡将原来的替换掉,但《盘丝洞》的挪威分销商显然选择了另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他们没有单纯换掉中文字幕卡,而是把挪威语字幕加印到原来的中文字幕卡上。这么做的动机其实很容易理解, 在当时,汉字对挪威观众来说,看上去非常具有异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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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报纸上的广告和一些影评,我们没有找到多少关于《盘丝洞》的历史资料,比如当时影院的节目单、片名和发行情况的信息等。所以,仅凭我馆馆藏资料,我知之不详。作为一名好奇心很强的电影档案员,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目光投向别处。许多挪威当时放映过的影片也在邻国瑞典放映。但《盘丝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依然一无所获。

如果没有广泛良好的人际网络,电影档案工作很难开展。我辗转联系到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外事处的赵晶女士,她热心地提供给我一份由当时拍摄《盘丝洞》的上海影戏公司出版的刊物。这份刊物里包含上海影戏公司职员的撰文,以及电影界其他人士的文章。当然,撰稿人的名字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但这本刊物给了我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这些文章和电影拷贝中的中文字幕都被翻译成了挪威语。从中我们发现, 影片原有的中文字幕与1929 年挪威的译文之间存在很大出入,译者不但翻译得很随意,还往往用括号加注一些滑稽的观点。我们还发现,字幕上有些中文是镜像颠倒的,但由于下方对应的挪威语正确无误,所以我们在修复的时候没有把胶片反转过来。

关于《盘丝洞》如何来到挪威尚未有确切的答案。在工作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的一个猜测是,当时上海的制片公司向欧洲的分销商供应影片在欧洲发行,而挪威也包含在欧洲分销区域之内。而阅读那份特刊中的文章,也能感受到那些上海的电影人试图让影片走出国门的愿望。另一个猜测和奥斯陆的电影院有关。1929 年1 月18 日《盘丝洞》在斗兽场电影院首映,这是中国影片第一次在挪威登上银幕。1926 年,奥斯陆市政府合并城区的13 家影院,建立了基诺玛多格拉佛院线(1929 年奥斯陆居住人口大约为260,000 人)。斗兽场电影院由于位于城外,几年后才加入这个院线。在加入院线之前,斗兽场电影院与基诺玛多格拉佛院线产生了竞争。当时斗兽场电影院也有自己的电影发行公司,但除了环球影业的影片,他们拿不到大制片公司的影片去发行放映。政府的基诺玛多格拉佛院线则与所有的经销商合作,于是斗兽场电影院只好进口苏联等冷门国家的影片以求生存。

我们没有找到斗兽场电影院当时的档案,所以没有证据证明斗兽场和上海制片商之间确实有过接洽。但可以确定的是,挪威另一家“挪威超级电影A/S” 公司曾在中国和日本销售其出品的影片。由此可见,挪威的电影公司和中国的制片人及发行商之间曾经是有过联系的,至于这是否与《盘丝洞》在奥斯陆的放映有关,我们则不得而知。

20 世纪20 年代晚期的挪威报纸上有不少描写中国的文章,比如关于内战的新闻、政治经济局势、关于文化的长篇报道及旅行游记等。奥斯陆一家大报社《晚邮报》每周六刊载报道世界各国文化的纪事、短篇小说和故事。事实上,挪威人对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根植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挪威有两位探险家内森和阿蒙森,他们游历探险的故事非常受欢迎,两人在挪威人心目中都是伟大的英雄。人们会按照他们在报纸上发表的游记去旅行;他们的演讲和纪录片也受众甚广。而当年的电影院里也经常放映欧洲拍摄的各种“异国情调”主题的电影。所以,我相信,尽管国与国之间相隔遥远,但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挪威人都对其他文化的浓厚兴趣始终如一!

那么,《盘丝洞》在挪威上映的反响如何呢?鉴于年代久远,当时观众的反响今日只能揣测,但应该说当时的大部分观众很可能觉得《盘丝洞》颇具东方情调。因为当时的剧院主要放映欧美电影,挪威本土的电影公司则制作一些喜剧、爱情等类型的影片,或者一些表现本国传统、历史、自然及农民生活的田园片。而像《盘丝洞》这样玄奥的题材必然令当时的大多数观众感到非常吃惊。

奥斯陆所有的重要报刊都会登大幅的广告为电影首映做宣传。根据早期报纸上的广告,《盘丝洞》首映式由当时挪威的当红明星埃纳尔•罗斯主持,还有黑猫剧院歌舞团和著名歌手赫柏丝到现场表演助兴。《盘丝洞》连映六天,每天两场,与今天相比似乎并不算多,但对于当时的奥斯陆来说算是非常长的档期。官方信息显示,当时只有一份拷贝,有1950 米长(留存下来的大约有1200 米)。影片在挪威上映时没有删减任何镜头,但规定仅供成人观赏,16 岁以下儿童不得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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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早报都会登载前一天晚上首映电影的评论,从评论中可以读到观众认为《盘丝洞》有点古怪,但很有趣。尽管主题很奇特,但观众依旧欣赏这部影片。评论认为,故事的道德说教目的十分明显。

《晚邮报》1929 年1 月19 日刊登的一段评论大意是:“《盘丝洞》展示了如果抗拒不了诱惑会有怎样的结果。故事告诉人们什么样的生活应当被摒弃。这部影片的技术方面表现颇佳,至于表演则很难评价,因为中国人表达感情和打斗的方式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但尽管如此,还不至于奇怪到让我们误解情爱场面和打斗场面。”我个人怀疑作者没有看出《盘丝洞》传达给观众的深远的智慧。评论中还提到:“中国的妇女(指在山洞里的蜘蛛精)很可爱。她们对那个小和尚的狂热容易理解,他很帅。”文中没有提及影片的精神主旨,也没有提到每个蜘蛛精的独特个性及孙悟空的高超本领。作者最尖锐的批评意见是斗兽场电影院的经销商制作的片上字幕里出现的错误,比如我之前提到的中文镜像和颠倒情况,而这表明翻译的错误在当时就已经被发现了。

那么,影片的修复是如何进行的呢?挪威电影图书馆同时运营一个黑白胶片工作室和一个彩色胶片工作室。《盘丝洞》的原硝酸片拷贝有几段是染色的,主要为琥珀色、蓝色和绛红色。这是因为20 世纪20 年代没有彩色胶片,所以导演若想渲染气氛或强化人物的感情,往往会给相应的场景染色。染色的步骤非常简单,先用黑白胶片拍好场景,然后把需要渲染气氛和情感的部分浸入染料,再按顺序把染好色的片段拼接到一起。如今我们当然不再这么做了,通过数字或模拟的方法都能达成同样的效果。修复色彩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并非如此。难点在于,如果直接把染色部分的胶片复制成彩色拷贝,新拷贝会有色差。

于是,我们选用戴思梅修复法(Desmet method),这套方法的发明者是比利时人诺尔•戴思梅,专门用于处理早期胶片的色彩修复。操作过程其实很像过去翻拍黑白负片。当负片通过印片机时,光值随着每一个场景发生改变,通过用混合光源不断“闪烁”可以得到一个与原始素材非常相似的染色效果。这套工序需要一个手法娴熟的调色师,但幸运的是,还能找到掌握这种技术的人。我们馆内的工作室不会使用这种修复方法,所以只能委托其他工作室来完成, 这次修复《盘丝洞》我们委托的是阿姆斯特丹的海格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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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完成后,我们决定扫描一个数字版本,因为目前的放映体系需要数字拷贝,在挪威只有极少数的电影院还用胶片放映机放映电影。我们认为需要制作数字拷贝,以便广为传播,只有这样做,这颗在电影史上被认为已经失传的珍宝才能更加广为人知。

此外,关于修复后的《盘丝洞》,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改正原拷贝上的字幕镜像帧等明显错误?理由只有一个:我们遵循国际资料馆联合会的修复宗旨—尽量让新修复的拷贝最大限度地接近原貌。而这部挪威版的拷贝恐怕还从未以其原貌在中国放映过。它既是1927 年中国电影的记录,也是1929 年亚洲文化在挪威展现的记录。因此,我们必须忠于这份拷贝的原貌,让它尽可能地保持着1929 年1 月挪威的观众所看到的面貌。直至今天我才终于意识到, 当初手中抱着的那七盒胶片竟然会有这么大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官方授权刊载的电影图书试读系列,提供影迷更多接触电影知识的机会,文中内容不代表迷影网观点

(编辑:唐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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