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在毁灭之前


这十年来,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去得最多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三峡,一个是汶川。地震是突发性事件,所以完成片陆续在最近两年集中出现;而移民是一个相对漫长的事件,所以作品在这十年中不断累积。

在三峡题材的纪录片中,获奖最多、最有影响的作品,应属李一凡和鄢雨拍摄的《淹没》。摄影机带着我们走入即将被淹没的重庆市奉节县——这是整个三峡工程中损失最大的古城,不仅是经济上,还有人文上。李一凡和鄢雨在2002年进入奉节,拍摄11个月,剪辑12个月,素材147个小时,成片143分钟。他们记录的是水位上涨前奉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即将离乡背井的人来说,生活是变形的,有着故乡被毁的痛苦,有着未来无着落的焦虑,以及损失得不到合理补偿的愤怒。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不幸的事也许就是被强行划为一类人,比如好端端的“奉节人”突然被称为“库区人”,而“库区人”的下一个名字就是“移民”,于是不得不接受放逐的命运。《淹没》就是记录一群接受放逐命运的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他们是忠厚的、务实的、小心翼翼的人群,有所抗争但并不激烈。坐在他们面前的干部,将文件背得滚瓜烂熟,解释得有理有据,再不行就把自己从官降格为人,对着一肚子苦水的百姓吐苦水。这个纪录片最好的地方,就是充分展现了移民过程中,做工作的干部和被做工作的百姓之间的角力。居民们对补偿款、拆迁款显然不满意,又要被卡来扣去,其中一位忍不住高呼:你们到底是移我们的民,还是做我们的生意?

有的人默默接受命运,走上镇政府摆下的舞台,摸一张纸片抓阄,来决定自己住在新县城新楼房的第几户、第几层;更无助的人就走到街头算上一卦,想看看财运在什么方向,但看来依旧解决不了向何处搬迁的茫然。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向海渔是老革命,靠在江边开的旅店过活,简陋的几间房,供挑担运输的“棒棒”们歇脚。现在,别说继续开旅店,连自己也将无家可归。摄影机跟随这位身体已经不便的老人攀上爬下,他想找一块新的栖身之处却不可得。和他一样的城镇贫民,在《淹没》中并不少见;更多人在政府提供住处之后要面临的,是在新环境中没有了旧活路;还有很多人,就像那些用苦力来存活的“棒棒”们,继续挑担,更加沉默。

承受着不应有的压力,人性的局限也在迫切需要抉择的时刻显现出来。李一凡和鄢雨记录了一个教堂内部陆续讨论拆迁事宜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一个信仰丧失的过程。为了一点点金钱利益而引发的计较、推托、争吵,神职人员毫无顾忌。在一番借着神的名义进行的讨价还价之后,教堂的山墙终于被一群工人拉倒,红色的十字架轰然倒塌。

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导演李一凡的阐述:“我更看重的是我们通过影像,记录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下层社会的整体利益,全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平,以及整个社会各阶层的相互信任的关系,等等)。

从本质讲,片子讲的淹没与物理意义无关。”《淹没》的开头,引用了诗人李白在奉节写下的诗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而在逐渐升级的拆迁过程中(从车拉肩挑的搬迁,到人工锤打的拆除,再到整楼的定向爆破),我们透过镜头看到的是诗意的毁灭——这不是士大夫的、知识分子的诗意,而是普通人的、日常的、千百年累积下来的诗意,毁于一旦。

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印象最强烈的可能就是那些爆破的场景,目睹着古城渐渐成为一片瓦砾。其中一个镜头,是爆破涌起的浓烟滚滚推向摄影机,直至吞没整个画面。这或许也是一种“诗意”,是“高峡出平湖”那样革命者的诗意。在这种诗意底下,是多少有名有姓的人,在经历人生未有的挣扎和痛苦。翻腾的烟雾还未消尽,吃苦力的劳动者就得冲到废墟上去,翻捡砖石和钢筋……

生活当然还要继续,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忘记过去。如果说《淹没》里面表现出对库区人民的悲悯,这种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悲悯。

(本文原刊于财新《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9期“纪录片”专栏)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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