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城》:废城…废城


自吴文光等一代新纪录片导演出现之后,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运动的成就越来越为世界瞩目。在DV普及之后,拍一部纪录片对于影像工作者来说已经并非难事。而题材与内容,在当下中国则是最不缺少的。无论是从现实的幽微处还是历史的浅表层,都可以挖掘出“令人震惊的真相”。

但是,经过多年的风光之后(世界重要的“山形纪录片电影节”等,几乎每年都有来自中国的纪录片获得大奖),人们有必要提出质疑。纪录片工作者在那些激烈的冲突现场,打开摄影机,是否就算获得了一切?尽可能客观又完整地拍摄下某一事件的过程,是否就能意味着作品的完满?有位关注中国独立影像的西方评论者(Mark Abé Nornes)说:“受够了他们对‘直接电影’毫不动摇的忠诚,还不必提某些令人惊喜的电影里用到的粗野的摄影技巧和声音,我期待看到新的东西。”

我不知道赵大勇的《废城》是否算“新的东西”,但它确实是一部超越“忠实反映故事的真貌”的作品。中国独立纪录片中,很少有这种令人产生“疑问”和“困惑”的作品。《废城》记录的这座城镇名为知子罗,相邻怒江、碧罗雪山,住民为傈僳族、怒族,曾是怒江州府所在,又被称为“碧江”。1913年,英国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这里,之后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1949年之前,这里有四分之一人信教。原本此地人都崇拜神灵鬼怪,盛行巫术。

按普遍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这里被告知可能被泥石流掩埋,全民撤离成为空城。如今仍住着不愿撤走的居民和一些租户。只有一条街道和一座教堂。以拍广告为生的赵大勇,用六年时间,在中缅边境的山中小镇生活与拍摄,最终完成近三小时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重点并非系统描述当地住民的贫困生活状况,当然更非拍摄美得令人沉醉的天空和山峦(尽管作为背景的这两方面,已经足以让城市观众感慨)。

赵大勇更关心的是,在这片破败的、毫无希望的地方,那些上帝或国家的子民,他们的生活目标何在?精神世界是怎样的?片子里,他们和我们毫无关系;片子外,我们和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哪里才是去处?哪里才是归宿?让吴文光这个“老云南”“老纪录片工作者”都无法想象的是,“居然会有那种诡异、类似一种幻觉的效果”,不像世间的故事。很多人都有同感。

这与《废城》展现的场景和视角有关,同时也来自影片三个互不相干的独立段落之间的呼应;尽管这种呼应也许仅仅因为,被拍摄者都有着孤独又茫然的眼神。这种眼神超越了世俗。

《上帝的声音》描写父子两代传教士的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和传教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遭受迫害的父亲对儿子失去信任,而儿子则对此表示无奈。在现实生活之外,他们的最大分歧是对教义的不同理解,是不是可以用音乐来赞美上帝。最后,儿子在父亲面前拉起小提琴,而父亲在儿子面前唱起圣歌。

《记忆》讲三个故事: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一个被妻子抛弃的单身汉,一个被拐卖他乡多年后回来的妇女。这几个故事都发生在空荡破败、到处都是野狗影子的废城角落,与平静的第一个段落形成强烈对比,仿佛从云头跌落到泥地,充满俗世生存的烦恼。其中最让人心里颤动的,是那个离异的单身汉只身坐在路边,头顶着蓝得耀眼的天空,他面对镜头谈论理想的破灭:“要是不喝酒、不抽烟,其实我也想进去”——在他背后不远处是那座教堂。

《少年》记录了父母离异后独自生活的12岁少年蜡小龙的生活。他每天打架,干活,抓鸟,爬树,无拘无束。有时他参加行巫的仪式,跟随拖着火把游街的队伍,兴奋地大叫“去鬼”;有时也悄然站在教堂的后面,听教众唱诗。昏暗的光线下,是一个孩子的无助与孤独,空洞、慌张与渴望。没有人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他的命运如何着落。这时候,每个观众都成为了这个孩子。

影片结束于这座已经封闭的城镇入口。占据画面中央的,是赫然矗立的毛泽东挥手的石像,它的背后,一切都被抛弃和遗忘了。一只黑猫安静地从石像前走过。这个画面将作品引入寓言的层次,导演把它称作是当下中国的处境。

(本文原刊于财新《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37期“纪录片”专栏)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一条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