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埋》:历史的另一面


“掩埋”,两个字的片名,叠印在刻满遇难者姓名的纪念墙上,显得朴素、沉重又刺目。

这是一部用口述方式拍摄的纪录片,叙述者大都是亲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科研人员。所有人的讲述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当年惨绝人寰的灾难,并非完全没有前兆,也并非完全没有预报。《掩埋》既是对历史的一次追诉,也源于在“5·12”汶川地震之后的一些来自民间的质疑。作者王利波将其命名为《掩埋》,并非仅指被坍塌的建筑物掩埋了的同胞的生命,更是指被主流话语掩埋了的一些事实。“纪录片应该和我们当下真实的生存环境发生关系”,王利波带着自己的现实困惑并以纪录片为工具去寻找答案。

《掩埋》的源头是写过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的河北作家张庆洲。王利波从接触张庆洲及其著作开始,顺藤摸瓜,逐一采访了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人物。一类是当时在北京从事地震预测工作的科学家,如黄相宁、耿庆国、汪成民。另一类是当年在京津唐渤张一带的基层科研人员,包括时任青龙县科委的王春青。因已去世而未出镜、以录音方式出现的有时任青龙县县委书记的冉广岐,以及唐山地震办公室的主任杨友宸。所以,这部纪录片的内容非常扎实,有着大量的亲历口述、以及当时的文件和数据图表。

这部纪录片的力量来自于受访者面对镜头说话时的历史现场感,仿佛是在面对历史做出他们的证言。王利波用了最基本的手法去组织素材,即用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去剪接,中间以黑底白字的字幕来隔断。就是这种最简单、质朴的方式,却让观者在观看时产生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受。时间在一次一次观测、统计、汇报、会议中流逝。开始以年计,接着以月计,然后以日计,最后以小时计,尽管画面的剪切很平静,但这种倒计时的方式,令观看者感受到绝望和愤懑—因为悲剧性的结局已经不可改变。基层地震观测人员展示了当年水氡变化曲线图、土应力变化曲线图、磁偏角变化曲线图,这些本可以挽救生命的科学数据,本来有可能是避免灾难最有力量的数据,但在事后显得尤其冰冷。

“没有能和老百姓打一声招呼”,这是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最为痛心疾首的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无力感。震前几天他回父母家吃饭,对他们说:“27号前后可能会有地震,我肯定很忙回不来了,你们听政府通知,如果没有政府通知,就裹着被子在床上晃吧,70多岁了跑也跑不动。”27日傍晚,根据各种数据和异象,他预感到已经临震,就跑去打电话想给单位汇报,却被电话那边警告,不许制造“紧张气氛”。

作为一个冷静的观众,也应意识到受访者的局限:由于缺少受访者反复提及的当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教授等主流地震界人士的现身说法 ——对于独立纪录片的拍摄而言,这种缺席是可以理解的——造成了《掩埋》在科学上的片面性。影片中提到的“青龙县奇迹”,也需要更详尽的论证。而对地震是否可测,影片中的“非主流”地震专家们的回答是:发达国家不走预测之路,而走抗震之路;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落后无法走抗震之路,才走预测之路。但是,主流地震界认为,以目前的科学水平,不可能准确预报出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震级”。亦有人认为,“1970年代是中国最狂热重视地震预测的时期,而《掩埋》主角们正是这段历史的儿子,而他们的悲剧性在于以为自己代表科学,与政治相争,而实际上是一种执着,与科学相争”。

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掩埋》这部纪录片的出现,并不是追究唐山地震中谁该担当责任,也不是要探讨地震是否可以预测、概率是多少,观众也不必轻易就此做出判断。

作者最终抨击的是灾难背后的一些欺瞒行为。影片中一位老地震专家说:“人人都有对自然灾害的知情权。”这句话在灾难频发的今天掷地有声。

只有对各种灾难的成因与后果有更公开地讨论、更透明地公布,只有我们最大限度地面对事实,才能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减轻生命的损失。导演王利波的创作动力,正是一个普通公民在不容置疑的时代寻求“真相”的渴望与实践。

(本文原刊于财新《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33期“纪录片”专栏)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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