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被流放的唐吉诃德


“上访村怎么走?”这是赵亮长达五个小时的纪录片《上访》的第一句话。上访村位于北京永定门地区,紧邻北京南站,中央和国务院、全国人大、高法的 “人民来访接待室”都聚集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这部影片赵亮从学生时代就开始陆续拍摄,时间长达12年,直到2008年终于完成。

全片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名为“众生”,给观众勾勒出一幅具有冲击力的完整图景:那些上访人群相同的生活处境、不同的遭遇,同时也介绍上访者对信访条例的理解和他们五花八门的上访方式,还有地方的“截访”,以及有良知的维权人士。《上访》无疑是历史的珍贵文献。

有人反映《上访》的视觉单一,没有更多地访问相关的周边人群,比如信访局、收容所、地方政府的官员,这是可以理解的批评。但是,这种缺失,恰好反映出上访人的真实处境。他们流落在京城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得到的是四面碰壁的冷漠,永远的杳无回音,反复被驱逐,拘留关押亦是家常便饭。他们无法真正接触到解决问题的官员,成为制度缺失的牺牲品。所以,赵亮的不够“客观全面”,也许正记录了这种缺失的“真实”。就像王小鲁先生所言:《上访》已经“树立了当代电影关注社会政治的难以越过的高峰”。

《上访》第二部分为个案,名为“母女”。就情节而言,这部分完全可以单独成片,它的戏剧性甚至超越了许多故事片,人间的悲情戏与讽刺剧一幕一幕上演。

第一次拍到戚华英母女是1996年,她们就生活在街上,以拾菜叶为生。这时候母女二人已经上访十年。此后,赵亮陆续拍摄十年,镜头下的小娟从十来岁的小女孩逐渐长大,最后是一个嫁人生子的少妇。小娟随母亲出来时只有4岁,因为她的父亲在体检时被医院要求输营养液,然后猝然死亡,尸体被强行火化,死者被诊断为“脑溢血”。由于母亲坚持上访,小娟从小在马路边长大,失去了上学的可能。

2001年,小娟突然得知自己并非戚华英夫妇亲生,而戚曾拒绝小娟亲生父亲要求接她回家上学的要求。在小娟对母亲的爱恨交加中,和男友私奔,离开了北京,最终辗转回到江苏老家。小娟的回乡,带给老家的信访局长张某一次良机。他借机认小娟为干女儿,为她买衣服,安排工作,直至作为女方家长出现在她的婚礼上。转而,张某的事迹被大肆宣扬,出现在电视台、报纸上,甚至被拍成电影,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在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小娟的养父被判定是“脑溢血”,母亲被判定为“偏执狂”,而小娟则被说成是由张某抚养成人的。

赵亮的纪录片让我们目睹了真相。小娟生了孩子之后,重回北京寻找母亲。起初戚华英因为那些报道不肯原谅女儿,但最终亲情战胜了倔犟的性格,母女重新得以相认。小娟塞了钱在母亲的枕头下面,告别出门后,又在马路边捡了几个塑料瓶,重新折回母亲的住处送给她卖钱。小娟的这一折回,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细微但却良善的光芒。就是这微不足道的时刻,让那些“虚伪的感动”,直跌入烂泥之中。

《上访》的第三部分,名为“北京南站”,从老南站被拆前的最后一夜讲起,直到新南站建成。期间附近的上访村被夷为平地。我们看到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尚在襁褓中的孩子、饱经苦难的男男女女,没有自己的应许之地。按照片中一位律师的总结,访民由三种人构成:失去土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被强拆的居民——都是一些失去基本生存条件的百姓。本来有“安全阀”与“安慰器”功能的信访制度,似乎已经失去了作用。

影片的最后,是上访村的一位房东,原本有些看不上访民的北京人,在自家房子被推倒之后,自己也成为了访民。正如于建嵘先生所说:“赵亮电影中,苦难的根源,是制度性,不是个人性。”在制度面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一个访民。

那些上访人确实有不同程度的偏执。这种偏执来自漫长的上访之路,来自积蓄已久的冤屈,来自残暴不公的对待,也来自信仰——“村里腐败有乡里,乡里腐败有县里,县里腐败有市里……最后不行还有中央做主”。那些坚持下来的人,仍然相信“公道”二字。如果说他们是异类,那么只是因为我们不信,而他们仍然坚信。

(本文原刊于财新《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29期“纪录片”专栏)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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