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夫的诊所》:来自现世


丛峰将他在甘肃西北古浪县黄羊川拍摄的三部纪录片命名为《甘肃的意大利》。“意大利”在当地方言里是“一块的”的发音,丛峰出于诗人对语言的敏感,将这两个地名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空间上的荒谬感。从其中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第二部作品《马大夫的诊所》来看,丛峰并没有夸张这种荒谬感,甚至相反,他的手法十分平和、自然、朴素与谦逊,在剪辑中不想惊动和打断任何他觉得有意义的片段。他尽可能地记录和展示对话的完整性、原生态和语言的内在节奏。对于对象的尊重和敏锐,与该片的长度带来的危险并存。而丛峰说,对观众折磨是公正的。他拒绝以这部影片提供娱乐性。

丛峰是北京人,从工作了五年的国家气象中心辞职,游历到大西北去见识新的世界。走到黄羊川本想只停留两三天,结果留下来支教一年。后来,为了拍摄纪录片,又断断续续在这里生活了很久。他说自己走进马大夫的诊所时,就已经觉察到这个空间有意思的地方:“里面的设施很古老、很旧,人的表情好像跟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关系。”作者在感知到时间、空间上的陌生感时,又呈现出一种细致、平实的真实感。

马大夫是当地令人尊敬的医生,病看得好,也能帮人,他的诊所经常坐满了前来求医的病人。他们正是本片真正的主角,诊所实际上成为一个信息交换量很大的公共空间。马大夫的角色更像是串场的,他将对话片段粘接在一起。人们在这里谈论土地、生计、家庭、疾病、过去,以及死亡。由于诊所自身的功能,在形成公共空间时具有特殊性,那就是病人正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自然会联系到生活的艰难、社会的不公以及土地的干旱带给他们的不幸,按照当地习惯用语,“惆怅得很”。丛峰用一种极为内敛的姿态面对这些“惆怅的对话”。他拒绝用三脚架拍摄这些场景,一是不愿给病人造成不便,二是出于对被记录者的尊重。为避免俯视的角度,他时常将摄像机抱在怀中拍摄。这些微微颤抖的画面,实际上是带着这位作者身体的温热和心脏的搏动。

年轻的壮劳力大都外出打工,诊所里平时来的基本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自称“草也吃了,车也拉了”的老人们也免不了相互打听邻里的家事。这里很多家里的媳妇是买来的,他们称女骗子为“拐贼媳妇”,时常会听到谁家的儿媳又跑了。直到临近过年,诊所里才来了打工回来的男人们,而他们的出现并不令人乐观:两个40岁左右的壮汉,在诉说完悲惨的工伤经历之后,感叹再过两年人就要老了,外出务工都没有人要了,然后蹲在太阳下沉默。令人绝望的自然、坏心肠的资本家、黑暗的底层官僚体制,在对话中可以感受到人们正遭遇着的多重压迫。

就像很多独立纪录片一样,被记录的普通人拙朴的语言,是一个生动的语言文本。一位老人能准确地讲出“六四年的时候有过好雨水”,记忆如此之牢固,可见这里缺雨少水到何等地步。话题也常常被引申到“命运”的主题上去。我在片中常常听到的一个词叫做“孽障”。有几个老妇人聊起电视里“那些皮肤黑的人(大概是指非洲人)比咱们过得还孽障”,谈起之后,以各种说辞对命运表示顺服,感叹都是“跌倒了爬起来的命”。来自生活的磨难和生命的坚韧,常常出现在充满皱褶的老人们的面庞特写中。

当然,在诊所里,死亡的话题极为重要。片中出现的病得最重的老人,数着早亡人的名单,感叹“黄泉路上无老少”时,带着黑色幽默的语气:有一位年轻人在正月初四开始留胡子,有人说“四”是“死”,属于不祥,果然很快死了;还有一位是在49岁的最后一天过了晚上12点死掉的,总算也活到了50岁。而谈论到自己的死亡,却总有种无奈的豁达,被提到最多的词语是“解脱”。

最后,丛峰“不可避免地”拍摄到(以及剪辑进去)死亡。在大风雪中,棺木被抬着穿过不毛的荒野,马大夫也在送葬的男人当中。由于下葬的好钟点没到,人们站在“像《白毛女》里的雪”中等待。此时,整部片子中最欢乐的时刻出现了:男人掏出烧酒,热闹地行着酒令,大口地喝着。他们暂时遗忘了土地的干涸、迟迟不来的雨水。死亡,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似乎真的意味着解脱?

(原文发表于财新《新世纪》 2010年第17期“纪录片”专栏)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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