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访谈,在等待两个导演的出席

1932年2月6日,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在巴黎出生。那时,在距离他400多公里的英国,时年33岁的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正心不甘情不愿地拍摄《十七号》(Number Seventeen,1932),关于“电影导演的信念”和创作瓶颈期的矛盾,让他陷入思考。只有命运知道,此刻毫不相关的两个电影人,会因为诸多与电影有关的时代及个人经历,在30年后,进行一场影史上最伟大且微妙的谈话。

希区柯克在特吕弗心中埋下的第一颗种子,是他影像制造的“害怕”,也许初识无法分辨其中的魅力,但大量阅片,很快让特吕弗认识到,自己被希氏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无辜的嫌疑人”所吸引。也许是相似的童年创伤,让其影像中的“焦虑”为特吕弗理解且狂热。那时,他是影迷。

1955年,冬。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与特吕弗结伴,代表《电影手册》,采访在圣莫里斯电影制片厂(位于巴黎东南部)为《捉贼记》(To Catch a Thief,1955)进行后期录音的希区柯克,受“作者策略”的影响,《手册》青年们多是希氏的推崇者,也许过于兴奋,首次见面以颇为戏谑的落水收场。 访后,特吕弗发表了名为〈安托万和孤儿〉(Anthoine and Orphan)一文,并在来年两人巴黎重遇后,给希区柯克写信,表达对其喜爱及推崇之情。那时,24岁的特吕弗在《电影手册》初露锋芒,57岁的希区柯克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导演。一个影评人,一个导演。

法国导演克劳德·夏布洛尔 |图片来自网络
法国导演克劳德·夏布洛尔 |图片来自网络

1960 年1月,纽约。上映近两个月的《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在美国大受欢迎,特吕弗受邀而来,因为对英语知之甚少,结识了当时在“纽约法国电影协会”(de l’Institut du Film Français de New York)工作的海伦·斯科特(Helen Scott)。这个聪明又精通法语的女人,从此与特吕弗保持着知己般至笃的交情,她在特吕弗其后的电影之路上,画下浓墨一笔。先是积极促成其后的世纪会谈,担任传译,推荐出版社,编译《希区柯克论电影》(Le cinema selon Alfred Hitchcock)的英语版,甚至参与了特吕弗人生唯一一部英文片《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66)。那时,一个是处女作斩获金棕榈的新人导演,一个是技艺臻熟的电影大师。

巧合的是,1962年,而立之年的特吕弗与当年相仿年纪的希区柯克一样,遇到了导演创作生涯的瓶颈。《射杀钢琴师》(Tirezsur le pianiste,1960)与《祖与占》(Jules et Jim,1962)在法国接连票房失利,让他萌生暂缓拍片的想法。时年4月8日,特吕弗造访纽约,准备把《祖与占》介绍给当地的独立片商,并与媒体见面。 正是那时,特吕弗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一直在大洋彼岸向本国人摇旗宣传的“作者论”代表人物——希区柯克,却在其常年定居工作的美国,得不到中肯的褒奖。美国与法国评论界对希氏认知的偏差,某种程度上,激起了影评人特吕弗为其反抗正名的情绪,但那时,这个念头尚未酝酿为成熟的计划。

1962年4月30日,巴黎。仍然沉浸在导演困顿情绪的特吕弗写信给斯科特:“别以为我溃败了,我利用今年不拍长片或开拍新片之前的空档,拍部短片、导出戏或写本书”。特吕弗在斟酌,暂停导演工作的间隙,他要做些什么?而那时,一本叫做《罗伯特·马莱对话录》(Entretiens avec Robert Mallet,保罗·莱奥托 Paul Léautaud)的作家对谈集,给了他灵感。他告诉罗伯特·拉丰(Robert Laffonet 罗伯特·拉丰出版社社长)和海伦·斯科特,一对作家(同行业)的对话模式,或许也适用在电影采访上。回想起在纽约的种种,特吕弗确定了采访希区柯克的想法。

有了想法,特吕弗便开始执行。1962年6月2日,特吕弗自信满满地给希区柯克写了封长信,内容言及将希氏的访谈出版成册,并多地发行的计划。同月,希区柯克电报回信,接受了这一提议,并约定:“等《群鸟》(Birds,1963)拍完后,我会抽空与您联络8月底见面的事。”希区柯克的应承似乎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很难有人比身兼影迷、影评人、导演三重身份的特吕弗,更能从精神层面理解希区柯克的职业追求。

《群鸟》片场,希区柯克与女主角蒂比·海德莉(AP)ı 图片来自网络
《群鸟》片场,希区柯克与女主角蒂比·海德莉(AP)ı 图片来自网络

1962年7月,与希区柯克通信的间隙,特吕弗开始多方面进行准备。他先是窝在布鲁塞尔的皇家电影资料馆里,重看希区柯克在英国时期的部分默片,仔细研读夏布洛尔和侯麦(Eric Rohmer)的《希区柯克:最初的44部电影》(Hitchcock : the first forty-four films)及大量的评论资料。此外,特吕弗也按部就班地规划采访/出书的实际执行成本及步骤,例如:预支自己的票房收入作为采访经费,微型话筒的使用,法英双语版本的发行。

一个月后的8月13日,希区柯克的生日当天,特吕弗抵达洛杉矶。隔天,在坐标环球制片厂的希区柯克办公室内,希区柯克、特吕弗与斯科特,开始了连续6天的采访,每天9:00~18:00的“马拉松谈话”,无论吃饭还是休息,三人都围绕着圆桌,间或进行着交流。那时三人相谈甚欢,一开始希区柯克保持着以往接受采访时的姿态——风趣自信,娓娓而谈。但到了第三天,希氏开始严肃地进行自我审视,这场对谈,渐入佳境,逐步探秘希区柯克的内心。某种程度而言,跟一个导演(同行)聊天远比被记者采访,更容易谈得深刻。52卷底片,50多个小时的录音,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宝贵时刻。然则成书出版,却并不容易,除了忙于重启导演工作外,“我(特吕弗)需要花上四年功夫,让人去检测录音磁带,特别是搜罗照片,这就使我每当遇到希区柯克时,都要向他提些问题,以便完成这本我所称的’希区柯克之书’。”

对谈现场照,从左至右:特吕弗、希区柯克、斯科特|图片来自网络
对谈现场照,从左至右:特吕弗、希区柯克、斯科特|图片来自网络

1966年最后一个季度,《希区柯克论电影》法文版由罗伯特·拉丰出版社出版发行。一年后,英文版由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 Inc.)出版,到1975年8月再版时,英文精装版已经发行超过4万册。

时间退回1967年,不论出于宣扬“作者论”,为希区柯克正名,抑或只是出于销量考虑,特吕弗在这时选择亮相各式电视采访。8月9日,法国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问他,既然写书了,是否想过拍摄希区柯克的纪录片。特吕弗答:“没想过,拍出来肯定是有价值的。但写书更有教育意义,而电影拍出来,可能就具有批评意味 了”。

48年后,当“新浪潮”时代不在,肯特·琼斯(Kent Jones)关于这场世纪访谈的纪录片——《希区柯克与特吕弗》(Hitchcock/Truffaut),或许才能真正传递出这本书之于电影人的教育意义。

高佳佳
高佳佳

笔名石头姐,艺术硕士,对电影和文字不那么热爱的人。

No Comments Yet

发表评论

这是一个用于测试的演示店铺—将不会履行订单约定。 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