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佐格:永远徒步行走的导演

好电影不过三四部

作为当世最伟大的纪录片导演之一,维尔纳·赫尔佐格的创作力至今还和他的想象力一样旺盛,延绵不息。从19岁时偷拿学校的35毫米摄像机去拍摄短片,到今天坐在柏林电影节上展示最新的3D技术,这位不知疲倦的德国老导演,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每一条真理。

对于如今沉迷于好莱坞电影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曾像科波拉那样,被赫尔佐格的《天谴》所震撼而拍出《现代启示录》。当年近古稀的赫尔佐格再次回到德国担任柏林电影节主席时,他还是认为电影并不真实,“那只是表面的真实,会计师的真相。”

弗朗索瓦·特吕弗不惜用最高级别的赞誉,送给比他年轻10岁的赫尔佐格“当世最重要的导演”的称号。但如果分析这二位的从影过程和观影口味,会发现他们至少在形式上大相径庭。

与作为超级影迷和影评人出身的特吕弗不同,高中毕业后就满世界流浪的赫尔佐格,生活中并不花多少时间看电影。他平均一个月只看一部电影,而且很多时候是在电影节上集中观影。因为在赫尔佐格看来,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好电影”不过三四部,只有这三四部他才舍得去看,去寄给远方的朋友。赫尔佐格更多时候是躲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或是正在徒步去某个角落的路上。在这条路上,他记录下文明的冲突、战争的倾轧、艺术的消退。赫尔佐格开设的所谓“电影学校”,其实更像是组织旅行的俱乐部,大师要求学生达到的不是电影技术上的娴熟,而是“一个强壮的身体”,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他的处女作《大力士》。

作为成长于一片废墟的德国战后一代,赫尔佐格的童年是在巴伐利亚的封闭山区里度过的,享受着儿童们的“无政府主义”,直到11岁才看到第一部16毫米影片,还弄不清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区别。可到了19岁那年,在钢铁厂当焊接工人的他决意要拍一部自己的电影。如今再来看这部只有12分钟的短片,赫式元素已然显露:社会新闻事件与健身运动员的穿插剪辑,没有对白只有配乐的默片形式,借用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为题,7个古典式的提问,现代科技下的人与自然、原始与工业的冲突。在勒芒赛车场造成的巨大灾难面前,大力士曾经开山辟石的壮举被机器吞噬……年轻人的敏锐和嘲讽姿态,没有被稚嫩的手法所掩盖。

天生的纪录片导演

赫尔佐格是个天生的纪录片导演,他对生活的好奇和探索,通过自己超强的适应能力求得答案。在他的世界里,“强者”是时常出现的特写,出现在他镜头下的人间奇迹里:《希望之翼》重现女孩在飞机失事中幸存,走出丛林的坚强,《发光的山脉》和《石头的呐喊》里登山者的意志,以及《陆上行舟》里疯子的狂想。因为对德意志正统高等教育的逃避,年轻的赫尔佐格不如其他德国导演一样接受了表现主义的熏陶。他对茂瑙的致敬,乃至重拍《吸血鬼诺斯费拉图》,还是成名多年后才去电影节上补的课。但他以超人的悟性迅速完成了表现主义、浪漫主义与自己原始萌动的融合,把巴伐利亚和热带雨林剪在了同一个梦里。

在近半个世纪的从影生涯里,赫尔佐格创作了五十余部影片,其中大部分为纪录片,短片更是随见随拍,剧本也如散文似偶得。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导演多已息影,而他还保持着充沛的精力一口气拍3部长片,甚至向热门的3D进军。

在DVD时代之前,人们只能从书上去了解赫尔佐格的一鳞半爪,此时的他已离开深爱的巴伐利亚,到某个南美部落去探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新德国电影四杰”之一的维姆·文德斯身上,这群曾经受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德电影扶持基金的年轻人,晚年追求的是更国际化的视野和超民族的主题。在那个被奥博豪森宣言鼓舞的日子里,德国电影迎来了新生,赫尔佐格在亚历山大·格鲁格的旗帜下充当先锋,法斯宾德坚强的“农民气质”,更让赫尔佐格钦佩。晚年的赫尔佐格住在洛杉矶,但并不是投靠了好莱坞,而是借助大卫·林奇的制作公司自由地创作,他像是年轻时在慕尼黑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施隆多夫。

从未受过专业电影教育,也没在剧组里训练过的赫尔佐格,仅靠着百科全书里15页的简介,完成了自己对电影的第一次领悟。拍了3部短片后,他拿起笔,完成了《生命的讯息》的剧本,寄到内政部去,获得了30万马克的奖金。几年后,赫尔佐格终于筹到足够资金拍摄第一部长片,拍摄过程非常不顺,突遭变故的恶劣环境给赫尔佐格的起步上了严肃的一课。

《生命的讯息》可以看作一部纪录片向剧情片转变的“文学作品”,前一个小时充斥着枯燥乏味的生活琐事,漫无边际的空镜头让3个主角的躁动和疯狂悄悄发酵。孤岛上的生命是如此渺小,男主角施楚锡试图打破光阴的虚度,把自己锁在屋里,望着漫山遍野的风车,刻满古希腊文的石碑,最后他疯了。赫尔佐格对于人物精神状态并没有刻意地表现,他需要通过事件来突出暴虐和荒诞,用行动来证明疯子的无畏和纯真。

《生命的讯息》是赫尔佐格第一部正式公映的作品,荣获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可是人们并不喜欢它,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情节只在最后20分钟出现,电影院里只有9个观众。对于回忆中的赫尔佐格来说,无论是当时的柏林银熊,还是后来的戛纳评委会奖、奥斯卡提名,都不再重要,《生命的讯息》只是他“最纯真的作品,一生仅有一次”。正如雷诺阿所说:“每个导演毕生只完成一部作品”,赫尔佐格之后的所有电影,不过是《生命的讯息》的续篇,是老兵施楚锡离开小岛后的臆想。15年后,1977年,赫尔佐格果然又拍了一部电影《施楚锡》,注视着同名的倒霉蛋在美国流浪,绝望中再次举起了枪。

贪婪地拥抱大自然

谈论赫尔佐格的作品,注定无法绕过金斯基,虽然他们早已分道扬镳,可直到《坏中尉》,观众还能从尼古拉斯·凯奇身上看到金斯基的影子。《陆上行舟》里蒸汽船被拉上山顶的震撼感,早已在书本和影迷间传颂多年,他们俩的冲突与欣赏,让影片呈现出力排众议的强悍之美,理想主义哪怕破灭也光芒万丈。《天谴》构建了欧洲殖民者自我神化的疯狂历险,性格暴烈、极端自我为中心的金斯基贡献了最为迷人和癫狂的表演,开始了他与赫尔佐格长达15年的合作,这一切都记录在《我的好友》里。

赫尔佐格的这部代表作,仍然是一小队摄制人员扎在热带雨林里的艰苦战斗。拍摄过程中,导演甚至要拿枪逼着主演回到场地。虽有着超现实的配乐和场景,影片却着力呈现出一种“现实感”。代表西方文明者的远征军,只能在丛林里寻找死亡的终点,赫尔佐格用纪录片的摄影手法和风格化的定格特写,烘托了原始环境里的神秘主义。寂静的朴实战胜了一切外来侵略,在《绿蚂蚁做梦的地方》里,澳洲的原住民再次反抗白人矿业公司的强占。殖民主义的幽灵继续在现代化外衣之下侵蚀着祖先的土地,赫尔佐格也一如既往地用影像批判,神话灭亡的悲伤画面,粗粝中唯有一种残酷的美感。

赫尔佐格14岁时由无神论者改信了天主教,为此甚至和父亲断绝了关系。他在受洗前后都明白宗教的缺点,只是为了靠近上帝来阐释世间。《海市蜃楼》表现创世纪和天堂幻境的遐想,用庄严神圣的诗词去读解沙漠的荒芜和残酷。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对立性,在以科幻为切入点的虚构纪录片《浩渺的蓝色远方》里,同样隐约流露,上帝般的旁白在审慎人与自然的关系,壮丽的地球上,生命的消失也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赫尔佐格对世界的观察和反思,已经从早期的民族和文化之间,上升到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归宿。在这个蓝色星球上,赫尔佐格徒步走完了一大半有人或无人的地界——《苏弗雷》小岛上,从火山灰的爆发中全身而退;目睹了《灰熊人》里狂热的环保主义者崔德威尔,听到他被灰熊吃掉的最后录音;来到南极不是为了企鹅,而是采访《世界的尽头》里被“改造”的社会人,或许在一望无际的冰原下,才是真正的生命所在。

赫尔佐格贪婪地拥抱着大自然,表面的阴沉藏在忘我的宽容中,大自然的反馈也时而仁慈时而残酷。作为一位伟大的电影导演,赫尔佐格的“个人,非私人”情感影藏在冷静的镜头之后,通过作品内外去了解,才会发现他智慧里的幽默感,“叛逆没有错,错的是没有更叛逆。”

董铭

影评人,曾多次参与报道戛纳、威尼斯等电影节,对欧洲电影尤其关注。文字散见于《南方周末》、《新民周刊》、《新京报》、《南都周刊》等平媒,参与编写《电影+2005》、《电影+2006》、《法国手记》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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