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承诺,以小镇打造永不停歇的电影

原本打算在西山拍摄《生命是个奇迹》的库斯图里察,在看到贝尔格莱德远郊的一处山坡时,立即决定在这里建造一个木头小镇,这也成了影片《给我承诺》的主要拍摄地。对于这个风大的山丘,当地人选择它作为居住地都避之不及,库斯图里察却汲取了兹拉提波、西山、波士尼亚边境村落的建筑特特点,在山坡上建起了木头镇。这些历史大多在80-120年的建筑,是塞尔维亚历史的物理表征,它们目睹了整个塞尔维亚民族的熙攘变动,以印刻在自己身上的历史标记成为了塞尔维亚文化的空间投影,而以这座小镇为地标所拍摄的影片《给我承诺》则以一种近乎童话式的happyending呼应了小镇的理想主义式功能,用库斯图里察的话来说就是:“我要用建造小镇,来打造一部永不停歇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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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头小镇

《给我承诺》的故事似乎比库斯图里察之前的任何一部影片都要正面积极、热情洋溢。这是一个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绿野仙踪式的故事。 若要追溯,这段孩童完成爷爷遗愿的搞笑之旅,甚至可以回归到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12项不可能任务”的传说里——通过任务,完成成长,走向成人世界。讲述成长的故事从处女作《你知道多莉·贝尔吗?》就一直是库斯图里察电影的主题。这些多有经典神话和文艺复兴时期故事原型的作品,被搭载上巴尔干半岛居民独有的疯癫性格与狂欢气质,以家庭关系为矛盾起点,再以家庭关系的弥合为矛盾终结点。这让库斯图里察的故事既具备了个体隐秘的私人记忆,又带有历史阴霾下的群体伤痛体验。在《给我承诺》的故事里,男孩特桑纳的父母是缺席的,只有12岁的他和自己的爷爷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偏远乡村中,也就是库斯图里察建立起来的那个木头小镇。这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小镇,在电影中是一片应允所有可能发生的神奇土地。木头镇既是男孩特桑纳的故乡,也是饱受磨难的南斯拉夫人那既存在于记忆与文化中、又消隐在世界版图上的故乡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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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承诺》剧照

影片中,爷爷告诉特桑纳自己快要老死,必须看到孙子完成遗愿才能安心离世。如果说“卖掉家中的奶牛切维特卡”、“用卖牛的钱买幅圣尼古拉的画像”的遗愿虽然黑色幽默但还勉强正常,那“娶到妻子回家”的遗愿对只有12岁的特桑纳来说几乎就是闹剧。但这种“闹剧的真实发生”,正是库斯图里察电影,尤其是《给我承诺》的最大魅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给我承诺》甚至比《地下》更为优秀,因为它抛弃了那种带有粉饰和讨巧可能的政治非难,以更加童真的口气来讲诉成长的主题,反而是迈出了更加成熟的一步。进城的特桑纳从身处于前现代、未开化的乡村走向现代化、商品经济化的城市,也因此贸然走进了成人世界的游戏场所。在一开始,他对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无所适从:奶牛被抢走,打碎圣像,黑帮强迫喜欢的女孩嘉斯娜去做妓女。即便是最简单的遗愿,似乎也走向了背反的方向。这样的故事情节是建立在“不可能完成任务”矛盾基础之上的,在荒诞的同时也极富戏剧张力。正是因为情节发展的“不可能”被预设,“可能”的最终实现才因此具有了最大程度的喜剧功效。这种戏剧结构的设置还不仅仅可以为喜剧服务,在库斯图里察最负盛名的政治电影《地下》中,也有着类似的运用。《地下》中被关在黑暗中长达数年的群众,在地窖中举行的怪诞婚礼,是库斯图里察式的异曲同工。而在《给我承诺》里,或许是由于褪去了政治隐喻的外衣,喜剧与荒诞的元素反而显得更加纯粹,甚至体现出了远超《地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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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承诺》剧照

我们完全无需担心特桑纳的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库斯图里察在这里兑现了他所说过的话——“艺术是人类存在的理想方式,可惜这些规则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但我还是坚信不移”。电影成为库斯图里察书写理想生活的方式,亦或是理想解决方式的通道;而《给我承诺》中的木头镇,也成为承诺兑现的最终场所。在别人的帮助下,特桑纳抢回了奶牛、修复了画像、也让年纪大自己好几岁的嘉斯娜爱上了自己。所以故事的最后,特桑纳牵着身穿红色吊带的嘉斯娜奔向爷爷的场景,必然要发生在木头镇当中。这个段落所体现出的纯情主义与理想主义,与一系列着力于展现南斯拉夫伤痛史的电影一起,构成了南斯拉夫电影的多面体。这不仅仅是库斯图里察所需要的,也是整个巴尔干半岛男孩们在走向成熟时所需要的——对世界展现自己不同的历史形象与自我形象。这是经历战火之后的塞尔维亚人,寻找自我定义的途径之一:不仅仅书写伤痛。

当然,《给我承诺》依然是相当库斯图里察式的,他所最长擅长的那些癫狂的、戏谑的、荒诞的元素在片中随处可见。爷爷和孙子都使用滑轮升降绳来捕获女性芳心,一定会存在的混乱婚礼,被强行灌氧气而漂浮在屋顶的真人气球,聚众群殴黑帮老大并钳掉其睾丸的恶趣味报复手段。于1986年加入“无烟地带”乐队并担任贝斯手的库斯图里察,早年听俄罗斯古典音乐,传统音乐对他的影响贯穿在他所有电影作品的配乐中。《给我承诺》中大量使用的弹拨乐器带有强烈的巴尔干半岛风情,对教堂赞美诗的使用则导向与主题相匹配的“净化作用”。这些音乐与上述的情节模式、戏谑元素、影片节奏一起,构成了库斯图里察电影标签式的外化言语体系。而在内化的层面上,库斯图里察并没有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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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承诺》的优秀之处在于,库斯图里察在讲述相似的故事时,却从来没有重复过自己。《给我承诺》不仅在故事设计上,以“任务既定”亦或是“结果前置”的形式来推动叙事。它还在任务完成的伴随结果——成长的意义与代价上,比前作走得更远。它提供了一种带有呵护感的教育成长模式,一切矛盾终会得到解决,恶人必定受到惩罚。这个完美世界并不会用成人的残酷规则去摧毁少年那纯真的价值观。这种守信者必有好归宿的标准带着几分弗兰克·卡普拉式的悲悯感。但当黄金时代过去,历史进入后现代多元物欲洪流的当下,这种悯怀实在是难能可贵。也只有在看到《给我承诺》的结尾处时,我们才更能够理解,库斯图里察为何不惜扩宽55平方公尺的河流区域,在迎风的高坡上生生建造出这座不存在的小镇,来做这个巨大的社会实验。

而如今,木头镇已经成为贝尔格莱德电影文化的中心之一,它几乎是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唯一能以门票自给自足的游览地。吉姆·贾木许、约翰尼·德普都在小镇铸有雕像,超过500名电影学子每年都前来参与库斯腾多夫电影文化与音乐节,他们是文化丰收的赢家。库斯图里察毫无疑问如他所说,实践着自己打造体系之外地域的人生课题,“选择住在木头镇,完全符合我对自由与自治的认知”,他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电影文化良性交流的环境。小镇所提供的意义,在电影拍摄地之外,还成为了一种文化自治的实践场所,电影的自由意志得以在这个远离城市的乌托邦之地实现。这也同《给我承诺》中那个小镇构成了微妙的共同体关系。库斯图里察不仅想要在电影中构建理想的应许之地,还想在现实生活中,将自己的人生也变成电影。

闵思嘉
闵思嘉

电影资料馆硕士,本科的物理妹子,修理电器小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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