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电影院

“……

那一晚 彻夜未眠因为
在电影之外见到你
那一晚 彻夜未眠因为
你形容枯槁面如死灰
那一晚 彻夜未眠因为
你是牛鬼蛇神 万人唾弃

……

活在1699年 易碎的是人心,是王朝
活在1969年 俯首的是书生 是狷狂
你不再是壁上图 书上影 剧中人
你仅仅是一个牛鬼蛇神 万人唾弃
桃花扇底魂归西”。

——翟永明《哀书生》

成都最早的电影院,据称1904年就有了。当时,川人称电影为“美国活动电戏”。据称“万氏三兄弟”,在成都开了第一家影院,遂成顶级时尚盛事,带动成都周边消费。有当时方言段子为证:“上呱子成都,看呱子电火戏,日呱亮堂堂的,锣鼓都没有打,就吆呱台了”。吆台,成都话“结束”之意,就是美国“电火戏”后面必备的“End”之意。其时,川人还难以接受“戏”里没有锣鼓,没有唱腔。这段方言,是华阳口音。如今华阳已有“戛纳”院线,当年,却要上“成都省”,去看电影。成都当年东南西北,都有影院,且生意火爆。如今,那些老的电影院,大都在改革开放中,被拆迁大潮,淘汰殆尽了。此处,单表一下硕果尽存的和平电影院,它也是我童年时,光顾最多的影院。

和平电影院,在灶君庙街和草市街的交口上,离我住的鼓楼北三街,只有两条街的距离。我的发小曲春华,就住在灶君庙街。所以,那里也是我常来常往之地。

和平电影院坐南朝北,右边前行几步,便是珠市街。当年的巴金故居,就在珠市街上。往西走几百米,就是现在香火最旺的文殊院。往南走上两条街,就是红庙子。那里,是后来中国民间股市的发源地。也是我的小学所在地。少年时,我的基本活动半径,就在这几条街上。

和平电影院旧景|图片来自网络
和平电影院旧景|图片来自网络

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就在和平电影院看电影。其时,并无更多电影可看。文革伊始,学校组织去看纪录片:一片绿海洋中,漂浮着星星点点的红色,狂热发癫的面孔上,几行珠泪。少先队员,双脚跳跃,挥舞彩带。西哈努克亲王,是当时的大明星,他总是胸佩花环;其夫人高髻明眸,唇点朱染,是银幕唯一可看之美女。虽然,私下里,我和同学们或疑惑或羡慕或质疑,她胸前大粒白莹珍珠项链。毕竟,当年批斗王光美,以一串乒乓球珠串为明喻,批判其“资产阶级打扮”,不正是她随刘少奇访问印尼时,也挂着一串珍珠项链吗?其真其假,另说。总之,银幕上,珠光宝气,唯此一人。私下里,又有议论:听说亲王被我们包养了,看起来,他不比我们更有钱吗?在当时,这样的想法,只能与电影院隔壁,灶君庙街上的发小,耳语几句。

时值1967年,“停课闹革命”,让我和同学们,一下自由得不知所措。家长们,忙于“闹革命”或“被革命”;高中生和大学生们,忙于“大串联”或“小串联”。我们这些小学生、中学生们,就成了游手好闲之辈。除了跳皮筋,玩游戏,学跳舞,沿街看大字报、小字报。剩下的,就是混电影院了。

那时的电影院,一个大厅,能装上千人,像礼堂一样。而单位礼堂,根据革命需要,有时,也放电影。和平电影院,建于1955年。亦即:文革期间只有十几岁,当年正是神采奕奕,英姿勃发之际。地处北门,甫一开业,就成了北门最具人气的地方。改革开放之后,和平电影院带动了周边经济。细想起来,毕竟因为老和平电影院门口,有一大块空地,影院比整条街,整整退去50米,形成一个风水上所说的“回水湾”。自从写了《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一诗,我对风水,略知一二(知之晚矣,没能用在新白夜选址上)。所以,以我目前的风水知识往前看,当年,和平电影院门前的“回水湾”小广场,聚了人气,纳了风气。除文革期间聚了人气(在此啸聚了一众游手好闲之辈):古称“风流班头”,今叫“小流氓”的二流子外;改革开放后,这一小块风水宝地上,又啸聚了一众小吃、小摊、小贩们的摊位,且就此带动了左右两边,草市街、珠市街的服装店铺。上述两大群人,他们互为主顾,互利互惠。影迷和时尚潮人,视这里为时尚风向标。在奢侈品概念尚未形成之前,这里,形成了“服装一条街”。过去,为骡马服务,现在,为人类妆点。从物质到精神,产生了质的飞跃。及至后来,我已许久不去那儿看电影时,这条街,已被称为“小香港”。因而,和平电影院没有被淘汰、被拆迁,反而与时俱进,成了这一带的“活文物”。

60年代的和平电影院,门前,计有四五级水泥台阶。上午九点以后,下午六点以前,台阶上,总是上上下下、七七八八的站了许多人。回水湾中,也荡漾着一色灰黄绿蓝的点状物。他们,“熙熙而来”,不是为利;“攘攘而去”,并非为财。“财”“利”二者,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熙熙攘攘的这批人,是文革中,称为“逍遥派”的一部分人。亦即中间派,是很消极的一批人。停课,停产之后,百无聊赖的他们,啸聚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打望眼,说怪话,嗑瓜子,砸秋波,跟在女孩子背后,叫她的名字;胆大的冲上去,扯一下她的长辫子。不是流氓,胜似流氓。说起来,电影院正如现在的三里屯、春熙路。各色人等,在这里逡巡。那时,电影票只得两毛钱,便宜。没有娱乐消遣的人们,只能望“影”止渴。此渴,乃文化生活之渴。

虽然,这时的电影,已沦为宣传工具,但人们还是能从中提取一些娱乐成分。我记得上映《列宁在一九一八》时,场场爆满,男人们可不是为了去看瓦西里,看他怎样为革命工作,虽然人人都牢记那句名言:“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每每,瓦西里还没张口,影院的人,就齐声念出来了。许多年后,我看意大利的《天堂电影院》时,也看到了这一幕:观众与演员,银幕上下,齐诵台词。真正的互动,真正的动人,这是只在电影原始阶段和贫瘠年代,才会有的情况。

话说回来,当时有许多人,是为了电影中芭蕾舞的一幕,而不厌其烦,反复去电影院的。那时的银幕,可没有机会看到年轻女性露大腿,虽然只有两分钟,也足以让人暇想。苏联红色电影,与中国不同。即使是宣传片,也会尽量往艺术上靠一靠。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有斯坦尼表演体系,且该体系,深入人心。因此,刺杀列宁的密谋,与四小天鹅的舞步,在银幕上互相映衬,营造出“阴谋与爱情”的看点。中国的红色电影,始终没弄懂这个体系。因此,文革中后期拍摄的那些英雄大片,除了喊口号,似乎都不食人间烟火。也许,因为中国只有“梅兰芳体系”。“梅兰芳体系”与“斯坦尼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被某些人并称三大表演体系。不错,梅氏体系放在京剧舞台上,端的是自成一家,惊艳世界。但是,在银幕大特写下,那种程式化的夸张表演,便造成喜剧效果。演员并未“间离”,观众早已出戏。

和平电影院,与其他电影院一样,文革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以及少数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电影,轮番上映。每天五六场,每场次上千人,实难满足观众需求。所以,每部新电影上映,必有蜿蜒队列侍候。有时,无人维持秩序,便会造成售票窗口拥挤混乱,流氓趁机浑水摸鱼。此情此景,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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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排队买到票,进入电影院,则是一段自由时光。影院容纳上千人,座位几十排。开演之前,照例是人声嘈杂,瓜子伺候(那时没有爆米花,也没有全球化,不知文明看电影的重要性)。三亲四戚,狐朋狗友,满场子打招呼,递纸烟,吐唾沫,瞅美女。后者的难度,比现在大,很多时候,远看,是看不出性别的。电影演出中,自然,也有前述的集体背台词、喊口号之举。往往兴浓之处,“送片来到”四个字,在银幕上出现,于是一片嘘声,全场灯亮,哈欠连天。上厕所的,买小吃的,新一轮嘈杂声再起。最近,我听朋友刘家琨说到去印度时,看电影的奇遇:印度影院,也是上千人的大厅,也是瓜子满地。现场喝彩的,评论的声音,居高不下。

细想一下,西方式娱乐,蕴含着精神内容。所以看歌剧,看电影,看戏剧,都是西装革履,正襟危坐。而东方式娱乐,带有享乐性质,自然与吃喝玩乐,连在一起,属于物质层面。如同京剧,最初在茶馆表演,掺茶递水卖小吃的,与锣鼓铿锵,混杂一起,组成京剧交响乐。文革电影本身,已被提升至精神重塑的最高度,再没有放映期间的一些娱乐元素,就更无聊了。

和平电影院最火爆的一次,是首映电影《红色娘子军》。不是芭蕾舞剧版,是电影版,著名导演谢晋的版本。主角王心刚,与女演员王晓棠,是当时的“天皇巨星”。诚然,那时这四个字,闻所未闻。但在电影匮乏的年代,反复出现在荧幕上的“二王”,家喻户晓。“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最受欢迎的电影,就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娘子军》。金环、银环、洪常青、杨晓冬的形象,豪杰铮铮,深入人心。洪常青被缚大榕树下,杨晓冬慷慨就义,惹动了多少女影迷的爱怜。现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有之,从此暗恋锥心的有之,终身供奉其倩影小照的,更有之。

我有一位朋友,便是这种人,她的芳名,不敢示人,怕被嗔骂。但她的追星事迹,却是她自己亲自宣讲,若干人可以证之。据她说,她心心念念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以致于人戏不分。多年后,她成为著名媒体人后,以公谋私;以采访为名,去打扰老艺术家。在千辛万苦,找到偶像的电话后,鼓起平生勇气,打过去电话。电线那一端,偶像“喂”了一声。据她说,顿时空气凝固、冰雪消融,一腔勇气,化为冷水。半晌后,才结结巴巴谈及采访目的。老艺术家,果然是老艺术家,并不爱沽名钓誉,当场拒绝了粉丝的好意。当然,她没有说自己是铁杆粉丝。据她说,这是她至此之后,一直后悔之事。

不过,能与偶像通话,亲耳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一种福分。我却只有另一种缘分:豆蔻之年,我也曾着迷崇拜一位银幕帅哥。可惜的是,整个文革期间,他都是一位不敢提及的“黑线人物”。那是在文化宫,看坝坝电影《羊城暗哨》时,我知道了(听表哥说的)峨嵋电影厂演员冯喆。电影里,他身穿绸衫,白衣翩翩;如玉树临风,却是一公安。50年代的谍战片,捧红了冯喆,也害死了冯喆。可笑的是,他死时的罪名之一,是“特嫌分子”。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不知“特嫌”何意。“特嫌”,就是“特务嫌疑分子”。冯喆在电影《南征北战》里,饰演高排长;《羊城暗哨》、《渡江侦察记》里,饰侦察兵;《沙漠追匪记》饰演解放军。一众的英雄人物,一色的铁血豪情。放在今天,那便是万众偶像,死忠无数。可惜呵,生不逢时,虽一笔难写两个“吉”,却一生难逃另一劫。有人说他死因可疑,有人恨他老婆告密;这一切,当时我都不知。

只是在我14岁那年,住在姨妈家,一天,与表哥出门,踱至隔壁的八宝街电影院,正碰见影院门口开批斗会。我正是在这种凄惨的情况下,Face to Face,看见了银幕上的偶像。不用说,风流倜傥,已被风吹雨打去。偶像(那时连这个词都没有,只朦胧觉得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衣冠不整,面如菜色,低头俯首,任人唾弃;被逼戴着电影里侯朝宗的官帽,手里拿着一把“桃花扇”。我还清楚地记得:扇面上,一面画几株红桃,另一面,画一条黑蛇。当然,那就是暗示黑线人物的标志。我没有朋友的福气,自然听不到他的声音,听到的只是一片熟悉刺耳的声音:“打倒……”“打倒……”。围观者中,也有部分思想觉悟不高的,正低低议论。仿佛替我,也是替他们自己的偶像不平。当然,只敢低低同情两句。

《桃花扇》剧照,王丹凤(左)和冯喆(右)|图片来自网络
《桃花扇》剧照,王丹凤(左)和冯喆(右)|图片来自网络

事隔不久,消息传来,冯喆“畏罪”自杀了。那时,《桃花扇》并未上映,直至文革结束,才解放了《桃花扇》等一大批禁片。

八宝街一幕,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多年后,我参观了安仁县(冯喆死于此地),在建川博物馆里,有一个小小的“冯喆”展馆。曾经,我和建筑师朋友余加,一再怂恿樊建川馆长,修一个正式的冯喆纪念馆。由于其家属的种种原因,未果。冯喆最后一部电影《桃花扇》,可视为他的谶作。当年的原始剧本中,曾有“一霎时忠魂不见,寒食何人知墓田”之句。现在,不但墓田,连其人,也无人知晓了。

在重新参观了当年偶像的英姿之后,重新回忆起当年的八宝街电影院,重新反刍那揪心的一幕之后,我写了一首诗歌《哀书生》,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活在1969年 俯首的是书生 是狷狂
你不再是壁上图 书上影 剧中人
你仅仅是一个牛鬼蛇神 万人唾弃
桃花扇底魂归西

这首诗以“书生”为喻,特指文革中,被迫害的一代知识分子。副标题:“因绝调词哀书生以忆冯喆”,正是以“绝调”一词,来纪念冯喆,和与他同时代的影人。那是中国电影界群星璀璨的年代,他们是“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才”的最后一代电影艺术家。现在,已不复存在这样的人。正如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诗句所言:“我们将等待好久,才能产生,如果能产生的话”……我们才能等到——某个时代,能产生出这样一批杰出的影人。

|题图说明:此图非成都和平电影院内景,而是来自网络的一老电影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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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
翟永明

中国当代著名女诗人,成都白夜酒吧的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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