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63 她和别的女人都不一样

“受过伤的人最危险,因为他们知道怎么生存。”

《烈火情人》截图 | 来自网络
《烈火情人》截图 | 来自网络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 第63天


2017年2月3日 星期五
片名:烈火情人,路易·马勒,1992
南京,家

如果你觉得《巴黎野玫瑰》里的性与爱不够毁灭性的话,请继续观看《烈火情人》,它的原名就叫做“Damage”,毁灭。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的,我从未看过这部影片。但我听说过,并且它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里面。它的故事最早是透过一本叫做《环球银幕》的杂志看到的。这本杂志在1990年代早期与西方隔绝的三四年里,是我了解西方电影的唯一窗口。这本杂志的影响曾经很大,因为这上面介绍的许多新片,都是我们不敢想象的故事和画面。

按照现在的标准,这本杂志的介绍方式,是完全剧透式的——我想这是因为当时编辑不觉得我们将来真能看到这些电影。介绍完“电影故事”就等于看完了整部“电影”。然而更有趣的在后面,当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些电影时,期待杂志上所写的转折和结局呢,往往发现他们写错了!这并不能怪那些编译者,当时的资讯和资源之匮乏,实在不是今天的影迷可以想见,他们在当时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

在那几年我所读到的“电影故事”里,其中一个让我震惊,长久难忘。一位部长,过着体面、幸福、令人尊敬而羡慕的生活。当他的儿子把女友带回家之后,一切都改变了。部长与儿子的女友产生了热烈的性关系。最后儿子撞见了父亲与女友做爱的场景,当场坠楼身亡。我已经忘记了当时想到什么,也许想的是“资产阶级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也未可知。

根据杂志的惯例,是要配“剧照”,我现在记不起具体画面是怎样的,但应该是有一张年轻女人的脸。我记得看过这张脸,就明白为什么那位部长大人“堕落到这种地步”。我想是因为没有见过这种美,她和别的女人都不一样。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女演员叫做朱丽叶·比诺什。

今天我看这部《烈火情人》时,不仅知道朱丽叶·比诺什,还看过她许多电影,从《坏血》到《锡尔斯玛利亚》,每个生命阶段的朱丽叶·比诺什,不同生命面向的朱丽叶·比诺什。

《烈火情人》截图 | 来自网络

朱丽叶·比诺什在《烈火情人》出现的前三场戏是这样的。第一次,部长在一次酒会上见到她,她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你儿子马丁的女朋友安娜。第二次,安娜被马丁带回部长家,她走过去像部长伸手说,很高兴见到你。第三次,安娜在工作场所给部长办公室打电话,部长说,给我地址我一小时后到。

意外!只用三场戏,没有半句多余的话。男人与女人就放弃了身份、放弃了伦理,开始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进行激烈的性爱。“为何”和“如何”,这些经过被彻底删去之后,电影就给人一种“命中注定”之感。

真是厉害啊,让观众从华厦顶层走进高速电梯、直下地狱深处的感觉。

拍电影的人是路易·马勒,一个电影语言的革新者。路易·马勒的名字通常与“法国新浪潮”联系在一起,并被划到“左岸派”里面。他和《电影手册》的那批编辑兼影评人不同,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早期受布列松影响,并参与过《死囚越狱》的拍摄。他在24岁时和雅克-伊夫·库斯托联合执导海底纪录片《沉默的世界》,并担任摄影师,而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次年拍摄剧情处女作《通往绞刑架的电梯》,开场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女人(让娜·莫罗)的脸部特写,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之前人们总是习惯先看到一些“建立镜头”,诸如故事发生的时代和环境。而路易·马勒直接把观众扔进了电影里。

《烈火情人》截图 | 来自网络
《烈火情人》截图 | 来自网络

我看过大部分路易·马勒的电影。他在印度拍的纪录片,他在法国拍的电影、在美国拍的电影,实验性的电影,戏剧题材的电影,他喜爱不断地变化自己。但是《烈火情人》拍得极为古典、甚至有着英国电影里的文学趣味,电影语言一点也不新鲜和刺激。但是这也将性爱本身推向了电影的前景,让性爱无法回避,不被花哨的镜头遮盖。

在这个故事当中,朱丽叶·比诺什扮演的安娜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受过伤的人最危险,因为他们知道怎么生存”。她的“爱情重伤”(电影的另一个译名),来自童年时与哥哥之间的畸恋,当她长大而恋爱,哥哥就决然自杀。她和部长之子马丁在一起,只是因为马丁长得像从前的哥哥而已。而部长爱她,也许正因为她身上带有强烈的阴郁感,黑暗的美,毁灭性。

路易·马勒的电影,屡屡涉及性、不伦之恋,这些作品都将性作为一种秘密武器,去摆脱庸常的生活、对抗循规蹈矩的社会、是人生一座荒唐的避难所。从世俗的意义上而言,以性为秘密武器的人的下场是极为悲惨的。性很糟糕的一点是,它本身可以适可而止,性有高潮就有终点的,但与性伴随而来的爱(迷恋,或者叫别的什么)是没有终点的,不可遏制。

《烈火情人》的男主角的结局就是典型案例。一个试图用性去探索人性的试验品。

这位男主角又说:“人的本质无从捉摸,无从知晓,我们献身爱情以更接近真实,至终无悔。”这话只能留给看过电影的人去琢磨了。最后他只能和一张照片生活在一起——他、他的儿子和安娜在一起拍下的,被放大到真人这么大。这是爱和罪的证据(《通往绞刑架的电梯》中也有相似的设计)。

而安娜的结局呢?男主人公最后说,“后来我只见过她一次,偶然相遇,在机场转机,她没看见我,她跟彼得在一起,手中抱着一个孩子,跟别的女人没什么两样。”

“跟别的女人没什么两样。”这话听上去让人伤感。在我们心里已知道安娜失去了爱的能量,退缩回世俗当中去了,成为一个普通女人。以我们的人生经验而言,这没什么不好,正所谓回归现实。但还是让人忍不住地伤感。因为我们会想到她曾经为什么被爱,是因为她当时“跟别的女人都不一样”。

从“跟别的女人都不一样”到“跟别的女人没什么两样”,真是一段性与爱的伤感之旅啊。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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