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67 在家唱歌,在家乡跳舞

“在大多数人离乡背井的年代,电影当然是拥护而不是挑战它叙述的意识形态。”

《相逢圣路易斯》截图 | 来自网络
《相逢圣路易斯》截图 | 来自网络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 第67天


2017年2月7日 星期二
片名:相逢圣路易斯 Meet Me in St. Louis
导演:文森特·明奈利,1944
南京,家

前一晚刚看完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吉·罗杰斯朴素优美的黑白电影,看到《相逢圣路易斯》(又译《火树银花》)的开场就把我吓坏了,太鲜艳、太华美了。几年前的影片,摄影机还对准阿斯泰尔的舞步,不敢轻举妄动;而几年后,摄影机就已经不仅自由运动起来,而且运动得极其美妙、甚至浮夸。

这种惊讶当然也出于我对文森特·明奈利的无知。在为自己编排本周影片时,想放入代表性的歌舞巨星,并且电影本身又是公认的经典。为此翻阅多本有关类型片的书籍,从学者们晦涩的词句里,挑选出被议论最多的片目。然后把这些电影罗列出来,发现它们是一个人的作品:文森特·明奈利、文森特·明奈利、文森特·明奈利。

1940年代的歌舞片,已经不再是几年前那样的幼稚和简单了,已经具备有力的戏剧冲突、要表达明确的思想状况。《相逢圣路易斯》的故事背景是1903到1904年间的圣路易斯,这座美国中西部城市正在准备举行万国博览会。这件大事令整座城市感到自豪,中产阶级家庭史密斯一家人也不例外。

影片的开场,是史密斯家的小女儿一边上楼一边清唱起了主题曲“相逢圣路易斯”,然后家庭成员逐一出场,一起汇入歌声。明奈利指导摄影机随着楼梯盘旋或是探出窗口,让活动画面前的观看者都能感受到一种流动的欢乐。这种欢乐在年轻人们前去参观博览会建筑的路上达到高潮,同车的男孩和女孩们一同唱起了“电车之歌”,朝气蓬勃。

《相逢圣路易斯》截图 | 来自网络
《相逢圣路易斯》截图 | 来自网络

如果说好莱坞的歌舞片是典型的白日梦,那么明奈利的歌舞片简直是所有白日梦里最为艳丽的。这也难怪,明奈利是百老汇舞美出身。后来读到一篇詹姆斯·纳雷摩尔(James Naremore)的文章,说明奈利的第一份工作是芝加哥Marshall Filed 百货公司的橱窗设计师。这样想起来,《相逢圣路易斯》每一幕歌舞场景确实都像是橱窗设计师拍出来的,虽然看多了颇觉色彩过盛,但不可否认气势磅礴。

有人称文森特·明奈利“拿摄影机的奥斯卡·王尔德”。纳雷摩尔也说明奈利对后辈导演的影响不可估量,他的运动摄影、音乐形式、色彩运用,尽皆华美,让许多导演都对他推崇备至。受他直接影响的两位大师,就是贝纳多·贝托鲁奇和马丁·斯科西斯。这个事儿,熟悉这两位导演的影迷,看完两三部明奈利就会明了。

在《相逢圣路易斯》中,我们看到了一代巨星朱迪·嘉兰,和同时代的歌舞片明星一样,她也从三五岁就开始表演。她在开始唱歌之前,都不好看,身材不高,眼睛略显突兀。当时的米高梅公司有艾娃·加德纳、拉娜·特纳、伊丽莎白·泰勒,据说朱迪·嘉兰外号“小驼背”,可见不遭人待见。但是朱迪·嘉兰一唱歌,电影就被她的歌声笼罩。

让朱迪·嘉兰一举成名的是《绿野仙踪》,成为米高梅的明星人物。在演完《相逢圣路易斯》之后嫁给了导演明奈利。很有意思的是,《圣路易斯》的意识形态延续了《绿野仙踪》,“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家”。对今天的观众而言,这部电影的思想是非常保守的,保守到让人感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相逢圣路易斯》显然是部怀旧电影。所有的怀旧电影本质上都是保守的。当然只有保守才是主流,只有主流才能挣钱。

《相逢圣路易斯》截图 | 来自网络
《相逢圣路易斯》截图 | 来自网络

在故事的中间,史密斯一家之主史密斯先生宣布他要高升了,从圣路易斯到纽约去,这意味着一家人(爷爷、妈妈、四个女儿、一个儿子)都要搬到纽约去住。家庭成员陷入了伤感,灯光从此黯淡下来,快乐生活仿佛就要结束了。孩子们的反抗最为激烈,她们宣称:穷也不到纽约去。老人们也不愿意,他们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比得上这里。对他们来说未来就是过去。最后父亲也被说服,宣布说,并不是只有纽约有机会,我们圣路易斯也充满了机会。

我对这段情节本来有点昏昏欲睡了。但史密斯家小女儿的举动还是把我吓醒了。这个小女孩穿着睡衣,拿着拐杖,冲到院子里,把几个堆好的雪人——代表着全家人的形象——愤怒地敲碎,雪人的头轱辘地掉在地上,实在有点歇斯底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为什么要这样反对离开家?大卫·波德维尔说,电影在1944年感恩节前后上映,当时二战尚未结束,很多家庭的子女还在战场上。“在大多数人离乡背井的年代,电影当然是拥护而不是挑战它叙述的意识形态”。《相逢圣路易斯》是当时美国人对未来家庭团圆的祈祷,也是留下来的人坚守家乡的宣言。

歌是在家唱得才动听,舞是在家乡跳得才动人。歌舞片表面上只是在唱歌和跳舞,其实它也是在讲政治。

回想起来,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歌舞片并不是明奈利的歌舞片,甚至也不是《雨中曲》,很多人并不知道阿斯泰尔和吉恩·凯利,家喻户晓的其实是《音乐之声》。在二三十年前,中国的电视上经常能看到朱莉·安德鲁斯带着一群孩子载歌载舞。这部影片的音乐场景非常之经典,不过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只推销一个观念:结婚好,如果养几个孩子更好。

整个六十年代,十届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有四次颁给了歌舞片(《西区故事》、《窈窕淑女》、《音乐之声》、《雾都孤儿》)。但是同时,那些颂扬人生、场景华丽的歌舞片也走向了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毕业生》里迷惘的青春,以及Simon & Garfunke唱起的“寂静之声”,预示着电影和世界都已经不一样了。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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