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鸟类学家:若昂·佩德罗·罗德里格斯版“鸟人”

“我的每一部影片都表达了一些非常私人的东西。用这种方式,我仿佛回到当时偏离正轨走上电影之路的那一个时刻。”
导演João-Pedro-Rodrigues©️Festival Mix Brasil de Cultura da Diversidade
1977年,在UCLA校园的某个夜晚,正是那男人的一拳让我意识到,想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我们是如此迫切地需要“故事”和“故事的讲述”。被揍的男人激动不已,为他当时最爱的虚构文集《反故事》(Anti-Story)鸣不平,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故事”已死。当面的一拳让他闭上了嘴,但这一拳也说明了一些事情:要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故事”,就仿佛是声称我们已经不需要氧气了。生物学家懂得我们天生就离不开故事,这就好比我们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个世界,取决于眼睛的形状和位置,所以生物性决定我们离不开故事,和我们的眼睛一样,这都是进化的结果。 这就如同其它任何事情一样,可以被归纳进若昂·佩德罗·罗德里格斯(João Pedro Rodrigues)新电影《鸟类学家》(The Ornithologist)的主题当中。影片对进化论的痴迷之下,深藏的是进化论最根本的属性:它对于改变与蜕变本质的描述。最初的科学纪录片变成了一场冒险;冒险进而蜕变成神秘的寓言;神秘的寓言带出了呢喃着古拉丁的黑暗童话。这一切都发生在葡萄牙遥远的东北角,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位于欧洲境内,被河流和崎岖的峡谷环抱,与世隔绝,地势高低不平。无论若昂·佩德罗·罗德里格斯和他的工作/生活伴侣朱奥·胡·格拉·达·玛塔(João Rui Guerra da Mata)在拍摄上一部剧情片《我最后一次见到澳门》(The Last Time I Saw Macao,2012)时,多么费尽心思想让“时间”、“地点”成为影片的所探讨的核心,甚至在片名中直接用时间和地点加以强调,但我不得不说,他们更加热切、更加精雕细刻地完成这次作品。 罗德里格斯先是把法国演员保罗·艾米(Paul Hamy)所扮演的鸟类学家介绍出场,他独自乘着可靠的独木舟,顺着河流探索有着丰富野生鸟类居住的峡谷,不小心一分神,就被卷入急流和灾难之中。这场意外让他遇见了一对中国拉拉情侣,她们是狂热虔诚的基督朝圣者,在重走古老的圣雅各之路(Way of St. James)时偏离轨迹迷了路,她们放肆地开起了阉割的玩笑,这场荒诞的偶遇差点让男主角丧命。而这一切仅仅这部似是而非的传奇小说,抑或是西部电影的序曲,在这里,一切事物都在推进,你最好能跟上导演的步伐。宽屏画面由鲁伊·葡卡斯(Rui Poças)拍摄,《鸟类学家》是罗德里格斯完成度最高的作品,当然他有足够的空间,在主题和摄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他完全地接受了“故事讲述”的神奇之处和可能性,那是最古老的故事讲述,甚至发生在在剧情转折点和第三幕发生之前。费尔南多(Fernando)作为一名科学家,对于鸟类的行为模式和进化发展非常感兴趣,进化也就是每天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对他来说,则是用高性能的望远镜(镜头完美的替身)所观察到的景象。于是观察者费尔南多变成了被观察的对象,他一直在监测的进化过程转而占据了自身的存在,直到最后,他竟然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或者至少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表亲——那受人爱戴的神秘的葡萄牙圣安托万(St. Anthony of Lisbon)。影片及其不断推进的故事本身想要讲述的是达尔文进化论,这种进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包括心智上的。不知为何,似乎不管对谁来说,即便是耶稣和爱默生,只有置身荒野之中,才有可能发生跳跃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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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Koehler
Robert Koehler

电影评论家和电影节策展人,常年为Cinema Scope, Arts Meme, Filmlinc, Film Comment, Cineaste和Film Journey等电影杂志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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