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礼涛:九七就见仁见智啦,我只爱多拍片、拍“好食”的片

这次香港电影节做了题为“范式转移:后九七香港电影”的展映,香港导演邱礼涛有两部新片全球首映:继《雏妓》(Que Sera Sera,2014)之后再度与编剧李敏、演员蔡卓妍合作的《原谅他77次》77 Heartbreaks),及以二战日军侵略为背景、黄秋生自称最后一次饰演惊悚角色就封刀的《失眠》。他的另一部新片《拆弹专家》(Shock Wave),也将于4月28日在大陆上映。

《靓妹正传》海报 | 来自网络

邱礼涛的创作环境和特点

作为香港Cult片绕不开的人物,我们有幸联系到邱礼涛导演做了一次采访,聊聊他自己与香港电影。1987年他拍出处女作《靓妹正传》(No Regret)时,《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已经正式生效,香港“新浪潮”退了潮,经典武侠片和功夫片也已衰落。即是说,他的电影创作始于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始于香港商业片开始反映社会问题的时期。

这部《靓妹正传》改编自红极一时的香港现象级女演员林碧霞的出道经历。从此处女作起,邱礼涛的影片就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剧本通常改编于自己的所见所闻许多是真实故事,偶有自己印象中看过的小说之类),镜头运动有如一个自主的眼睛体察着社会

他对九七的回应

那么,九七年真的是一个分水岭吗?邱礼涛觉得,对于在香港生活的人,有没有到一个分水岭的程度,还是见仁见智(这个词在他的鬼片中常有出现,“信不信有鬼?见仁见智”)。

九七年是一个时间上的结点,可以由此将两个时段分开,一个是港英时代的香港,一个是一国两制的香港。所以从那以来的二十年,政权不同了,视角当然也不同。作为一个电影人,这对他的确有影响,但要说有好大的影响,他觉得又不至于。

《夺舍》海报 | 来自网络

这个影响,在他的影片中依稀可以发现一些痕迹。比如1997年临近回归前上映的《夺舍》(Walk In),开场就是要跳楼的小华(名字已有所指)跟阿Sir讲国语、粤语混搭,她还说不是要去死而是重生变成更好的人,会拿博士学位变更聪明的。片中的恶棍阿鸡骗了七旬老人的钱,对方吵着要在九七前结清;包括阿鸡因夺舍而向善,都似在对回归后香港身份转换的一种积极响应。

《阴阳路》海报 | 来自网络

随后,他网罗香港民间鬼故事来改编,接连推出了鬼片《阴阳路》(Troublesome Night)系列(共6部,从1997到1999年),以反映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惶恐与不安。

《等候董建华发落》海报 | 来自网络

他对九七最直接的面对是《等候董建华发落》From the Queen to the Chief Executive,2001),也是以真实事件宝马山双尸案为基础改编而成。等候英女皇发落(At Her Majesty’s Pleasure)是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对未成年谋杀犯的判决,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后,这些没有获得刑期的少年重犯该何去何从?他即以此为切入,从点到面去质询香港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回归之后方方面面的交接问题。

性工作者系列:《性工作者十日谈》&《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雏妓》海报 | 来自网络

不过如他所言,这也只是香港社会众多事件之一,也只是他对周遭生活的关注点之一。他除了继续考察犯罪的江湖,还对性工作者进行深入研究拍了《性工作者十日谈》(Whispers and Moans,2007)、《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True Women for Sale,2008)和《雏妓》,将“妓”的定义扩大为对自身的某种出卖。说他Cult,不如说他比较尖锐,从他的言谈和影片都能看出他是很有自己思考和在意的东西的。

像法斯宾德一样爱拍电影

他的出产量也是相当惊人的,从业30年里已完成了近70部影片。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有行家说他拍这么快,但邱礼涛觉得自己并没有刻意,大概就是性格使然吧:“可以快的事,就不要拖啦。”他说自己不是很有耐心的人,总是希望事情做得快点。其次,他也不要求有很好的条件,才能开一部戏。所谓很好的条件,就是很充裕的预算,有大明星可以合作等等。他没有那么多要求,也不觉得明年的自己会比现在的自己厉害很多,马上能做的事就赶紧做了。

法斯宾德 | 来自网络

有的前辈那才叫拍得多,其中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就是法斯宾德,37岁离世就已经拍了41部戏。不过,也有的人拍戏就是慢慢拍啊,慢慢想,创作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如果定义电影是艺术的话,艺术要怎样创作呢?当然,全身投入、慢慢雕化是一种,他这样可能也是一种。

在他过去的采访中,他也说自己跟法斯宾德一样是爱电影并且爱拍电影的,恨不得天天都在片场,有个机器拿着就拍了。他觉得王家卫可能是爱电影,但估计不爱拍电影,那么久才出一部,不会说喜欢一个女孩子三年才抱一次吧。这是他的想法。但其实,不过是各自爱电影、拍电影的方式不同罢了。

在限制中,拍出“好食”的影片

人们只看到他拍得多,但不知道他推掉了多少戏,他还是有他的选择的。做合拍片或者国产片时,审查制度对他而言的确是最大的受限,但他也没觉得有多大分别。不过是要聪明一点,有限制的就不碰这里的限制好了,但是怎样的人就拍怎样的电影,那还是可以的。不用讲得太明显,转弯抹角得好也是一种艺术手段。不用太刻意,影片自己会呈现出来,总有观众会看到的。

邱礼涛 | 来自网络

他不会去迎合市场,而是保持着平易近人的态度,比如一个空镜头三分钟,这样会挑战观众的耐性,节奏太慢就很难让人接受了。他常有提到,谁要是能明确知道观众想看什么,那早就当全球首富了。

所以他才会尝试那么多类型的影片。同样的东西他自己也会拍烦的,“条条片都有鬼或几场飞车,好闷的嘛”。要说他为什么总拍鬼片,他觉得老板投资在自己身上都有原因的,可能看他以前的鬼片拍得还不错,或者觉得做这个生意风险比较低,就来找他拍了。其实,任何影片有个鬼就成鬼片了,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个鬼,老板就投钱。

“然后拍什么都得的哦,为啥不OK呢?你可以拍父子情、可以拍爱情、可以拍家国情,都拍得,最重要有个鬼,因为大老板要鬼片。”相较审查而言,这实际上也是某种限制,但能接受、能变通也还是可以拍出自己的表达。我们看他的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好食”的。看着不费劲,容易接受,至于好不好看全在于观众自己的口味了。

《一念无明》剧照 | 来自网络

看好新的香港电影人

近年香港电影的创作,他很看好这些新的导演、新的电影人,不断还有新人入行,香港电影才能继续走下去。其中合拍片占的比例要比早年小了,因为现在大部分都算独立制作,不是从传统工业里边生产出来的。比如,《一念无明》(Mad World,2016)在大陆都公映了。

说到合拍片,“现在是不大不做,越大越好,背后的动机就不好去揣测了哈。那些小的呢,我们完全不收你。”所以这样的制作,这么大的人马,肯定是要找些大师级人物的。相对来说,新导演能拍片的机会真的就很小了,现在是没看到,他倒是很期待有这么幸运的人出现。但起码说来,能有机会的人,要么是自己第一部片做得好,要么是有点背景的,要么就摸爬滚打得不是那么新了,在这个行业里面比较久、建立了一些关系的。

《树大招风》剧照 | 来自网络

从作品来看,他个人认为《树大招风》(Trivisa,2016)真的很好。但现在香港电影的发展有没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他表示可能谈这个问题还过早。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帮从国外学电影回来的人,好多都做过尝试,就是香港新浪潮。

都会有新气象

当时这些人,像许鞍华、方育平都是刚拍第一部电影。在这第一部电影里,各人又有不同,比如有的是有点资金规模的,有的又看得出是低成本的。大家的行规和生产模式都不同,一帮新的电影人出来拍了一部电影,接着在电影工业里面被发掘。这种事情不新鲜,到了某个年代,每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许鞍华 & 方育平 | 来自网络

如果要跟以前做一个对比,说去年好多新导演出来,有没可能就是79、80年那样的状况。再往以前看也是这样的,香港有国语片,因为一批上海电影被带到香港来,仿佛有一股电影的潮流,都是这种感觉吧。每到一个时候就会有一帮新的人出现,带来一个新气象。

香港电影我们熟悉点,但其实全世界都一样。60年代姑且叫“破旧立新”,那时巴西有新电影,好莱坞也是有新电影啊。再譬如欧洲50年代,戈达尔、特吕弗之类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多虑了,电影就是这样的,不是说好特别的事,稍有动静就要吹吹风,还是老老实实拍着看吧。

做还没人做的事

疯狂拍电影的他,还不忘学习,于2015年获得岭南大学的文化研究博士学位。他研究的题目叫《从英治时期到中治时期,考察香港电影审查制度的变迁》。

为什么选这个研究方向呢?他说起码在他的阅读经验里确实没有这样的研究,或者说专门的书。譬如,就有专书讲美国的、前苏联的审查制度。可能这个范畴里的某些小事情,有人在论文里讲过,但有系统地去谈香港审查制度,那还是没有的。他虽然谈香港,可一谈香港就必定牵扯到中国大陆,所以最终就成了这样一个题目。

九七之前,大陆也很少有专门研究香港电影的。多亏了“回归”这种划时代的节点,才引来一众学者、评论家的关注。

奥利维耶·阿萨亚斯 | 来自网络

但早在1984年,时任《电影手册》影评人的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和夏雷·泰松(Charles Tesson)就去了香港,赶在香港新浪潮的末尾做了《香港特辑》,让欧洲得以对香港电影有所了解。可见,邱礼涛和阿萨亚斯都擅在做还没人做的事。

Pi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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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电影又八卦的小猪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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