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某些电影（雷乃或洪常秀），感受要比弄明白怎么回事更重要。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151天
2017年5月2日 星期二
片名：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1961)，雷乃
南京，家
经过150天时间的“和电影生活在一起”，因为每天都在看2000年之前的电影，感觉就像是活在过去。按照罗伯-格里耶的说法，过去是最有可能的别处。但是坦白说，一旦形成规律或习惯，好多事体会像蒙上了一层灰。即使是别处也将不再新鲜和有激情。所以偶尔也会找一些新东西来看，透一口气。
近一两天，最有欲望看的新片是洪常秀导演的《独自在夜晚的海边》。以我近15年来看洪导作品的经验，这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回了。也许是电影想要捕捉一种痛苦的真实情状。这种痛苦只属于自己，也塑造了自己。电影似乎想要告诉我们，真正的痛苦，是无法言明的，也是他人无法理解的，然而还是在“想尽办法也要说出来”的感觉。就像洪常秀导演以前的作品那样，电影有一种透彻的坦率感，或者就像付东先生说的“诚实感”，但是它也有着更为结实的疼痛感。
在这种心情之下，再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也让被困时间当中的男女主角显得非常痛苦。我在写关于《自由之丘》的文章时，提到柏格森的时间观。从雷乃和格里耶到洪常秀，许多导演都受到柏格森主义关于时间和记忆的观念的影响。格里耶就说，我们的思想比起影像的再现来，有时快得多，有时慢得多。时间在我们的思想中是跳跃的，有时重复、有时倒退、有时总是记录下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格里耶觉得，正是记忆的某个阶段有着纠缠不休、有时空白、又模糊暧昧的区域，而这个阶段才成为我们激情的阶段，我们性命攸关的阶段。
我对《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始终没有特殊的情感，也许它的创作者也拒绝任何情感的投射。当然也不可能阐释它。就像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谈到说，雷乃和格里耶作了有意的谋划，使影片适合“阐释的多重性，即种种阐释都具有同等的可信性”，但我们必须抵抗这种“阐释的诱惑”。我们应该视其为“纯粹的、不可替换的、感性的直接性”。格里耶自己说，看这部影片必须放弃弄清楚来龙去脉的态度，而是跟随眼前的影像、旁白的声音、音乐和剪辑的节奏、跟随着主人公的激情进入电影。
简而言之，它需要且只需要去感受。面对某些电影（雷乃或洪常秀），感受要比弄明白怎么回事更重要。
下面借用一篇，我在2008年2月18号，阿兰·罗伯-格里耶去世之后写的一篇文章，补充今天的观影笔记。
“没有比往昔更有可能的别处了”
据说世界上的许多城市都有叫马里昂巴德的咖啡馆，想来起名字的人都是电影青年——我在上海就曾光顾过一家。无疑，这部电影在很多影迷心里有地标式的意义。
电影是这样的：在一座有着繁复华丽的回廊的建筑里，男人X与女人A相遇。男人告诉女人：一年前他们曾见过，他们一起为庄园里的雕像起过名字；她曾许诺如果再度重逢，就与他一起出走。女人起初不相信，但经不住男人不停复述他们在一起的种种细节；她终于开始怀疑或许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尽管时间和地点、谁都不能确定。
你看，影片里充满着不确定回忆、想像、诉说和怀疑。而它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段落都如梦如幻，显得晦涩、费解、莫名其妙。当我重新看到它的时候，却终于觉得摆脱了思想的包袱：它只需要去看，不需要去想——如同欣赏一座“大理石雕像”（乔治·杜萨尔关于这部电影的比喻）。因为想也无从想起：关于这个故事的所有推测、所有猜想、以及所有抒情都没有意义。又正是如此，你可以毫无边际地推测、猜想、以及抒情，因为它彻底把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长久以来，我们都渴望在银幕上展现的场景和故事里，寻找到一种真实，一种可以让我们信以为真的现实。而罗伯-格里耶在《今日叙事中的时间与描述》一文中告诉我们：任何寻找故事真相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本来就没有“去年”、本来也没有“马里昂巴德”，电影开始放映才有了“去年”、才有了“马里昂巴德”。用他的话说这个爱情故事的长度“不是两年、不是三天，而是一个半小时”。他说，当我们观看这部电影时：我们就是“去年”，我们就是“马里昂巴德”。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里时空的平行、倒置、与交错，仿佛有悖我们的“电影经验”，但实际上它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现实经验”。文艺青年常爱说一句短语“生活在别处”；罗伯-格里耶告诉我们“没有比往昔更有可能的别处了”。我们或许偶尔怀疑过去的真实性，但我们却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真的曾经拥有过去么？——就像别处是相对于此地的想象；过去也不就是相对于此时的想象吗？
罗伯-格里耶在2001年出版了一部新小说《重复》，在开篇引用了一段克尔凯郭尔的话，意思大概是：“重复”与“回忆”是方向相反的同一种运动——人们所回忆的都已经发生过的，是一种转身向后的重复；而重复则是一种向前的回忆。如果用这段话诠释《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倒也十分适用——这部电影用极其华丽的艺术技巧将“重复”与“回忆”并置在一起。而这两种运动不仅构成了我们的爱情，也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