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Cannes】《谈谈科文》:母子情仇铸就的悲剧


在琳恩·拉姆塞的电影中,你总是很难看到明媚灿烂的阳光。处女作《捕鼠人》中,只有在12岁的杰姆斯的梦里,而随后的《默温·凯拉》则是在肆意寻欢的西班牙。不过她入围64届戛纳电影节主要竞赛单元的第三部长篇《谈谈科文》似乎在开篇就一扫往日作品的阴霾。可是她的电影主题并没有因为西红柿节肆意挥溅的血红而表现得更为光明。死亡的抑郁氛围在蒂尔达·斯文顿扮演的女人倒入红色海洋中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谈谈科文》与她之前的两部作品是一脉相承。

《谈谈科文》改编自作家莱昂内·希瑞夫2003年的同名小说,电影(和小说)中揭示的依旧是人性的黑暗面,而死者对于生者的影响依旧是贯穿电影叙事的主线。《捕鼠人》中杰姆斯对同学之死的内疚和默温·凯拉在男友自杀后种种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也得以在《谈谈科文》中延续下来。不同的是,琳恩此次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表达了爱娃(蒂尔达·斯文顿饰)两种迥然不同的复杂心态。她通过顺叙和梦境的结合表现爱娃试图减轻自己在儿子杀人后压在她身上的赎罪感;与此同时,导演又通过倒叙的穿插试图将电影集中于解答“科文为什么杀人”的问题上。

到底是什么才导致15岁的科文如此冷血,射杀了自己的父亲、妹妹,还有自己的同学们?爱娃不解,观众不解。也正因为如此,电影在故事叙事上带有强烈的心理惊悚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琳恩在向自己的精神导师大卫·林奇的一种致敬方式。从极富心机的童年科文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少年科文,他和爱娃之间暗潮汹涌的情仇纠葛令每个两人单处场景的距离中充满了强烈的张力。在校园大屠杀通过爱娃的回忆逐渐明晰之后,之前场景出现的瞎了一支眼睛的妹妹又开始在电影后期的叙述中加入了令人揪心的元素,重现了西班牙导演佐米·科尔特-谢拉(Jaume Collet-Serra)2009年《孤儿》(Orphan)中的精彩片断。可以说,《谈谈科文》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心理惊悚片。

问题还在于,导演琳恩并没有在电影中回答这个贯穿全文的问号。电影最后爱娃对儿子科文的提问时,琳恩很巧妙得使用了正反打的镜头,不管是琳恩的问还是科文的回答,他们面对的都是观众。“为什么?”“我知道,但是我不想说。”科文坚持了全片的冷酷在这瞬间软化下来,他恢复了常态,像是一个作了错事的少年,显得如此无助。而母子的一个拥抱已经让这一切最终成为一个无须解答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怀孕时爱娃对这个不期而至孩子的失望?还是孩子出生后爱娃接近于忧郁症的产后状态?因为与之相对的是爱娃预期而生的正常心态的女儿。但是很显然,这不是导演企图在电影中探讨的婴儿心理学研究范畴,正如导演在《默温·凯拉》中凯拉在男友自杀后表现出的令人看似荒诞的“反道德”行为。面对诸多质疑,导演当时做此回答:”无关道德,只谈如何生存下去。”那么在《谈谈科文》中,导演是不是持同样的姿态。

《谈谈科文》中,演员们出色的表演为这部心理惊悚片增色不少。除了在演技上无须赘叙的英国著名女演员蒂尔达·斯文顿很有可能凭借此片荣等戛纳影后宝座之外,几位小演员也用他们犹如神助的表演演活了分别处于不同时期的变态科文。特别是曾经在《放学之后》(Afterschool,2008年)担任主演的年轻演员埃兹拉·米勒(Ezra Miller),他一扫在《放学之后》角色罗伯特的木讷,将多面科文表现得栩栩如生,既有行凶前在父亲前的装乖卖巧、又有和母亲的针锋相对。而电影中不得不提的还有就是电影背景音乐的运用,和其他电影背景音乐起着角色心理暗示、情节波折提示等作用不同,电影中几乎所有歌曲的运用几乎就是内容的补充,甚至是直接通过歌曲里的歌词来进行叙述。像爱娃走进科文房间里试图寻找他的一些记录,背景音乐是美国摇滚与乐团海滩男孩的《在我的房间》(In my room);圣诞节时父亲送给科文一幅弓箭时,背景音乐是威猛乐队演唱的《最后的圣诞节》(Last Christmas)。这种例子在电影中比比皆是;甚至还采用了中国琵琶演奏的《十面埋伏》和《霸王别姬》来进行场景气氛的渲染。

很显然,阔别戛纳九年之后,当年因为着迷法斯宾德、大卫·林奇和约翰·卡萨隆兹作品而选择导演职业的琳恩·拉姆塞,带着这部别具一格又带有强烈个人特色的《谈谈科文》会继续她前程似锦的戛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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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丹麦,深度影迷分子,曾代表网易、新浪和腾讯参加过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也曾为国内多家媒体杂志提供电影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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