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190 “你在那个年龄,人生就像歌剧。”

最好的喜剧让人更加温柔;最好的悲剧让人变得强大。

娜塔利·伍德(左)、詹姆斯·迪恩(中)和导演尼古拉斯·雷在《无因的反叛》拍摄现场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190天


2017年6月10日 星期六
片名:无因的反叛 Rebel Without a Cause (1955),尼古拉斯·雷
苏州,旅舍

江浙沪下了大半天的暴雨。路上大量的积水,有的如河、有的如湖,我是艰难地从家门口的水潭淌出来赶到火车站。准备前往苏州,在慢书房做一个新书的活动。火车因为暴雨而大量延误,赶时间的乘客们手持着车票,向检票员报目的地名,不分班次地涌上车。当然大家都得站着。虽然有些折腾,但我还觉得蛮有趣,因为这些小意外,短途旅行有了一点喜感。

晚上的交流也很好,大家围坐在一起,像是真正的分享电影和人生的经验,而不是听一个人说应该怎么看电影。之前看《童年往事》的时候,拿出《侯孝贤导演讲座》来,侯导在三天七场讲座的最开头,就讲“电影不是讲的,电影是讲不通的”。对于想做电影的年轻人来说,“电影实际上是要去拍的。”然后又讲“还有一个眼界问题,你一直看,看电影、看周遭的事物”,就会有一个眼界。

但是我昨天还是讲了蛮多,也没有准备,大家反映似乎还行。但我每次讲完总是有一种自我怀疑,觉得关于电影感受的问题,其实很私人、很自由的事,想要别人、更多人形成认同,就不那么有趣了。人就是这样,在自信和自疑之间来回摇摆。电影给人的感受,就像潮汐一样,一时涌上许多力量,一时又会让人觉得无力。

最近几天看关于“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几部影片,几乎都是伴随那种潮汐般的感受。我在慢书房讲了一段《男孩与鹰》,讲到电影让我们认识到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在和社会、在和强权、在和成人世界做斗争。或许我们已经在成长过程中遗忘了,但那种挣扎和痛苦是任何人都经历过的。回到旅社,在夜里看《无因的反叛》。詹姆斯·迪恩在警察局说:“如果有一天,当我想清楚了。不再觉得任何事可耻,觉得我属于某个地方,那么……”忍不住很伤心。他指的就是想到自己长大之后,也会变得和这个世界一样务实、功利、麻木。

最近也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在艰辛的生活中,还要去看这些悲剧。我觉得好的喜剧和好的悲剧都是那些愿意告诉我们真相的作品。最好的喜剧让人更加温柔;最好的悲剧让人变得强大。就像我之前写到过那些电影。

做完讲座之后,感觉说了太多没用的话,看《无因的反叛》时有些提不起精神来,当然尼古拉斯·雷不愧是我最爱的导演之一,拍得还是好得不得了。我尤其喜欢看天文台里讲宇宙的片段,人类在神秘而广袤的星空下的那种孤独感。它也让我想起《一一》里类似的场景。“人类,孤独的存在,仅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在这里我借用我十年前的书《未删的文档》中的一篇文章,如果想要继续阅读的话。另外,我刚巧读到皮革业老师旧文《活得太快,死得太早》里的一段八卦,放在下面。还是八卦比较治愈。

“一个男孩想尽快变成男人”,这是雷在创作剧本时写下的笔记。后来,有个小镇青年看过《无因的反叛》后,决定离开家乡去闯荡,他在自己的歌里写道“要走多少条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唱片的封面上,他穿着和詹姆斯·迪恩一样的牛仔裤和夹克衫,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鲍伯·迪伦。

萨尔·米涅奥和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反叛》中

无因反叛·死于非命

|题记:《无因的反叛》,尼古拉斯·雷伊1955年作品。描写三个被家庭拒绝的孩子吉姆、朱蒂和柏拉图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反叛故事。詹姆斯·迪恩、纳塔莉·伍德、塞尔米·尼奥主演。该片是尼古拉斯·雷伊最著名的传世之作,也是詹姆斯·迪恩最为风靡的电影。

I。
片名:Rebel Without a Cause,意即“反叛不需要理由”。香港翻译为《阿飞正传》,视角从少年出发,(王家卫1990年作品特意借用这个名称);台湾翻译为《养子不教谁之过》,视角从社会着眼。其实不必另辟蹊径,用《无因的反叛》还是比较贴切,自然传递出一种危机和酷劲来。这个名字原先是心理学家罗伯特·林德的日记式心理分析著作的名称,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少年犯罪的。但是尼古拉斯·雷伊没有以这本书为蓝本,而是“要拍一个邻家正常的孩子,即将失控的故事”,以改变“所有的少年犯罪来自贫穷家庭,所有犯罪是由贫穷造成”的误解。《无因的反叛》基本上讲述了纯真、幼稚、无力,失去父亲的庇护新的“垮掉的一代”的故事。

尼古拉斯·雷伊的故事来自他亲自上街头和少年帮派搭讪闲聊。他无法解释拍这部影片的原因,但是他说“我的想法来自报刊杂志,跟孩子、警察、家长,交谈的结果”。雷伊写了三个少年犯罪的故事,其中一个叫《盲目赛车》(The Blind Run),写一群孩子在穆赫兰道旁的隧道中,互相高速对开汽车,谁先掉头谁就是懦夫。在诸多来源现实的故事收集完毕之后(编剧斯图华特·斯坦恩也曾到警察局少年组观察),诞生了这个简单而有冲击力、有说服力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在《无因的反叛》上映前半年,一部主题相似的影片《黑板森林》(Blackboard Jungle)已经引起轰动。这部描写“校园暴力”的电影对摇滚乐的产生带来了巨大影响,影片“将青少年暴力、无政府状态和摇滚乐联系在一起,震撼了美国通俗文化”。而《无因的反叛》和同年代的小说《麦田的守望者》(1951)成为更重要的“反主流文化事件”,引发社会反思的浪潮。

在技术上,1953年刚刚诞生了第一部立体声宽银幕电影《圣袍千秋》(The Robe,亨利·科斯特导演)。但是尼古拉斯·雷伊这位曾经是有机建筑的创始者、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门徒,似乎对宽银幕有着天才一样的构图能力。《无因的反叛》开拍前三天用的是黑白胶片,之后改为彩色拍摄。一种官方说法是:福克斯公司却收回了刚获得的采用cinemascope技术的摄影机,华纳公司决定自行采用彩色cinemascope技术来拍摄这部电影,之前这个技术一直用在史诗电影中。另一种传奇说法是,因为詹姆斯·迪恩在黑白片中的造型比较“鲁钝”,必须穿啡色外套并戴上眼镜,而改为彩色拍摄,他的形象立即突出。

一时之间,詹姆斯·迪恩的造型:白色圆领T恤、红色短身夹克、蓝色牛仔裤,成为全世界年轻人的“理想制服”。实际上,银幕上呈现的一切,都得益于尼古拉斯·雷伊对色彩的高明判断和使用。在特吕弗最后一次访谈中,他提到置景和服装时说只有两个人敢随意使用“原色”(正红、正蓝、正黄),那就是雷伊和戈达尔,因为他们“对色彩有着天生的直觉”,而其它如特吕弗本人这样的导演则只敢使用“中间色”。

詹姆斯·迪恩(左)和娜塔利·伍德在《无因的反叛》片场

II。
在为纪念詹姆斯·迪恩去世50周年而发行的一套DVD中,有一段名为《目空一切的纯真》的记录片。编剧斯图华特·斯坦恩说《无因的反叛》的情绪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尼古拉斯·雷伊对自己身为父亲的职责有极为痛苦的感受;二是斯坦恩对自己身为人子则有着极度的愤怒。但是这部影片的视点,最终放在了少年人身上。影片中当拍到早上吉姆家中祖母、父母、孩子,三代人互相对峙时,用了极不自然的高视点,表现出一种不和谐。这场戏之后,詹姆斯·迪恩穿着那身“理想制服”奔赴“悬崖跳车”的比赛地,剧情亦从这里发展到高潮。

影片的开场是詹姆斯·迪恩在街头醉酒的即兴表演。接着他被带到了警察局,在这里吉姆和朱蒂、柏拉图巧遇。有一个场景,让我们见识到雷伊在宽银幕构图上的厉害,那是这三个素不相识的主人公被安排一个画面内。吉姆在银幕的右上角稍远出,柏拉图和朱蒂在左下方近景,背隔着警察局的玻璃隔墙。接着吉姆走向柏拉图,脱下外套,想要给他披上,而被拒绝。外套在这部影片中是一个“戏眼”,表示友谊和信任。影片中间,朱蒂为睡着的柏拉图盖上外套,表现一种关爱;之后柏拉图在天文馆接受吉姆的红夹克,象征他重新信任吉姆的关心;而最后,吉姆的父亲为他披上外套,则表示了家庭的再次弥合。

关于吉姆父子和朱蒂父女的关系,是推动剧情的关键,尤其是吉姆父亲穿着围裙的戏,这来自编剧斯坦恩自己的亲身经历。父亲在影片中不再是权威,而是受母亲欺辱的小丑,无能、怯懦,尽管吉姆再三追问,也无法给出任何答案。他只能说“十年后你回头看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令人厌烦的家长论调。在警察局中,面对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吉姆就发出了“我快要疯了”的叫喊。这也是“无因的反叛”的先声,所谓“不知所以,只有愤恨。”而朱蒂的反叛(她被抓到警察局,暗示她很可能做了妓女),是因为父亲无法理解她,不能再像幼时那样疼爱她。而柏拉图是整部影片的“催化剂”,它的悲剧气氛由他的死亡营造而出,而他恰恰是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柏拉图来到警察局是因为射杀邻居家的狗,这是剧作上有技巧的一个暗示。

这三个孩子被家庭以不同的方式拒绝了,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组成一个家庭。

III。
《无因的反叛》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雷伊说“当你是个孩子。二十四小时就像整个人生。”这是主人公吉姆到新学校上学的第一天。他的境地是一个“局外人”,并不被接纳,而他渴望这种接纳,因此才会与帮派老大巴兹斗刀。那场天文馆露台上的械斗是一场仪式,是一场舞蹈(实际上演员的每一个动作的确是通过编舞完成的)。在吉姆赢得巴兹喜欢之后,他们依然进行了奔向死亡的“盲目塞车”,巴兹死于非命。比赛前,吉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总得做点什么。”这句话恰当的描述了这些少年的茫然和失落。

天文馆中的“校外教学”是这部影片中最意味深长的戏。斯坦恩加入编剧,是因为华纳公司原先派来的两位编剧都没有看出这场戏中的“宇宙感”,仅仅将天文馆当作是一个场地,而被雷伊开掉了。在斯坦恩的剧本中,天文馆放映的科教片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昭示着最后的悲剧。在无垠的宇宙面前,人类的确显得微不足道,“人类,孤独的存在,仅是一个小插曲而已。”人类在星空下的孤独感,恰好对应着少年在社会面前的孤独,他们被漠视、无助、孤立。这个格里菲斯天文台(Griffth observatory)原先是按照希腊神庙的样式建造,神庙台阶是希腊悲剧排演的地方。所以柏拉图被警察误杀在天文馆台阶上,被称为“死在宇宙神庙的献祭台”。斯坦恩有意识的将故事固定在黎明前完成,这是希腊悲剧经典模式,二十四小时、同一场景,保持着时间和空间的完整性。

吉姆、朱蒂、柏拉图唯一的快乐来自后者被废弃的豪宅,在那里,他们自己组成了家庭。吉姆是父亲、朱蒂是母亲、柏拉图是孩子。斯坦恩在记录片中谈及这一场景,激动地说“小飞侠得以重生,他们逃离,来到理想的地方“永无乡”(Neverland)。神秘、隐蔽充满可能性。我们拥有了彼得·潘、温蒂和失落的男孩——就像歌剧一样”,而导演雷伊说“你在那个年龄,人生就像歌剧。”这短暂的时刻是影片唯一缓慢、松弛的段落。然而很快,少年间的寻仇,让柏拉图误以为自己又被吉姆和朱蒂抛弃了,激动之下,持枪射击,最后被误杀。虽然影片安排了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结局”:吉姆的父亲重新掌控了家庭的局面,他为儿子披上了外套。但是,詹姆斯·迪恩哭喊“救救我”的声音却传得很久很远。

IV。
1930年代,集体剧场(Group Theater)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教授的自然主义表演方法(方法派MethodActing)移植到美国,伊利亚·卡赞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导演。二战之后,卡赞和集体剧场的同学组成“演员工作室”,詹姆斯·迪恩也是其中一员,而尼古拉斯·雷伊曾担任卡赞的助理导演。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反叛》中演出的是“身心具疲、被动的”少年吉姆,他的演出和同是“演员工作室”成员马龙·白兰度在《码头风云》中的表现一起影响了美国电影中的表演方式。

影片里有一场戏,詹姆斯·迪恩躺在沙发上,看到母亲走下楼梯,雷伊用了一个精彩的180度的倾斜旋转的镜头。据说这个镜头是迪恩的想法。在他演出仅有的三部电影时,他都做了厚厚的笔记,他说自己准备不久后做导演。但是就在《无因的反叛》上映前不久,他驾驶着保时捷跑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24岁;1976年,扮演柏拉图的塞尔米·尼奥在寓所停车场遇袭,身中多刀死亡,37岁;1981年,扮演朱蒂的纳塔莉·伍德从自己的游艇上掉进海中遇溺身亡,享年43岁。

《无因的反叛》,就在死于非命中全部结束。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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