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智慧的变通是更好的坚持 ——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嘉年华》文化分析

《嘉年华》剧照|来自网络

在11月初落幕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中,由文晏执导的作品《嘉年华》一举夺得”费穆荣誉单元最佳影片奖“。影片此前便获得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和中外媒体高度评价,中国媒体将之称作是“一部有胆量和质感的电影”,而外国媒体也认为影片从边缘人物的命运,审视了当下的中国社会。此外,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唯一入围的华语影片、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三大重要奖项提名以及亚太电影大奖的入围,都让《嘉年华》毋庸置疑地成为了“2017年最值得关注的华语电影”。一部以“未成年少女性侵害”为题材的影片,影片表现出了导演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同样表现出了中国女导演在男权话语语境下女性意识表达的困惑无力与无所适从。

首先,文晏导演通过设置小米这个性侵案旁观者、目击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此种身份较为隐蔽)角色,彰显了女性的独立诉求,体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小米,在无意中目睹了一场性侵事件并掌握着重要证据后,但却选择隐瞒不报,不向警察交代实情,一来是别有用心想利用视频勒索性侵事件当事人刘会长钱财以达到办理假身份证的目的,二来也是基于个人过往沉痛的经验对国家权力机关的不信任使然。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她先后通过发匿名短信、跟踪刘会长并转交匿名信件的方式以勒索刘会长,这时的她在整个案件中无疑占据着主动地位,并试图以她特有的方式操纵着以刘会长为主导的男性社会,这体现着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和自我主张的表达。正如著名的女权运动的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所说的那样,尽管女人这样一个“与全体人类一样自由而独立的存在,却发现自己在这世界上为男人逼迫,不得不采取‘他者’(the other)的身份”,但透过存在主义所强调的诚实面对自我与处境,勇敢地作抉择,努力改变处境,女人仍然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存在,进而全面参与塑造过去一直由男人所塑造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米最初的所作所为正是女性自我存在并试图“全面参与塑造过去一直由男人所塑造的世界”的女性意识的极大体现。

然而在勒索不成反遭刘会长的爪牙殴打后,小米也曾经屈服于男性和现实的淫威,试图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实现她在此城市长居的心愿,女性在经历一番抗争后似乎又回到了以色事人的原点。正如激进女性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女人的性是为男人而存在,而男人的性并不是为女人存在。”小米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靠“性”、靠向男人出卖肉体才能换取自我的存在,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无论是女性的性别,或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角色等,都是社会不平的的现实给予的,女性是被构造的,没有选择的权力和能力。而这一切让我们感受到文晏导演对社会现实和女性境遇的深刻体察。然而当小米在对镜贴花黄,用前同事莉莉留给她的首饰打扮自己的时候,她忽然醍醐灌顶般意识到如果这次屈从于男人的淫威,充当男性的性工具,那注定今后的人生只能永远充当男性的玩物和附庸,只能重蹈女友被男人玩弄殴打怀孕堕胎抛弃的覆辙。于是她冲出房间,将锁摩托车的铁链砸断,开车逃走。此时,“砸铁链”一段镜头充满了强烈的隐喻象征意义,那是女性对男权社会强加于身上的枷锁和桎梏的挣脱,是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有力抗争,是其重获自由女性自我意识复苏和觉醒的暗喻。

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图片来自网络

从主动试图控制男权社会,再到被人殴打后肉体和精神的屈从,再到此后的觉醒与逃离,小米这一形象承载着导演强烈的女性意识,表达了女性自觉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确立。

但另一方面,梦露这一意象的设置,又折射出导演对女性命运和出路的茫然。影片伊始,便是小米在海滩上仰视巨型梦露雕塑的场景。梦露,作为性感女神,本身就是作为男性“凝视”或消费的客体而存在的,无论东西方,她一直是情欲的化身和女性被物化的符号。英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曾解读了主流电影叙事所制造的以男性中心的“视觉快感”,她认为父权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潜意识常存于此类电影之中,镜头仿佛代表了男性凝视的目光。当梦露的巨型雕塑被安置海滨沙滩时,就暗含了一种男性窥淫的视角,当镜头不经意间拍摄着梦露雕塑的飘舞的裙裾、修长的大腿、涂着红色指甲油的玉足,更是潜隐着男性对女性肉体美色的窥伺、把玩和消费。众多女孩子簇拥在梦露雕塑间拍照留念,又无一不在暗示女性和梦露之间的同构关系,为整部影片奠定了叙事基调。

随着性侵事件愈演愈烈,流离失所的小文来到梦露雕塑下栖息,这时我们赫然发现雕塑的腿部、脚踝处贴满了小广告,肮脏、突兀,而这同样是纯洁少女被玷污被猥亵的隐喻,令人痛心。

影片结尾,当砸断铁链冲破束缚的小米驾车逃逸时,再次在公路上出现了被锯断要拉走的梦露雕塑,作为一个性感尤物,曾是这个海滨城市地标性建筑,如今却被当成“红颜祸水”强行拆除,不知所终,这样的结局似是小米命运结局的诠释。正如有人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造就的。”梦露是欲望的旗帜,消费时代的象征,是男性的窥淫的客体,但同时又是供男人驱遣玩弄的对象,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便成为男性堕落下流的原罪,注定充当男性保全体面的牺牲品,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喧嚣与荒诞的明喻。小米在卖淫前的那一刻女性自我意识觉醒逃离了命运的枷锁,固然获得了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确立,但“娜拉出走之后”结局又该怎样是导演无法回答的问题,开放式的结局和命运不知所终的梦露雕塑让我们也同样感受到小米的前途未卜和困惑迷惘,而这种困惑迷惘何尝不是文晏导演的。影片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女性导演在男权话语语境下女性意识表达的焦灼急切但又力不从心的无奈感。

小文和小米|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影片中小文和小米两个女性角色设所构成的互文关系同样体现着导演浓郁的女性意识。影片对小米的过去仅仅通过小米和律师的对话做过只言片语的交代:15岁,在外流浪3年,去过15个城市,如今想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但是黑户没有身份证等等。她的冷漠、叛逆、世故、狡猾、唯利是图除了因为多年的漂泊经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往经历带给她的巨大心灵创伤。影片通过她在值班无意中看到监控录像中刘会长强行进入两个小女孩房间的一幕时她便紧接着用手机翻拍下来这一细节,便在暗示小米对性侵事件的高度关注和敏感,而在莉莉问她是否是“雏儿”时的过激反应等细节,都在暗示她三年前的离家出走隐约与“性侵”有关。导演含蓄隐蔽的暗示了小米不光是另一起“幼女性侵”案的见证者、旁观者,同时也是一名受害者。而三年前,她恰好就是小文现在的年纪,所以,小文的现在就是小米的昨天,小米的现在就是小文的未来,两个女孩构成了巧妙的互文关系,导演通过小米现在与年龄不相称的世故、叛逆、唯利是图等边缘型人格让我们看到如果性侵案被害人小文得不到正义的伸张和法律的保护,未来将会变成小米现在的模样,由此体现出导演对女性权益的维护,表现出浓郁的女性意识。导演文晏曾这样解读影片片名:“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似的时代,喧嚣之下我们没有时间与耐心去重新审视成长的意义。因此,这部电影是一个假设,也是一个兼具过去、现在及未来时态的提问。”小文、小米、小文母亲三个女性形象也许正是这三种时态的典型人物。

除此之外,影片中其他女性与男性角色设置,也无一不指向导演的女性意识。宾馆前台莉莉戏份虽然不多,但每一次出场却都有所指。第一次出场是描眉画眼涂指甲油,表现出女性以色取悦的特点,而新耳环并非男友所送,更是让我们感受到她的物质和拜金。第二次出现便是在酒场认识一老板,第三次出场是被揍得鼻青脸肿,暗示出男性对物化女的极大不尊重,第四次出场则是堕胎,并留下“我日他祖宗,下辈子再也不做女人。”的感慨。四场戏,揭示出了女性地位的卑微和男性对女性的玩弄与恣意践踏,并成为促成小米最后时刻觉醒反抗的反面教训。

小文的妈妈,婚姻失败后只有在舞厅、香烟、酒精中麻痹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只会指责抱怨的坏家长。在小文遭受性侵后,粗暴的将其美丽的衣服扔掉,将小文长发剪掉,试图消泯小文的女性角色,认为女儿受性侵完全是因为太过招摇所致。诸种行为让我们看到她骨子里长期受到男权思想的束缚,身为女性却自甘卑弱,认同男性的人生价值观,缺少独立人格,难以自我认同,“自觉”地变为客体,处于屈从地位。

史可扮演的律师|图片来自网络

史可饰演的律师阿姨,始终坚守正义,也充满仁爱之心,勇敢挑战由权力编制出的暗网并胜诉维护了小文的权益,但她的藏蓝色西服套装、发髻、干练中性的气质却让我们看到女性性别意识的缺失。在以男人为主导的职场上, 这些个性鲜明迥异、境遇千差万别的女性群像,契合了女孩到女人的完整跨度,不管是女性意识缺失还是性别意识的混乱,她们交织在一起,都成为该片女性主义意识有力的注脚,体现出导演对当下女性生存境遇和命运的思考。

相较之下,影片中的男性就显得更加面目可憎了。马丁·路德·金曾说:“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不公义都是对所有地方公义的威胁。”。一场性侵,就像一面照妖镜,折射出男性形形色色的面目。有色胆包天一手遮天的(刘会长)、有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旅馆老板)、有结党营私徇私枉法的(警察局王队长)、有见利忘义忍气吞声的(另一性侵受害人张鑫鑫的爸爸),有出卖人格颠倒黑白的(医院医生),可以说,全片几乎无一正面的男性形象,人性的丑陋自私卑劣在此得到不动声色又是入木三分的展现。当男性在影片中以此种面目出现在观众视野时,我们分明感受到了文晏导演对男性的嘲笑奚落与失望。尤其是以刘会长、王队长、省级医学专家所代表的男权的“黑暗力量”,最终被女性柔韧、坚定的反抗意识所瓦解并被绳之以法,传统男权社会的男性主导地位最终土崩瓦解,这种对传统男权的消解和颠覆正是现代女性主义精神的体现。

文晏在接受采访时曾说: “我想表达的都已经在这个电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电影里),我做独立电影十年,所以我是不会妥协的,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使这个电影以最完整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但是不妥协不意味着不变通,因为我觉得有智慧的变通是更好的坚持。对于我们来说,所有创作团队的同事来说,让这个电影跟更多的中国观众见面比什么都重要。”文晏坚持以自己的温度、角度和态度来呈现事件,描摹人物,强烈的女性意识令人动容,同样影片所表现出的中国女导演在男权话语语境下女性意识表达的困惑无力与无所适从也更发人深思,或许这也是文晏的一种“变通”吧。

刘强
刘强

文学博士,副教授,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传播影视学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高教委员会影视教育学会会员,山东影视文化学会副秘书长。长期致力于影视理论、影视美学、影视批评研究,曾编著《电影学概论》、《中国影视艺术研究》、《新世纪电影评论》、《电影学论纲》等多部教材及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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