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365 每当我们说再见

南国再见,南国(1996),侯孝贤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365天


2017年12月2日星期六(最终日)
片名:南国再见,南国(1996),侯孝贤
南京,家

时间倒退365天,我在“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的第一天看了《一一》。自从有了这个项目的想法,就有执念,无论如何都要以《一一》开始。然而以什么电影结束呢,这一整年来都没有想。一种偶然,让我在这一年完结之前来到了广东梅县。于是,把侯孝贤作品放到最后,在他的故乡去看就有些顺理成章了。

为什么是《南国再见,南国》呢?好像无论是片名,还是情绪,这个电影都有一种饱满而惆怅的“告别之感”。那种姿态说再见,想来就是头也不回,朝向后方挥挥手。没什么好说的了,却又有千头万绪。

从二十年前到现在,所看的《南国》,没有好的版本,影像都是模糊的,但也挡不住那种人的活力和生命的能量。而且还是那么新,那么现代,有一种独特的呼吸感。有西方人说,这是侯的第二处女作。

《南国》没有什么结构,甚至没有什么剧本和梗概,都是按侯孝贤的现场直觉来走。比如忽然出现绿色的街道、也有红色的路,是高捷戴着绿色墨镜的主观,是林强戴着红色眼镜的主观,侯孝贤说不要拍他们开车,直接出现主观镜头。那是什么意思,好像没什么意思,但就是这样,拍出一种“时间的颜色”来。按侯导自己的话来说,“不是那个时候拍那个时候,有点像是过了很久以后去拍那个时候。”今天来看,完全印证。

看过一段时间“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的读者,大约知道我的习惯是:昨晚看、今早写。我曾经形容看完好电影的感受,就是想一个人在角落里站一会儿,不说话,甚至也不想,让那种感觉在身上沉淀一下。像是接受洗礼一样,在水里浸一浸。要准确地写到那种感觉的话,非隔一段时间不可,至少是一夜。

南国再见,南国(1996),侯孝贤

昨晚看《南国》,今早还是有点懵的。片子真是那么激动人心,基本一个场景就是一个镜头,人的说话行为那么有味道。所谓的调度,不再是一个技术上的名词,完全是在呈现一种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轨迹。但是要就此再说点什么,还是有点懵的。

于是我就回到片名中的“再见”,也是这个项目的“再见”,想起约翰·伯格关于电影的名篇《每当我们说再见》来。文章的名字来自伟大的爵士乐手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Ev’ry Time We Say Goodbye。

伯格开头就写,电影诞生的一百余年前,遍布世界的人们开始频繁地往来,是有史以来未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旅行却是被迫进行的”,难民、移民、游民(或别的名词),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战争的原因,被迫迁徙。于是“再见”,成了时代的印记。而电影的叙事,伴随着这个印记而发生。

想想二十年前的电影所讲述的,再看看我们周遭今天所发生的,不就是这样的“再见的故事”吗?

什么是南国呢,是说台湾岛,无论是之于中国大陆、还是之于统治过它的日本,都是它们的南方。人们生活的土地就像是一种人生的参照。影片里的阿扁从台北南下嘉义,想要讨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小高心怀大陆,想要出走上海去搞名堂。他们原本生活在边缘地带,都想要动一动,去过上稳定的日子。所以南国,又是命运的南国。不断对抗,却始终带着没有归属的漂泊感。

拍完《悲情城市》和《戏梦人生》,侯孝贤是一心想拍“当下年轻人”的。历史三部曲的《好男好女》用了戏中戏,对照新旧两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和归宿。结果等到拍完之后,侯孝贤望着饰演女主人公梁静的伊能静“一身悍然和漠然”,才明白年轻人原来是什么样的。据说朱天文拜托他拍出的“醚味”——梁静回忆里的、戏中戏里的、意识里的“醚味”也荡然无存,有的还是“冷静”。

南国再见,南国(1996),侯孝贤

在《好男好女》参加戛纳的时候,高捷、林强和伊能静住在一座公寓里,关系亲密的不得了,侯孝贤观察到,就据此要拍《南国》。所以《南国》里没有现成的故事,只有三个人物(小高、阿扁、小麻花)的自发性互动。拍得并不顺,侯孝贤一直说在现场觉得“拍不到”那种现代的味道。拍两个月停一个月,再拍一个月停两个月,最后又拍一个月才完。完了之后,觉得是烂片,丢在一边。

最后动手剪,是在重看了戈达尔的《精疲力尽》之后。侯孝贤在新浪潮导演的处女作里面找到了一种人的情绪,就是这种人遇到事,“他不会回头,没有停下来”。于是,按照这个心理逻辑,很快就剪出来。

西方有的评论者说,也许《南国》的故事受到了马丁·斯科西斯的《残酷大街》的启发。这种说法确实“轻浮”。但是读到约翰·伯格文章里写斯科西斯的黑帮主人公查理从一场斗殴中开车逃出来时,大声说:“主啊,我知道今晚事情不顺利,但是我尽力了。”

《南国》的小高不信主,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但这句话“我知道今晚事情不顺利,但是我尽力了”,不也正是他的心声吗。在那一刻,他成了我们所有人中的一员,在命运和情感面前没有更多选择,只能尽力而为。

作为一个冷静、克制、想摆平一切的人,小高在电影中唯一一次失态,是在醉酒后叫喊自己对不住父亲的期许,讲算命的说他命中要过五关斩六将。“我只想开个餐厅啊,为什么还要过五关斩六将。”这句话里,有一个大的苍凉。因为“事与愿违”,就是人生的主题曲。

南国再见,南国(1996),侯孝贤

这么说好像有些悲观。但就像所有的侯孝贤电影几乎都有停电的场面。停得突然(恰到好处),一片混乱,这时有人骂娘,也有人沉默。这无非捕捉住了一个象征:人必将在无序而黑暗中渡过。

好的观众也是创造者,对于好的电影而言尤其是。”——这是我为“和电影生活在一起”所写的第一句话。第一篇观影日志写的是《一一》。这句话对《一一》有效,也对《南国再见,南国》有效。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就这样要结束了。这个结束说不上有多让人喜悦、或者让人感到伤怀。就像《南国》里的收尾,被释放的小高、阿扁、小麻花,开着车一个拐弯就栽进稻田里。这里面既没什么故事性,看上去也真是毫无意义啊。

你知道过去的并不意味着什么。未来也无人知晓。你所知道的只能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得这样尽力地活下去。大概这样的生命才有了一股能量。也只有不忘这一点的人,做出来的电影才可能有点意思吧。

最后回到约翰·伯格的文章,他在结尾中写说:“在电影的天空下,人们明白了他们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们发现了在他们单一的生活之外属于他们的东西。……(电影)为灵魂提供了整全的庇护所。”

从《一一》到《南国再见,南国》,在这样的电影面前,我们能明确感受到一种孤单,同时又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这种感觉大概就是伯格说的“电影是庇护所”吧。


谢谢昨晚陪看的刘音、亚璇、高路,和亲爱的泡泡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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